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六十的王昌龄返乡途中遇害,凶手临刑求饶,张镐追问:王昌龄的亲人,又由谁来奉养?
年近六十的王昌龄,没有倒在安史之乱的战场上,却在返回乡里的途中,死在了唐朝自己的官员手里。杀他的人叫闾丘晓,当时任亳州刺史。
01
开元十五年,王昌龄考中进士。对于一个长期靠读书寻找出路的人来说,榜上有名,意味着此前的用功终于有了一个看得见的结果,接下来可以离开应试的日子,进入朝廷所安排的官员生活。
那时的唐朝正处在开元年间,朝廷的制度运转,地方有地方的长官,京城有京城的衙署。许多读书人愿意在这样的天下里求取功名,并不只是为了穿一件官服,也盼望自己所学能够用在实际事情上。
王昌龄写得一手好诗,后来又中宏辞科,做过校书郎和汜水尉。前一种工作与书籍典册有关,后一种则需要面对地方事务,两处位置很不一样,他却都真正经历过。
在整理书籍的地方,文字可以一字一句地校订,遇到不妥,改过便是;到了县里,要处理的是人,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案牍背后有人着急,有人争执,办错了也不会像写诗那样,再换一个字就能解决。
一个人中了进士,不等于往后的升迁已经排好。任用、考核、同僚关系、长官的看法,都可能改变他的去处,才华受到称赞,与官场上获得更大的信任,也不是一件事。
王昌龄在诗坛的名声逐渐起来,在官场却没有走出一条同样顺畅的路。他没有因为诗写得好,便成为掌握重权的宰相,也没有把边塞诗中熟悉的将士与战阵,直接变成自己的军队。
很多人认识王昌龄,是从一句已经流传很广的诗开始的。认识以后,才发现作者原来只是个小官,手里的职责有限,见到上司仍要依规办事,要调往哪里,仍需服从朝廷任命。
这种处境,后来一直跟着他。名声可以使朋友愿意接待,可以使文人愿意谈诗,却不能使每一次贬谪都停下来,也不能使他在危险时多出一层可靠的保护。
02
王昌龄的行迹中,有许多离开与相逢。赴任要走,受到贬斥要走,拜访朋友同样要走,朋友也各有去处,一次见面之后,下次何时能够再坐在一处,常常没有人能说定。
孟浩然与他有交情,知道他的才华,也知道他在仕途上遭遇的难处。王昌龄将赴岭南时,孟浩然曾写诗相送,诗里没有替远行者描绘一条轻松道路,反而把病痛、忧虑和相隔千里的惦念都写了进去。
孟浩然自己求仕也并不顺利。他曾到京城,希望得到任用,后来仍回到襄阳,既懂得读书人的抱负,也懂得抱负落空以后,日子还是得继续过。这样的朋友,送别时不需要说太多漂亮话,便能知道对方为什么难受。
孟浩然也曾面对一个能够改变处境的机会,韩朝宗约他一起进京,想为他向朝廷推荐。约期到了,他却正在与故友饮酒,有人提醒,不要误了同韩朝宗说定的事,他仍不肯离席,最终没有赴约。
这一回,韩朝宗生气离开,孟浩然也没有后悔。对他来说,正在眼前的朋友相聚,竟比尚未落实的推荐更让他不愿舍弃,一个很容易被旁人归为不懂进退的决定,便这样改变了他与仕途的关系。
王昌龄受到贬斥,孟浩然没有顺利进入朝廷,两人的难处并不全然相同,却都知道,读书成名以后,仍然要在自己的性情与外界要求之间作出选择。旁人看见结果,有人惋惜,有人批评,做决定的人却还要带着这个结果继续生活。
两人在诗文上的往来,给远行留下一些能够携带的东西。官府文书告诉王昌龄应该去哪里,朋友的诗则告诉他,在那个需要离开的地方,还有人记得他,也愿意为他的处境叹息。
唐代文人的交往,并不总发生在高堂大宴中。江边、驿舍、客居之处,都可能有一段谈话,写下一首相赠的诗,离别时带走,到了另一座城再拿出来读,相见的日子便又回到眼前。
王昌龄与辛渐相交,也留下了送别名篇。他在润州送辛渐北归,写到寒雨和江水,写到平明送客,看上去只是一次分别,却已经把分别后可能发生的问候提前想到了。
诗的末尾提到洛阳亲友,说明他的名字和那些议论,仍会随着朋友回去。远行者不可能跟着每一条消息走,也不可能到每个听过传闻的人面前说明自己,只能托相熟的人,把自己的心意一并带去。
