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滥情、盗墓，也并非科学家，为何能当中科院首任院长？

一个写《天狗》的人，为什么坐上中国最高科学机构第一把椅子？这件事乍看别扭。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作出任命：郭沫若为科学院院长。

桌面上摆着的，不是显微镜，不是试管，也不是数学手稿。

是一个文学家、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的履历。

更扎眼的是，往后几十年，围着郭沫若的骂声一直没断过：婚姻复杂，定陵发掘受人诟病，本人也不是自然科学家。

可偏偏，第一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就是他。

这不是一个“科学家当院长”的故事。

这是新中国刚成立时，怎样把一盘散乱的学术力量重新拢起来的故事。

郭沫若二十多岁时，最先闯出来的不是学术名头，而是一团火。

一九二〇年，他写《天狗》：“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

第二年，《女神》出版。

那时新诗刚起步，旧格律还压在纸面上。郭沫若把句子拆开，把情绪放大，把一个青年人的狂飙写进白话诗里。

他不是只会写诗。

一九二八年以后，他旅居日本多年，桌上换成了甲骨拓片、金文材料、古史札记。

纸很薄。

字很硬。

那些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残辞，被他一片一片拿来读。他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等书，后来被列入“甲骨四堂”之一。

这四个字，分量不轻。

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名字并排放在甲骨学史里。郭沫若靠的不是诗人的热闹，而是古文字和古史研究上的硬功夫。

一九四八年，中央研究院选出第一届院士，郭沫若在其中。

这一步，常被后来的骂声盖住了。

骂声也不是空穴来风。

郭沫若的婚姻生活，确实留下了太多伤口。原配张琼华，是旧式包办婚姻里的女子；日本妻子佐藤富子，中文名郭安娜，和他有过长期共同生活；抗战回国后，他又与于立群结合。

这些名字摆在一起，很难让人轻轻放过。

张琼华在四川老家守着郭家的门户，岁月一层一层压下来。佐藤富子带着孩子留在日本，后来又经历战后困顿。于立群陪郭沫若走过后半生，也承受了家庭内部的沉重阴影。

私德上的裂缝，是真裂缝。

可科学院院长那把椅子，当时看的不是一个人的婚姻账本。

一九四九年的中国，刚从战火里走出来。旧有的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以及各类研究所，需要接收、整合、重建。

实验室要人。

研究所要经费。

留在大陆的科学家要安置，海外学人要争取，国家还要尽快建立自己的最高科学机构。

这时候，院长不只是“最会做实验的人”。

他还得能压住场面，能和各路学者说上话，能在政府、文化界、学术界之间来回协调。

郭沫若恰好站在这个交叉口上。

他有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名望，有古史和古文字研究的学术身份，有长期政治活动经验，也有抗战时期组织文化工作的经历。

抗战爆发后，他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担任《救亡日报》社社长，后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任职。

一九四四年，他写《甲申三百年祭》。

这篇文章后来被列为整风学习材料。一个史学文本，进入了现实政治的学习场景。

这就是郭沫若身上最特殊的地方：他不是单科专家，却能把文学、史学、政治动员和文化组织连在一起。

中科院初创时，副院长名单也说明了问题。

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等人，都是各自领域的重量级人物。郭沫若坐在院长位置上，并不意味着他比这些自然科学家更懂地质、气象、物理。

他管的是一座新机构的门面和总盘。

真正的科研，要靠那些科学家去做。

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郭沫若后来最受争议的一件事，是明定陵发掘。

一九五五年十月，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张苏等人联名提出发掘明长陵的建议。后来没有先动长陵，而是试掘定陵。

一九五六年五月，定陵发掘开始。

地宫打开后，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合葬墓重见天日，大量丝织品、器物、冠服出土。

可当时的保护技术跟不上。

有些文物离开地下环境后迅速变色、脆化。后来又遭遇特殊年代破坏，损失成了中国考古史上绕不过去的一页。

骂郭沫若“盗墓贼”，情绪可以理解，但这个词并不准确。

定陵不是私人盗掘，而是国家批准下的主动考古发掘；错误也不是郭沫若一人拍板造成，而是当时学术判断、保护条件和制度观念共同留下的教训。

这教训很重。

重到后来中国文物界形成了一个基本态度：帝王陵墓、名人墓葬，不鼓励主动发掘，除非是抢救性发掘。

郭沫若身上的矛盾，就卡在这里。

他推动过现代诗。

他研究过甲骨文。

他组织过文化抗战。

他也参与过后来被证明代价惨重的定陵发掘。

一个人被后世反复争议，往往不是因为他只有一张脸，而是因为几张脸都是真的。

一九五八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办，郭沫若出任首任校长。

那所学校从一开始就带着科学院办大学的特点，瞄准的是国家急需的尖端科技人才。

郭沫若不可能亲自教核物理，也不可能替学生推公式。

但他能把“科学”写进一代青年的公共想象里。

一九七八年三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郭沫若已经八十多岁，身体很弱，提交了书面发言。

里面那句“这是科学的春天”，后来传得很远。

几个月后，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郭沫若去世。

北京前海西街十八号院里，书房还在。桌案、书架、手稿、题字，后来成了郭沫若纪念馆的一部分。

再看那把科学院院长的椅子，答案其实不神秘。

新中国初建时，需要一个能代表文化权威、学术资历、政治认同和组织能力的人，把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一道纳入国家建设轨道。

郭沫若不是典型自然科学家。

但他当时是最适合承担“开局者”角色的人之一。

他的一生，不能用一句“伟大”抹平裂缝，也不能用一句“渣”抹掉学术和历史位置。

前海西街的院门关上，屋里留下的不是显微镜，而是一摞摞古文字稿纸和科学院首任院长的任命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