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跟老伴分床8年，老头半夜敲她门想搬回来

声明：本文系虚构，文中人名、地名均为化名，与现实无关，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勿代入。

听楼上家政说，婆婆跟老伴分床8年，上礼拜老头半夜敲她门想搬回来，儿媳隔天把客房锁换了，钥匙揣兜里，老头睡沙发3个月了，谁也没提

楼道里那股消毒水味儿还没散。

我拎着两袋垃圾下楼，正碰见楼上那个家政阿姨蹲在单元门口抽烟。她五十多岁，姓周，给好几家做钟点工，嘴碎，但不讨人厌。她看见我，把烟往身后藏了藏，又觉得没必要，干脆举着冲我晃了晃。

“扔垃圾啊。”

“嗯。”

她吸了一口，吐出来，看着那烟飘进楼道。

“楼上那家，你晓得吧，三号户型。”

“哪个。”

“就那对老的，七十多了，婆婆跟老伴分床八年那个。”

我摇头，又点头。我其实知道。那老头每天早上六点半准时下楼买馒头，弓着背，塑料袋在手上勒出一道红印子。婆婆偶尔在楼下晒被子，腰弯得厉害，把被面往晾衣杆上甩的时候，整个人像一只折起来的旧伞。

周阿姨把烟屁股摁在台阶上。

“上礼拜，老头半夜敲她门了。”

她说得很平。像在报菜名。

“想搬回来。”

我愣了一下。

“然后呢。”

“然后第二天，她儿媳妇把客房锁换了。”

“客房。”

“老头这三个月睡沙发呢。”

她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灰。

“谁也没提。”

我站在原地，手里两袋垃圾往下坠。三楼那家的灯亮着，窗台上摆了一排绿萝，叶子垂下来，被风吹得晃。我想象那个沙发。想象那个半夜。想象一个七十多岁的男人站在一扇关着的门前，手抬起来，又放下。

周阿姨已经上楼了。她走到一半回头。

“你说这算什么事。”

她没等我答，继续往上走，脚步声一级一级往上叠。

我扔完垃圾，在楼下站了一会儿。

天还没黑透。小区里有人在遛狗，狗绳拖在地上。快递柜的屏幕闪着绿光，一个骑手蹲在旁边刷手机。我看见三号户型的窗户，客厅那盏灯亮着，暖黄色的。老头应该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或者没看。婆婆在卧室，门关着。儿子儿媳在另一间。中间隔着一堵墙，一条走廊，八年。

我回家，开门，换鞋。我媳妇问我怎么去了那么久。

我说，听人讲了个事。

什么事。

楼上那家。

哪个楼上。

就那对老的。

她哦了一声，没再问。她正在切排骨，刀剁在案板上，一下一下。我坐在餐桌前，手机屏幕亮着，什么也没点开。

我其实认识那老头。

不算认识。就是打过几次照面。有一回我下楼扔纸箱，他正蹲在垃圾桶旁边拆快递盒，拆得特别仔细，胶带一圈一圈绕开，纸板叠得整整齐齐。他抬头看见我，笑了一下。

“这个能卖钱。”

“嗯，攒着卖。”

“攒不了多少，一斤八毛。”

他说这话的时候，手上全是灰，指甲缝里黑黑的。他站起来，膝盖响了一声。他扶着垃圾桶站了两秒，才直起身。

“老了，蹲久了起不来。”

我帮他把纸板摞好。他连说了三声谢谢。那三声谢谢说得很重，像欠了我什么。

后来我听说，他退休金一个月三千二。婆婆退休金两千八。两个人加起来六千。儿子在附近一家物流公司开叉车，一个月五千多。儿媳在超市理货，三千。孙子读初中。

这账我算过好几遍。六千加五千加三千，一万四。听着不少。但这一万四要养五口人。要交水电。要买菜。要供孙子上学。要应付人情往来。要吃药。

老头有高血压，婆婆有糖尿病。每个月光药钱就得七八百。

周阿姨跟我说过，婆婆舍不得打胰岛素，换成便宜的口服药，血糖控制得不好，眼睛开始模糊了。

“她跟我说，能撑就撑。”