“一片冰心在玉壶”,便是在这样的交往里留下来的。后人常记住其中清白自守的意思,辛渐当时带走的,却也是一位朋友愿意坦然相告的话,写诗的人仍要赶路,归去的人仍要面对熟人的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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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人们把王昌龄称作王江宁,与他在江宁的任职有关。对后来的读者来说,这个称呼很自然,仿佛名字后面接一处地方,便能把一位诗人辨认出来;对王昌龄自己来说,那里却是曾经要应付公事、过日子的地方。
在县里任职,不能只靠一首诗让所有事情都安排妥当。地方上的钱粮、文书、治安,各有具体的程序,小官既要照应自己负责的事务,又要接受上级的要求,日常生活并不全由自己的性情决定。
王昌龄并非处处能够让官场满意。史书用“不护细行”形容他,这几个字很简略,没有留下一份完整的过失清单,却说明他的行事与外界对官员的期待有过冲突。
对熟悉他诗的人而言,他的文才足以使人敬重,对考核和议论他的官员而言,才华却不能代替所有规矩。两种看法同时存在,他受到欣赏,也遭到贬斥,出现在朋友笔下的,是一个被远远送走的诗人。
殷璠编选《河岳英灵集》时,把王昌龄列入其中。这部选集收录开元、天宝间诗人的作品,评语与篇章放在一起,读者翻开书,先看编者怎样看这个人,再看他的诗究竟好在哪里。
在选集的序言里,殷璠还说明,若名声与实际才华不相称,即使权势很大,也不会收入。他想从许多作品中选出真正值得留下的诗,并不打算把官场上的显贵名单,照搬成一本诗集。
王昌龄因而在书中有了位置。一个不在高官之列的人,在这样的编选中可以凭诗受到肯定,官位低并没有使他的篇章排到所有人之后。京城与地方衙署外,还有一群人在按诗的好坏,认真谈论他的名字。
殷璠肯定王昌龄诗歌的格调,也为他晚年的遭际叹息。不是等到人死了,才有人忽然发现他有才,在他仍然奔波时,同代人已经知道,这是一位值得认真阅读的诗人。
选诗所看的是诗,任官所看的是另一套事情。王昌龄在选集中可以与名家并列,在官署里却仍需按照自己的品秩行事,这使他的声名和生活始终有一段距离。
距离越大,送别诗里的离愁便越容易被人理解。读者看见的只是几句江雨、孤山,写诗的人却要收拾物件、辞别熟人,带着一个又一次改变的职务,到下一处地方重新开始。
唐人小说《集异记》里,还流传着一则旗亭画壁的故事。故事中的王昌龄、高适、王之涣,在一个下雪的日子到酒楼饮酒,碰巧听见乐人演唱,于是临时拿所唱诗篇的多少,来比一比三人的诗名。
第一首唱的是王昌龄的送别诗,过了一会儿,又唱到他的一首宫怨诗,他便两次在墙上作记号。高适也有诗被唱出,王之涣暂时没轮到,却仍满怀自信,把最后一位歌者的曲子,当成了自己取胜的机会。
果然,那位歌者唱起了王之涣的诗,三人一阵欢笑,乐人问明缘故,才知道旁边坐着的,正是歌词的作者,最后又请他们同席饮酒。故事里的诗人,不需要官服和随从来介绍自己,听到熟悉的句子,便足以让大家认出才华。
这是诗坛传下来的趣谈,带着小说的热闹与夸张,也使后来的读者多了一种认识王昌龄的方式。长途赴任之外,他还被人想象成能够与朋友围炉、听歌、比诗的人,名篇在书里受人称赞,在故事中也有人愿意唱。
04
龙标的任命到来以后,王昌龄走得更远了。龙标在今天湖南洪江一带,唐代的官员从中原或江南前往那里,需要经历漫长行程,到达之后,也不能立即把从前熟悉的生活搬过去。
一个地方在地图上只占很小位置,真正住进去,才会知道日常有哪些不同。说话、饮食、气候、往来方式,都要慢慢适应,公事又不能因为新任者不熟悉而停下,到了衙门,便有应当处理的事务。
县尉要参与地方上的追捕、治安等差务,职务不高,事情却未必少。王昌龄在这里生活,并不是每日只需对着山川吟诗,诗之外还有官员身份,官员身份之外,又有年纪渐大的身体。
他曾在江边与人相聚,也写过龙标生活中的送别。当地山水进入了他的诗,却没有使远方的朋友从诗里消失,亲近的旧人仍在别处,眼前能够见到的人,则有眼前的来去。
李白听说他被贬,写了一首寄给远方的诗。开头是杨花和子规,接着便提到龙标经过五溪,短短几句,把这个听到消息的人,与那个已经远去的人连在了一起。
李白没有办法替朋友改变任命,也不能立刻走到龙标,于是把愁心托给明月。这样的心意很直接,朋友去了很远的地方,月光却还能照过去,自己不能相送,便希望在诗里陪他一程。
王昌龄不只在一首寄诗中得到同情,孟浩然的送别、辛渐带去的问候、殷璠选入书中的篇章,都说明他的交往仍在。朝廷把他放到了远县,诗坛并没有因此把他的名字抹掉。
