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广东遭遇严重旱情,东江水位下降,香港供水也受到影响。广州,陈郁接到有关情况报告后,没有停留在纸面上,而是迅速召集人员研究对策。摆在他面前的,不只是一次临时性的供水困难,更是广东如何依靠自身力量解决民生与发展问题。
有人提出从外地调水,也有人主张先采取限量供应。陈郁考虑再三,提出修建东江至深圳的供水工程,把东江水引入深圳,再输送到香港。他说:“水的问题不能只看眼前,要把工程建起来。”这项设想很快上报中央,并获得批准。
工程规模并不小,投资近3600万元,先后有一万多名工人参加建设。陈郁当时已经年过六旬,身体状况并不好,却多次赶到施工现场。工地上尘土飞扬,道路泥泞,他穿着普通衣服查看线路、闸门和施工进度,遇到技术问题便与工程人员一同讨论。
这件事,体现了陈郁处理政务的一贯风格:先摸清实情,再寻找办法;既看局部,也看长远。广东地形、资源和产业基础各不相同,不能照搬其他地区的经验。正因为如此,他到广东后格外重视调查研究,强调经济建设必须同地方条件结合起来。
1958年8月,陈郁奉调广东,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省长。临行前,周恩来总理在家中同他谈话。周总理没有绕弯子,直接说道:“我舍不得你离开,但广东的同志指名要你去,毛主席也批准了。”
陈郁听后回答:“中央决定了,我坚决服从,也感谢广东人民的信任。”这段谈话并非普通的工作交接,背后反映出陈郁在干部和群众中的口碑。他长期负责工业、能源和教育工作,既懂生产,又重视工人队伍建设,广东需要这样一位能够深入基层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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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郁的经历并不平坦。1901年,他出生在广东宝安一户海员工人家庭,幼年丧父,读书时间很短。十一岁时,他到香港谋生,做过学徒,也当过海员。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期间,他积极参加工人斗争,逐渐成为工人运动中的骨干。
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陈郁参与组织和宣传工作。那场持续一年多的斗争,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也推动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广州起义中,他负责筹备和训练工人武装,并率队攻占广州市公安局和监狱,营救被关押的革命者。起义失败后,他转入隐蔽斗争。
1931年,陈郁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他因对当时中央的某些工作提出不同意见,受到压力,随后前往苏联学习。1934年,他被下放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劳动。组织关系一度没有及时转接,他还曾多次写信要求回国参加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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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后来发现这段情况,立即向组织反映。1939年11月,陈郁的处分被取消;1940年2月,他回到国内。多年工厂生活没有消磨他的意志,反而让他更加熟悉设备、工艺和工人管理。这种经历,也成为他后来抓工业建设的重要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郁前往东北,参与恢复煤炭生产、修复工厂和建设后方工业。他不只关心产量,还推动创办工人政治学校,培养技术和管理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燃料工业部部长,面对煤炭、电力和石油工业基础薄弱的局面,着手建立相应管理机构,并深入矿井推广采煤经验。
他常说,工业要发展,不能只靠设备,还要靠人。北京矿业学院成立后,陈郁重视实验室、图书馆和教学设备建设。1957年,有人提出压缩教育经费,他当面批评这种做法缺乏长远眼光。在他看来,技术人才培养见效慢,却决定着工业能不能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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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广东,陈郁仍把这种思路带在身边。他推动轻工业与重工业协调发展,重视广州的对外联系,并支持创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东的工业基础、商业传统和沿海区位,为这些安排提供了条件。他没有把广东简单当作另一个工业基地,而是努力寻找适合本地的发展路径。
东深供水工程建设期间,陈郁频繁往返现场,研究施工方案,协调资金、人员和设备。工程建成后,东江水经深圳输往香港,缓解了当地用水困难,也为广东与香港之间的合作增添了新的基础。那时的陈郁已长期超负荷工作,仍在处理石油开发和地方建设问题。
1974年3月21日,陈郁在广州病逝,享年73岁。去世前一个月,他还曾前往珠江口调研石油问题。这个从海员工人家庭走出的干部,经历过工人运动、革命低潮、异国劳动和工业建设,直到生命末期,手中的工作仍与能源、工业和民生紧紧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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