周阿姨说这话的时候，正在擦楼梯扶手。抹布脏得发黑。她把抹布翻了个面，继续擦。

“我说你眼睛都这样了，还撑什么。她说，去医院就是花钱，钱花完了，人也不一定好。不如省着。”

“省着给谁。”

“给孙子呗。还能给谁。”

我想到那个孙子。瘦瘦的，戴眼镜，每天背着书包从楼道里出来，耳机塞在耳朵里，走得很快。有一回他跟我坐同一部电梯，他一直在看手机，手指划得飞快。电梯到一楼，他头也不抬地走出去。门快关上的时候，他伸手挡了一下。

就这么一下。头还是没抬。

周阿姨在三号户型做了四年。每周去三次。打扫，做饭，有时候陪婆婆去医院拿药。

她说那家的事，我都是听她说的。

她说，分床是八年前的事。起因特别小。老头打呼噜，婆婆睡不着。婆婆说你去隔壁睡。老头就去了。一开始说睡几天。几天变成几个月。几个月变成一年。一年变成八年。

“就这么分开了。”周阿姨说。

“没吵过。”

“吵什么呀，都那么大岁数了。”

“那老头想搬回来，是为什么。”

周阿姨想了想。

“大概是冷。”

“冷。”

“客厅那个沙发，皮都裂了。他睡三个月了。冬天冷。暖气片就在旁边，但他不敢开太大，怕费气。夜里就裹着个旧棉袄睡。你说他图什么。”

我想象那个沙发。皮裂开，露出里面黄黄的海绵。老头裹着棉袄，缩在上面。电视关了，灯也关了。只有窗外的路灯光透进来，照在茶几上那杯隔夜水上。

半夜。他站起来。走到卧室门口。敲门。

那扇门对他来说，其实只有几步路。

但八年没走过了。

他敲了几下。

周阿姨说，婆婆后来跟她提过一句。就一句。

“他说他冷。”

“我说那你让他进来啊。她说，进来干嘛，都这么多年了。我说那你们就这么过。她说，就这么过。”

“那后来锁的事呢。”

“第二天，儿媳妇就换了客房的锁。”

“客房是老头之前睡的。”

“对。他本来睡客房。后来客房堆了东西，他就睡沙发了。儿媳妇说客房要放东西，换了锁。钥匙她拿走了。”

“老头没说话。”

“没说话。”

“婆婆也没说话。”

“没说话。”

“儿子呢。”

“儿子能说什么。他上班累得要死，回来就吃饭，吃完就进屋。他跟他爸一天说不了三句话。”

“那锁换了以后，老头睡哪儿。”

“还是沙发。”

我算了算时间。三个月。九十多天。

一个七十多岁的人，每天在沙发上醒来，膝盖疼，腰疼，脖子疼。他要等所有人都睡了，才关电视。其实他早就困了，但他不能睡。因为客厅是公共的。他要等。等儿子洗完澡，等儿媳收完衣服，等婆婆关上门，等整个屋子安静下来。

然后他躺下。沙发太短，他得蜷着。他不敢翻身，因为弹簧会响。

他以前是工人。周阿姨说的。在厂里干了一辈子。手上全是茧，膝盖也坏了。退休前三年，厂子倒闭，买断工龄，拿了一笔钱。那笔钱给儿子付了首付。

“他说，我爸干了一辈子，手上全是茧，膝盖也坏了，最后呢。”

这是周阿姨转述的。老头喝了点酒，说的。

“最后呢。”