可龙标终究是一处需要长住的地方。一次相聚可以让日子好过一些,一首来诗可以让人宽心,明天该办的差务、下个月需要的衣食,却仍然要在这里解决。他在这种生活中渐渐变老,后来又听见北方传来的战乱。
05
天宝十四载,安禄山起兵。原先属于边地军镇的问题,很快变成朝廷必须面对的大乱,洛阳失守,潼关又失守,唐玄宗离开长安,众多官员也突然失去了原来能够正常上朝、奉命办事的环境。
王昌龄写过边塞诗,诗中的将士远在关外,中原的人可以在相对安稳的生活里,想象他们的辛苦。到了这时,京城也不再安稳,许多原先只从诗里读离别的人,开始真正收拾东西逃难。
长安之外,各处地方的情况不同。有的城池受到进攻,有的尚未陷入战事,却已需要组织兵力、转运钱粮,甚至接纳从北方而来的人。一个州郡是否能够平稳,常常要看官员肯不肯承担这些突然增加的事情。
唐朝并不是完全没有力量,困难在于,力量散在不同地方,需要重新调动到一起。有兵的人如果只想守住自己的兵,有粮的人如果只顾自己的城,其他地方即使反复求援,也不容易等到真正的支援。
张镐就在这场变化中进入了朝廷的重要位置。他早年读经史,曾从吴兢学习,来到京城以后,一度并不显达,饮酒、鼓琴、与人来往,也过过不知道何时能够被任用的日子。
不过,懂得经史也并不自然等于懂得作战。宰相房琯曾自请领兵,想替肃宗收复京城,军中用了许多儒生作参佐,又采用战车相连的办法组织军阵,希望依靠自己的安排打开局面。
到了真正交战时,事情没有按他所想的发展。叛军顺风放火,驾车的牛受到惊扰,人畜一同陷入混乱,唐军在陈涛斜一带遭到惨败,房琯只能收拾残部,回到皇帝面前请罪。
这场失败使朝廷付出大量兵员,也提醒了那些希望凭书中办法解决眼前战事的人。一个古代战法,在书里可以讲得很清楚,真正使用,却还要面对风向、火攻、士卒与对方的动作,不肯考虑这些,才学也可能把人带进危险。
房琯仍有名声,也有朋友愿意为他说话,损失却已经不能重来。肃宗需要能够提出意见的人,更需要有人懂得把军队带到该去的地方,命令如何落实,兵粮怎样接上,都比席间的一段高论更加迫切。
后来杨国忠听说他的才能,将他推荐入仕。推荐他的这个人,自己并没有走过马嵬之变,张镐则在玄宗西行时步行跟随,又被派往肃宗所在之处,前后经历了唐朝皇权在战乱中的重新安排。
肃宗听他论事,逐渐加以任用,张镐成为宰相,又兼河南节度使,统理有关军事。他从读书人走向军政事务,不再只是提出意见,而要把命令发出去,让不同地方的人实际行动。
在肃宗身边,张镐还做过一次劝谏。当时宫中延入不少僧人,设立内道场,佛事的声响传到外面,他认为,皇帝想求国家安稳,最先该办的,是使百姓能够得到照顾,使政事与风俗向好的方向变化。
他把这些意见直接说给肃宗,没有因为皇帝已经安排了道场,便把话全部压下去。战乱中的百姓需要衣食,需要安顿,朝廷需要把人组织起来,宫中的祈福不能替代这些日常政务,国事仍需有人逐件办理。
肃宗接受了这次意见。张镐的劝谏能得到回应,也使他有机会进一步参与军政,他在皇帝面前主张照顾百姓,到了前线要求共同救援,两处事情实际相连,朝廷要照顾的人,也在那些被围困的城池里。
王昌龄与张镐,原本各自走在不同的仕途上,一个长期在小官的位置上辗转,一个在危局中得到重任。后来将他们连起来的,并不是一场饮酒唱和,而是一桩已经发生的命案,和一场没有及时赶到的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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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王昌龄因世乱返回乡里。对于已经上了年纪的人来说,远县生活原先就不容易,北方局势再变,家乡到底如何,旧日联系能否延续,便都成了需要作出决定的事情。
他离开龙标后,面对的道路已经不同于过去。任职时期,人可以按着已有安排前往,兵乱发生以后,道路是否通畅、地方由谁控制、哪一处还能够接续行程,都可能随着消息变化。
沿途的危险也不全来自叛军。人口流动多了,地方紧张了,官员的处置便更加重要,一位长官肯按规矩办事,旅人就多一点可以依靠的秩序,一位长官任意行事,原本经过此地的人也会陷入危险。
