江西
1915年12月，北京中南海，袁世凯接受帝制请愿代表的拥戴，随后公布洪宪年号。宫门内外看似一片恭顺，真正让他放心的人，却并不多。称帝之后，他仿照旧制大肆封爵，其中六人被列为一等公，都是手握兵权或地方实力的要员。
有意思的是，这份名单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忠臣榜”。袁世凯需要的是各派势力暂时低头，受封者看重的则是军队、地盘和个人前程。爵位刚刚发出，政治风向便开始变化，封赏反而暴露出洪宪政权的根基有多松。
段祺瑞是其中分量最重的一人。1895年小站练兵时，他便成为袁世凯的重要部下，后来长期主持北洋军务，资历、能力和威望都在军中首屈一指。袁世凯下台期间，段祺瑞还曾以兵变传闻牵制清廷，显示出两人的深厚关系。
但到了帝制问题上，段祺瑞没有顺着袁世凯走。据记载，他曾多次登门劝阻，明确表示称帝会引发军政危机。袁世凯仍执意前行，段祺瑞便逐渐退居幕后，对所授爵位也没有积极接受。袁世凯死后，他成为皖系核心，后来又在北京政局中数度进退，晚年居于天津。日本方面曾试图拉拢他重新出山，也被他拒绝。
冯国璋同样出身小站系统，却与段祺瑞的处事方式不同。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率军南下作战，表面听命清廷，实际更看重袁世凯的调度。攻占汉阳之后，他与袁世凯之间已经出现隔阂，只是双方当时都没有撕破脸。
袁世凯称帝前后，尤其提防冯国璋。长江下游的军事部署，使冯国璋感到自己受到牵制；而冯国璋也看出，帝制一旦失败，北洋内部必然重新洗牌。护国战争兴起后，他公开与袁世凯切割。袁世凯去世后，冯国璋曾出任代理大总统，后来直系势力的扩张，正是建立在他留下的政治和军事基础之上。
张勋的情况更特殊。他不是袁世凯的嫡系，而是清朝旧臣。清帝退位后，他仍保留辫发，并要求部下照办，因此得了“辫帅”的称呼。袁世凯需要借助旧派力量稳定局面，张勋又在镇压反袁势力时出力不少，遂被列入一等公。
张勋接受的是爵位，不是袁世凯的个人领导。袁世凯死后，张勋一直等待清室复起的机会。1917年，府院之争激化，他率军进入北京，拥立溥仪复辟，但只维持了十余天，便被段祺瑞组织的讨逆军击败。这个插曲说明，政治同盟一旦失去共同利益，昨日的盟友很快就可能变成对手。
倪嗣冲的上升路径，则更依赖私人关系。其父倪洪曾在袁保庆幕中任事，倪嗣冲早年便与袁世凯相识。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他借此投靠，后来在镇压义和团及武昌起义相关军事行动中表现强硬，逐渐得到重用。
倪嗣冲未必是北洋将领中最有才干的人，却是袁世凯比较放心的执行者。段祺瑞和冯国璋都有自己的判断，倪嗣冲则更少公开违逆。袁世凯需要这样一个服从性较强的地方实力派，封爵便有了现实考量。袁世凯死后，倪嗣冲转而依附段祺瑞，但其部队军纪问题不断，最终随着皖系失势而衰落。
段芝贵的根基又不相同。他早年凭借与袁世凯的特殊关系获得提拔，军事才能并不突出，却在北洋体系中一路升迁。袁世凯在用人上并非只看战功，也看亲疏和听命程度，段芝贵正是这种用人逻辑下的受益者。
袁世凯死后，段芝贵继续投靠段祺瑞。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他担任皖军方面的指挥人员，但临战应变能力受到质疑。皖系失败后，他的政治价值迅速下降，最终离开权力中心，长期居于天津。
龙济光则是南方军政势力中的代表。清末以来，他多次参与镇压革命活动，武昌起义后又在广东坚持对抗革命军。袁世凯掌权后，龙济光转而依附北洋，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曾任广东宣抚使，后来也积极支持帝制。
1916年，广东反袁力量扩大，龙济光奉命进行镇压。可随着护国运动蔓延，袁世凯的统治很快陷入孤立。袁世凯死后，龙济光继续寻找新的靠山，转向段祺瑞一方，待皖系失败后也逐渐退出政治舞台。
六个一等公，六种心思。段祺瑞反对帝制，冯国璋借势自保；张勋忠于清室，倪嗣冲和龙济光更看重现实依附，段芝贵则随局势转向。袁世凯用爵位换来的，并不是一支同心同德的队伍，而是一群在不同算盘上暂时交汇的人。帝制一旦失去军事和政治支持，那些写在诏书上的“一等公”，也就很难再替洪宪政权撑住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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