他没说完。

周阿姨也没追问。

我想起我爸。我爸也七十了。他跟我妈也分床睡。没八年，但也有四五年了。我妈说他打呼噜。我爸没说什么。他每天早上去公园遛弯，回来买菜，做饭。我妈洗碗。两个人一整天说的话，加起来可能不到十句。

有一回我回家，看见我爸坐在阳台上，看楼下。楼下有人在打牌，吵吵嚷嚷的。他就那么看着。看了很久。

我说爸你看什么呢。

他说，没看什么。

后来我走的时候，他跟我说，你妈最近睡得不好，你别吵她。

我说好。

我出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他还坐在那儿。阳台上那盆花枯了一半，他没管。

我回到楼上那家的事。

周阿姨说，儿媳妇换锁那天，是礼拜二。她记得清楚，因为礼拜二她不去。她礼拜一三五去。礼拜二那天，儿媳妇休息。她早上起来，把客房里老头的东西收进一个编织袋，放到沙发上。然后叫了换锁师傅。

师傅来了，问换什么锁。

儿媳妇说，这个房间的。

师傅看了一眼沙发上的编织袋，没说话。

锁换好了。儿媳妇把钥匙放进兜里。

老头就坐在沙发上，看着。

“他什么表情。”

“没什么表情。”周阿姨说，“就坐着。手放在膝盖上。”

那天中午吃饭，四个人坐在一张桌上。老头，婆婆，儿子，儿媳。孙子在学校吃。

饭是儿媳妇做的。西红柿炒鸡蛋，青椒肉丝，紫菜汤。

老头吃了两碗饭。吃得很快。吃完把碗一推，说我去楼下走走。

他就下楼了。

周阿姨说，那天下午她去了。婆婆跟她念叨了一句。

“她说，锁换了也好，省得他东西乱放。”

周阿姨没接话。

她擦桌子的时候，看见沙发缝里有一根白头发。她把那根头发捏起来，扔进垃圾桶。

“就一根。特别白。”

我听完这些，有一个礼拜没睡好。

每天晚上躺在床上，都会想到那个沙发。想到老头蜷在上面。想到那扇门。想到那串钥匙在儿媳兜里。想到第二天早上，所有人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起床，洗脸，吃饭，出门。

谁也没提。

我想写点什么。但我写不出来。

我坐在电脑前，打了几个字，又删了。

我打开招聘软件。红点跳出来，九十九条。我点开，全是已读不回。我今年三十五。简历上的年龄栏，我填了三十五。我其实想填三十。但我填了三十五。

三十五岁，在这座城市，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投一百份简历，有十份会回你。十份里有八份是销售。剩下两份，一份要你出差，一个月二十天。一份要你接受降薪百分之三十。

我算过一笔账。

我现在的工资，到手八千。房租两千五。吃饭一千五。交通三百。电话费一百。水电网费两百。给爸妈一千。剩下两千四。

这两千四，要买衣服。要应酬。要存。万一生病呢。万一失业呢。

我媳妇工资六千。她比我稳定。但她也累。她每天早上六点起，晚上八点回。回来就瘫在沙发上。有时候饭都不吃就睡了。

我们没要孩子。

不是不想要。是算不过来。

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少说一百万。一百万。我得不吃不喝十年。

我爸妈催过。后来不催了。他们大概也看明白了。有一次我妈说，你们过好自己的就行。

她说这话的时候，在电话里。声音很轻。我听见我爸在旁边咳嗽了一声。

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在阳台上站了很久。

周阿姨说，三号户型的儿子，以前不是开叉车的。

以前在厂里做质检。后来厂子搬走了，搬到东南亚。他就失业了。失业了半年，找不到活。后来托人介绍，去开了叉车。

“他跟我说过，叉车工现在都要求会电脑。他学了一个月。考试那天，手抖。差点没过。”

“过了吗。”

“过了。但工资比他以前少了一千多。”

“他以前多少。”

“六千五。现在五千二。”

“少了这么多。”

“他说，能有活干就不错了。他们厂，去年裁了三十个。”