王昌龄遇到的,正是后一种情形。他被闾丘晓杀害,死在唐朝地方官手中,诗人的归乡路没有被敌军的阵地拦到最后,却被自己所属朝廷的官员彻底截断。
闾丘晓对他有所忌惮,是《唐才子传》留下的说法,但具体起因并没有详细展开。能够看清的,是一位有权处置地方事务的官员,把一个没有军队、没有城池的诗人杀掉了。
王昌龄的诗名,到了这时没有变成护身的东西。他早年通过考试进入朝廷,在地方做过许多年的官,到了闾丘晓所掌握的地方,却仍不能凭这些经历确保安全,一个杀人的决定,已经足以使他的往后人生全部消失。
此事发生之后,前线的战事仍在继续。王昌龄没有机会再回到龙标,也没有机会在江宁与旧友重逢,那个经常在送别诗中出现的人,终于没有了下一次离别之后的相见。
闾丘晓却还在自己的官位上。杀掉一个诗人,并没有使他立刻失去手中的权力,直到张镐发出的军令到了面前,他才发现,自己对别人可以任意处置的习惯,并不能使所有上级也照着自己的想法办事。
07
当时,睢阳已被叛军围困。张巡与许远共同守城,承担的不只是保住一处城池的任务,这里牵动江淮方向的安全,叛军若能顺利往南推进,朝廷所依靠的钱粮与区域秩序便会受到更大威胁。
许远原本地位在张巡之上,却肯把指挥的重任交给张巡,自己配合办理。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候,他没有因为官位高便事事争先,也没有因城中还来了一个能干的人,便只顾维护自己的体面。
张巡此前在雍丘抗敌,到了睢阳仍继续组织守御。能战的人要守城,能够办理后方事务的人要尽力支撑,两人在同一座城里各负其责,叛军围攻时,并没有从这种配合中找到一个可以轻易拆开的口子。
但是,城内的合作不能无限代替城外的援助。粮食吃完了,就必须有新的粮食进来,人员消耗了,就需要更多人支撑,再精细的安排,也不能使已经不足的东西凭空增加。
张巡派人向外求援,求援的消息送出以后,守军仍需继续作战。城外的长官可以考虑出多少兵、走哪条路,城里的人却在每一次等待中消耗体力,今天勉强能够站起来的人,过些日子未必还能像原先那样守住城墙。
张镐听到危急消息,加快行军,并向有关军队发出命令,要求共同救援。睢阳的困难,需要放到整个战局中办理,各处军队协同向前,才能使守军此前争取的时间发挥作用。
同样是唐朝官员,许远能够把实际用兵交给合适的人,闾丘晓面对上级调遣,却傲狠不从。他不肯及时响应,城内的人便继续等不到他,朝廷名义上的同一套官职,并没有自然带来同样的责任心。
最终,睢阳陷落。张巡被杀,许远被俘后也未能生还,到了张镐赶来,城已经陷了三日。消息送到、命令发出、军队赶到,中间每一处拖延,都已经不能再用一句稍后办理补回来。
08
张镐召来闾丘晓,要处理的首先是军令问题。上级要求援救,地方长官却不听调遣,事情已有严重后果,若到了这时仍然放过去,再发一份命令,也很难让其他人相信这份命令必须执行。
朝廷正在用人,并不等于每一个掌握兵力的人都可以随意开价。一处城池苦守,附近军队不肯动,别的守军便会看见,朝廷让他们坚持,却未必能使应当救援的人承担责任,这种后果会一直传到下一场战斗。
闾丘晓原先能够在自己的地方决定别人怎样过关,到了统帅面前,自己却需要接受处置。官位没有消失,身份仍是唐朝官员,可延误的事情已经无法改变,睢阳也不会因为他的身份便重新回到守军手里。
张镐决定将他处死。到了这一步,闾丘晓提出家中还有亲人,希望得到宽赦,他想保住的已经不再只是官位,而是自己的性命,过去足以使旁人听命的身份,此刻不够用了。
张镐在这时说出了王昌龄的名字。闾丘晓杀人之后,王昌龄不再能面对他,名声也无法向他索命,可在一个有权追究的人面前,旧事又回到了眼前,不能因为时间过去便当作没有发生。
“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这句问话没有给闾丘晓留下只谈自己难处的余地。他要求为亲人留命,此前杀害诗人时,却没有给诗人留下同样的机会,前后放在一起,求情的话就站不住了。
闾丘晓默然,随后被杖杀。张镐没有靠一场盛大的表演,替死去的人安排一个虚构的重逢,能够做到的,是不让一个既杀人又误事的地方官,继续凭手中权势逃开责任。