三十个。都是四十岁以上的。

他今年四十二。他每天上班，都怕自己被裁。他不敢请假。不敢迟到。不敢跟领导顶嘴。他回家不说话，是因为累。不是身体累。是心里累。

他爸睡沙发。他知道。但他不提。

他能说什么。他每个月给家里交三千。剩下的两千二，要加油，要吃饭，要抽烟。他抽最便宜的烟。七块钱一包。有时候就蹲在楼下抽。抽完再上楼。

有一回周阿姨看见他蹲在单元门口，抽了半包。

她问他，怎么了。

他说，没事。

他站起来，把烟盒捏扁，扔进垃圾桶。

“他说，阿姨，你说人活着图什么。”

周阿姨没回答。

她跟我说，她不知道怎么回答。她自己也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

她今年五十六。老公在老家种地，身体不好。儿子在城里送外卖。她做钟点工，一个月挣三千多。租了个单间，八百。剩下的寄回家。

“我图什么。”

她笑了一下。

“图活着呗。”

我想到我认识的一个姑娘。叫小鹿。二十六岁。去年从公司辞职了。辞职的时候，她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

“我撤了。”

我问她去哪儿。

她说，回家。

她说的家，是南方一个小县城。她爸妈在那儿开了个小卖部。她回去帮忙。

我说你想好了。

她说，想好了。算了一笔账。在城里，一个月房租两千，吃饭一千五，交通三百，社交五百。工资六千。剩一千七。一年存两万。买个厕所都不够。

“回去呢。”

“回去住家里。不用房租。吃饭在家。一个月给我妈一千。帮店里干活。不用挤地铁。不用看领导脸色。”

“然后呢。”

“然后就这么过呗。”

她走的那天，我去送她。她拎着两个箱子。一个装衣服，一个装书。

“书不寄回去。”

“不寄了。卖废纸。”

她站在地铁口，回头看了一眼。

“你说我是不是怂。”

“不是。”

“我就是觉得，再待下去，我会疯。”

她笑了笑。

“我走了。”

她真的走了。后来她在朋友圈发过一张照片。小卖部门口，她坐在一把塑料椅上，脚边趴着一只猫。阳光很好。配文就一个字。

“好。”

我不知道她好不好。但我没问。

有些人撤了。有些人卡住了。有些人被划到圈外。

三号户型那家，谁撤了。谁卡住了。谁在圈外。

老头在沙发上。婆婆在门里。儿子在叉车上。儿媳在超市货架前。孙在教室里。

谁也没撤。谁也撤不了。

我想到一个词。

撑着。

周阿姨说，婆婆跟她说过。

“撑着吧。”

就三个字。她说的时候，眼睛看着别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撑着吧。”

我认识一个跑网约车的。姓陈。四十岁。以前开饭馆。疫情那几年，赔了。欠了二十多万。现在跑夜班。晚上十点出门，早上六点回来。一个月挣八千。还债。

他跟我说，最怕的不是累。是空车。

“空车的时候，你就看着那个计价器，一直是零。油在烧，车在跑，就是没人。你心里慌。”

“慌什么。”

“慌这个月的债还不上。慌孩子的学费。慌老婆跟我离婚。”

他老婆在老家带孩子。他在城里跑车。两个人一个月见一次。

“她不知道我欠这么多。我没跟她说。”

“那她以为你跑车挣钱。”

“对。她以为我一个月能挣一万多。”

“你每个月给她多少。”

“三千。就说剩的不多，要租车，要加油。”

“那债呢。”

“慢慢还。还到死呗。”

他笑了一下。笑起来的时候，眼角全是纹。

“有时候夜里开到一个小区门口，停下来，抽根烟。看着那些楼，那些亮着的窗户。我就想，哪一天我也能有一套。不用大。就一套。”

他把烟掐了。

“抽完了，接着开。”

我坐在他车上，看着窗外的路灯一根一根往后跑。计价器上的数字跳了一下。又跳了一下。

我想到那个老头。他半夜敲门的时候，是不是也像空车一样。心里慌。但不知道跟谁说。

他敲了。门没开。

第二天，锁换了。

谁也没提。

我写到这里，停了很久。

我去厨房倒水。我媳妇还在切排骨。她问我，你写什么呢。

我说，写楼上那家的事。

她说，什么事。

我说，老头想搬回去，儿媳妇把锁换了。

她停了一下。

“那老头现在睡哪儿。”

“沙发。”

她没说话。继续切。

刀落在案板上。一下。一下。

“你说，”她说，“那个婆婆怎么想的。”

“不知道。”

“她为什么不让他回去。”

“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恨。”

“不知道。”

“那是什么。”

我没回答。

我想到周阿姨说的一句话。

“她说，进来干嘛，都这么多年了。”

这么多年了。

八年。两千九百多天。两个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吃同一锅饭，看同一台电视。但不在同一个房间。不在同一张床。

他们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

周阿姨说，婆婆年轻的时候在纺织厂。三班倒。老头在机械厂。也三班倒。两个人错班。有时候一个星期见不了几面。

“那时候穷。但没分。”

“为什么。”

“没地方分。就一间房。吵了架也得睡一张床。背对背。第二天起来，该干嘛干嘛。”

后来分了房子。两室一厅。儿子出生。婆婆带儿子睡。老头睡另一间。

“那时候是为了孩子。后来孩子大了，就习惯了。再后来，老头打呼噜。就分了。”

“就为这个。”

“就为这个。”

“没别的事。”

周阿姨想了想。

“可能有。但没人说。”

没人说。

这三个字，像一块石头。

我想起我妈。有一回她跟我爸吵架。吵得很凶。我妈摔了一个碗。我爸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吭。后来我妈哭了。我爸站起来，去厨房，把碎碗扫了。然后倒了一杯水，放在我妈面前。

“喝点水。”

我妈没喝。但也没再吵。

他们现在还在一起。分床。但在一起。

我不知道那算什么。

我认识一个做养老的。姓刘。女的。四十五岁。在养老院干了十年。

她跟我说，住进来的老人，大部分都是分床的。

“有的是自愿的。有的是被分的。”

“什么叫被分的。”

“就是子女把两张床搬开。说这样好照顾。其实就是嫌他们事多。两个老人住一间，要两张床。护工麻烦。子女麻烦。”

“老人愿意吗。”

“愿意不愿意，谁问啊。”

她说，有一对老夫妻。住进来三个月。老头在男区，老太在女区。每天吃饭的时候，老头会端着盘子去找老太。两个人坐在一张桌上，不说话，就吃。吃完，老头把老太送回房间。然后自己回去。

“后来老头病了。住医院。老太天天问，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们说，快了。其实老头回不来了。他死在了医院。”

“老太知道吗。”

“知道。后来知道了。她没哭。就是吃饭的时候，对面空了。她吃得很慢。有时候吃着吃着，就停下来，看着那个空位置。”

刘姐说，她见过太多这样的事。

“人老了，就像小孩。但没有小孩那么受宠。小孩哭了，有人哄。老人哭了，没人看。”

她点了一根烟。

“我跟你说，我们这行，看多了，心就硬了。不硬不行。你天天哭，哭不过来。”

她把烟灰弹在地上。

“但有时候，还是会难受。就一次。有个老太太，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闺女，我想回家。我说，你家在哪儿。她说，不知道。家没了。”

家没了。

我想到三号户型。那个家还在。儿子在。儿媳在。孙子在。老头在沙发上。婆婆在房间里。

谁也没走。

但家是什么。

我有一天晚上，下楼扔垃圾。看见老头坐在单元门口的台阶上。

他穿着一件灰蓝色的棉袄。手里拿着一个馒头。干啃。

我走过去，叫了一声大爷。

他抬头看我。

“扔垃圾啊。”