王昌龄的生命已经无法挽回,睢阳的守军也已经不能复生,处置仍有它实际的分量。地方官得到权力,原本是要替朝廷办理事情,若只把权力当成自己的方便,最后便必须面对由这些决定造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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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张镐没有因为这次处置,便从此在朝廷中一路顺利。收复两京以后,唐朝仍然面对没有彻底平定的战事,怎样对待归降的叛军首领,又成了新的难题。
史思明表示归顺,朝廷希望尽快安定局势,接受一个有实力的人,似乎可以减少许多战斗。张镐却判断,这种归顺是局势不利时作出的选择,若把重要权力继续交给他,后面还会留下隐患。
他将自己的看法密奏肃宗,又提醒朝廷,滑州防御使许叔冀也不可靠,遇到严重局面,可能改变立场。对于刚刚经历战乱的朝廷来说,这些判断不好听,收复失地以后,人总愿意相信局势已经走向安定。
张镐的奏言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经过有关地方的宦官,又在皇帝面前称赞史思明、许叔冀忠诚,说张镐缺少经营军政的才能,皇帝听进了这些意见,他被罢去宰相,改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
一位刚在前线要求地方官听命的统帅,回到朝廷的任用关系中,也无法保证自己的意见必然被采纳。他可以把看法写清楚,可以反复提醒,最后是否接受,却不在他的手里。
后来史思明和许叔冀果然再叛,张镐的判断得到验证,朝廷又重新起用他。一个人被称为不懂事机,并不意味着他的判断真的错误,一份当时被忽略的奏言,到了后来,往往要付出新的战事才能证明。
张镐此后仍经历任用与贬斥,代宗时又出任地方长官,继续处理军政事务。他并不是完成王昌龄一案以后便退回书斋,也不是永远被皇帝信任的一个人,战乱留给他的工作,还远未结束。
这段经历使他当年的处置更有分量。知道官场关系复杂,仍然要办该办的事,知道手中掌握兵力的人不好约束,仍然要追究延误军令,若一切只按谁更难得罪来办理,王昌龄的死与睢阳的失陷,便都可能被轻轻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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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昌龄生前已经有诗被编入选集,也有诗送给朋友,留在不同地方。他的作品不是到死后才忽然出现,殷璠的编选与旧友之间的传抄,使那些文字早已离开作者的案头,进入别人的阅读与记忆。
这也是他死后诗篇仍能流传的原因。一个人的归程可以被截断,已经传出去的诗却不会因此同时消失,别人仍可读到江上送别,读到边塞明月,也能读到一个远地小官对自己的坚持。
《唐才子传》后来记录他的遭际,把诗才、贬谪、遇害与张镐追问放在一起。读者认识王昌龄,因而不只有几首名篇,还知道写诗的人曾过怎样的日子,又怎样在乱世中失去了性命。
被称为名家以后,人很容易只剩下一张画像和几个评价。王昌龄却不只活在评价里,他考过试,任过官,写过送给朋友的诗,去过远县,也曾想在年老时回到乡里,每一步都要真正走过道路。
闾丘晓在那条路上,夺走的是一个仍然有事要做、有人要见的人。诗人遇害,使朋友少了一次相聚,使唐朝少了一个原本仍可能写下新诗的人,也使一个地方官的任性,成了后来再也遮不住的罪责。
张镐说出王昌龄名字时,诗人才终于在凶手面前重新有了分量。此前不能护住他的名声,到了能够追责的人手里,成为一项必须回答的旧事,闾丘晓却已经找不到回答。
后来的人还在读王昌龄,往往先读到他的好诗,才听见这个不好的结局。那位将愁心托给明月的朋友,也没有在诗中想到,龙标之外的一段归程,会被唐朝自己的官员截断。
王昌龄没能平安回去。可从殷璠的选集,到诗友留下的相赠,再到张镐那一句追问,他生前所写的诗,他曾与人有过的交情,都没有随着闾丘晓的杀人决定,一同被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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