“嗯。”

我站在那儿，不知道说什么。

他咬了一口馒头，嚼了嚼，咽下去。

“今天没做饭。”他说，“他们出去吃了。”

“您怎么不一起去。”

“不想去。人多。”

他笑了笑。

“坐这儿挺好。凉快。”

我看着他。他的眼睛很浑，像蒙了一层东西。手背上全是老人斑。馒头屑掉在衣服上，他没管。

“大爷，您睡沙发，腰行吗。”

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又咬了一口馒头。

“习惯了。”

他说。

“习惯了。”

他吃完馒头，把手在衣服上擦了擦。站起来。膝盖响了一声。

“上去了。”

他扶着墙，一级一级往上走。背弓着。影子被楼道的灯拉得很长。

我站在那儿，看着他的影子一点一点往上移。到三楼。停了一下。然后继续。

我回家。我媳妇问我，排骨炖好了，吃不吃。

我说吃。

我坐下来。排骨很香。汤是白的。我喝了一口。

“怎么了。”她问。

“没事。”

“你看着不太对。”

“没事。”

我低头吃饭。脑子里全是老头坐在台阶上啃馒头的样子。

他说的那句话。

“习惯了。”

我想写一个账本。把这家的账算清楚。

老头退休金三千二。婆婆两千八。儿子五千二。儿媳三千。加起来一万四。

支出：

房贷。房子是早年买的，已经还清了。但物业费一年两千。取暖费一年三千。水电煤气一个月四百。一年四千八。电话网络一个月两百。一年两千四。

吃饭。五口人。一个月两千。一年两万四。

孙子。学费加补习班。一年一万五。

药。老头高血压，婆婆糖尿病。一个月八百。一年九千六。

人情。红白喜事。一年三千。

衣服。一年两千。

其他。一年三千。

总计：两千加三千加四千八加两千四加两万四加一万五加九千六加三千加两千加三千，等于六万七千八百。

收入：一万四乘十二，等于十六万八千。

剩余：十六万八千减六万七千八，等于十万零两百。

十万。听着不少。

但这里面，儿子要加油。要抽烟。要应酬。儿媳要买化妆品。要买衣服。孙子要买鞋。要买手机。老头要买馒头。婆婆要买药。

这十万，存下来多少。

周阿姨说，去年存了两万。

“两万。”

“嗯。婆婆说的。说存了两万。留着给孙子上高中。”

“那老头睡沙发，跟钱有关吗。”

“没关。但有关。”

“什么意思。”

“就是，钱不够。所以大家都烦。烦了，就顾不上别的。”

她擦了擦桌子。

“你说要是家里有钱，多一间房，老头也不用睡沙发。是不是。”

“是。”

“但没钱。就一间客房。儿媳妇说，要放东西。你说放什么东西。不就是不想让老头睡吗。”

“为什么不想让他睡。”

“因为那是她的家。她说了算。”

周阿姨把抹布拧干。

“我跟你说，这个家，现在是儿媳妇当家。婆婆老了。老头更不用说。儿子又是个闷葫芦。儿媳妇说了算。”

“那婆婆呢。”

“婆婆不管。她只管自己那间屋。门一关，什么都不听。”

我想起那个换锁的下午。儿媳妇叫师傅来。师傅问，换什么锁。儿媳妇说，这个房间的。

老头坐在沙发上。手放在膝盖上。

他什么也没说。

他能说什么。

那不是他的房子。房子是儿子的。儿子的首付，是他出的。但他出了首付，房子就不是他的了。

他干了一辈子。手上全是茧。膝盖也坏了。最后睡沙发。

我认识一个搞装修的。姓赵。五十岁。他跟我说过一句话。

“我装修了这么多房子，发现一个事。家里谁出钱，谁说了算。出钱的住主卧。不出钱的住次卧。不出钱又没用的，住沙发。”

他说这话的时候，正在贴瓷砖。弯着腰。背上全是汗。

“你别笑。真的。我看多了。老人把一辈子的钱掏出来给儿子买房。然后自己住最小的那间。有的连最小的那间都没有。就睡客厅。”

“那老人愿意吗。”

“不愿意能怎么办。钱都掏了。”

他把瓷砖按下去，拍了拍。

“我跟你说，老人手里一定要留钱。留钱，就有地方住。没钱，就只能看人脸色。”

“你有留吗。”

他笑了一下。

“我给我儿子付了首付。现在我手里就剩十万。我跟我老婆说，这十万谁也别动。留着我们老了租房。”

“你儿子知道吗。”

“不知道。不让他知道。知道了，就该惦记了。”

他站起来，锤了锤腰。

“这买卖亏的。”

“什么买卖。”

“养儿防老。”

他说完，没再说话。继续贴瓷砖。

我想到那个老头。他掏了首付。他养了儿子。他现在睡沙发。

这买卖亏了。

但他没说过亏。他说的是，习惯了。

我认识一个年轻人。叫阿哲。二十八岁。在家待了两年。

他爸妈天天骂他。说他不出去找工作。说他不争气。说他啃老。

他跟我说，他不是不想找。是找了，没用。

“我投了三百份简历。回了五份。两份是骗子。三份让我去面试。面试完了，没消息。”

“那你怎么办。”

“不怎么办。就待着。”

“你爸妈给你钱吗。”

“给。一个月一千。吃饭在家。不买衣服。不社交。”

“那你心里好受吗。”

“不好受。但出去更不好受。”

他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脚边放着一瓶水。

“我算过。我出去上班，一个月挣四千。房租一千五。吃饭一千。交通两百。剩一千三。我干一年，存一万五。我干十年，存十五万。我干三十年，存四十五万。四十五万，在这座城市，买个厕所。”

他喝了一口水。

“那我为什么要干。”

“那你爸妈怎么说。”

“他们说，你们年轻人吃点苦怕什么。”

他笑了一下。

“吃苦。他们那会儿吃苦，能分房。能进厂。能干一辈子。现在呢。吃苦就是消费。你吃完了，什么也没有。”

“那你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先待着。等他们不骂了，再说。”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

“我回了。”

他走了。走得很快。像怕我追问。

我坐在长椅上，看着他的背影。瘦。驼背。像一棵没长开的树。

我想起周阿姨说的一句话。

“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时候难。我们那时候，穷是穷，但有盼头。现在，穷就是穷。”

她说完，又点了一根烟。

“我儿子送外卖。一个月挣六千。房租一千。吃饭一千五。剩三千五。他跟我说，妈，我存不下钱。我说你省着点。他说，我省了。我不抽烟。不喝酒。不谈恋爱。但我还是存不下。”

她把烟掐了。

“你说这怪谁。”

我没回答。

我不知道怪谁。

怪时代。怪社会。怪房价。怪教育。怪医疗。怪养老。怪一切。

但怪完了，老头还是睡沙发。

我有一天晚上，起来上厕所。看见手机亮了一下。

是我妈发来的。

“你爸今天去医院了。膝盖疼。医生说要做核磁。八百。他没做。开了点药回来了。”

我看了看时间。凌晨两点。

我打了几个字。

“怎么不跟我说。”

又删了。

又打。

“钱我转你。”

又删了。

最后我打了一个字。

“好。”

发完，我坐在马桶上，很久没起来。

我想到我爸的膝盖。想到他弯着腰晒被子的样子。想到他在阳台上看楼下的样子。想到他说，你妈最近睡得不好，你别吵她。

我想到那个老头。想到他坐在台阶上啃馒头。

我想到那扇门。想到那串钥匙。

我想到那句。

“撑着吧。”

我回到床上。我媳妇翻了个身。

“怎么了。”

“没事。”

“你妈发消息了。”

“嗯。”

“什么事。”

“我爸膝盖疼。没事。”

她没再问。她太困了。

我躺在那儿。看着天花板。外面有车经过。灯光从窗帘缝里扫过去。

我想起我小时候。我爸带我去公园。他把我扛在肩上。我抓着他的头发。他笑。那时候他膝盖没坏。那时候他还没老。

后来他老了。我长大了。我们的话越来越少。每次打电话，都是那几句。

“吃了吗。”

“吃了。”

“最近怎么样。”

“还行。”

“注意身体。”

“好。”

挂了。

我有时候想，我们之间隔了什么。是时间。是距离。是那些没说出口的话。

就像那扇门。

我写到这里，又停了。

我去阳台抽烟。我其实不常抽。但今天晚上想抽。

我点了一根。烟雾飘进夜色里。楼下有猫在叫。快递柜的灯还亮着。有一辆网约车停在路边，没熄火。

我想起老陈。那个跑夜班的。他现在应该还在路上。空车。或者有客。计价器跳着。

我想起小鹿。她应该在小卖部门口。抱着猫。看星星。

我想起阿哲。他应该在家。躺着。刷手机。他爸妈应该睡了。

我想起周阿姨。她应该在她那个八百块的出租屋里。睡着了。

我想起老头。他应该还在沙发上。蜷着。裹着棉袄。

那扇门关着。

钥匙在儿媳兜里。

谁也没提。

我抽完烟。回到屋里。我媳妇已经睡着了。呼吸很轻。

我躺下。闭上眼睛。

但睡不着。

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个画面。就是那个老头，半夜站在卧室门口。手抬起来。停在那儿。

他没敲。

或者敲了。

周阿姨说敲了。

但我总觉得，他可能只是站着。站了很久。然后回去了。

回到沙发上。

躺下。

等天亮。

天亮以后，他下楼买馒头。塑料袋勒在手上。弓着背。一步一步。

然后回来。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电视里在播什么，他不知道。

他只是坐着。

谁也没提。

我第二天早上出门，在楼道里碰见那个老头。

他正往下走。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个馒头。

他看见我，笑了一下。

“上班啊。”

“嗯。您买馒头去了。”

“嗯。今天馒头好。热的。”

他举了举袋子。

“你要不要一个。”

“不用不用。”

“拿着吧。我买多了。”

他硬塞给我一个。馒头很烫。隔着塑料袋，烫手。

“谢谢大爷。”

“谢什么。”

他往下走。我往上走。

我走到三楼，回头看了一眼。他已经走到二楼了。背弓着。膝盖响了一声。

我站在那儿，手里攥着那个馒头。

烫。

我上了楼。开门。换鞋。

我媳妇问，谁给的馒头。

“楼上大爷。”

“他人挺好。”

“嗯。”

我把馒头放在桌上。坐下来。

馒头冒着热气。

我看着它。

看了很久。

然后我站起来。出门。下楼。

老头已经不见了。单元门口空荡荡的。只有台阶上，留着一小块馒头屑。

我站在那儿。

风从楼道里灌出来。有点凉。

我掏出手机。点开我妈的对话框。

我打了几个字。

“爸的膝盖，还是去做个核磁吧。钱我出。”

我看了很久。

然后我删了。

我又打。

“我周末回去。”

我又删了。

最后我打了一个字。

“好。”

我发完，把手机揣兜里。

我站在单元门口。风一直吹。快递柜的灯还亮着。有人来取快递。柜门弹开。那人弯腰，拿出一个箱子。抱着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

我想，今天要不要给老头买个垫子。

沙发的垫子。

软的。

我站了一会儿。

然后我转身，上楼。

我走到三楼。三号户型的门关着。里面没有声音。

我站了一下。

然后继续往上走。

回到我家。

开门。

馒头还在桌上。

已经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