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催收的砸门声还没停，医院的电话又来了。
我蹲在药店柜台底下，把网贷短信删了又响，响了又删。
我妈推门进来，手里捏着一张照片，说这人年薪两百多万，就是一年只能回来一次。
咖啡店里冯高朗黑瘦寡言，我把照片推回去：“一年见一次，跟守活寡有什么区别。”他没接照片，从包里抽出一张对折的纸。
笔搁在纸上，他手背有道旧疤。
我签了。因为那张纸最后一条写着：若女方提出离婚，以上条款继续执行三年。这世上没人会为一场交易留后路，除非他根本没打算占便宜。
01
药店的日光灯嗡嗡响了一整天。
我正给货架补货，手机震了。
县医院透析科的电话，护士语气客气，话不客气：“杨婉婷，你爸这周的费用还差一千二，最迟明天。”
我说知道了，挂断。
一千二。
我工资三千八，扣掉社保到手三千五。
房租水电八百，我爸的药费固定支出两千，剩下七百是我和我妈的生活费。
这个月才过了一半，药店的提成又泡汤了。
柜台后面的电视在播新闻，说今年经济下行，县城好几家厂子倒闭。
我盯着货架上的药盒，感冒灵、阿莫西林、降压片，每一盒都像是钱堆出来的。
我爸以前总说，药这东西，吃得起是药，吃不起是命。
他这辈子最怕的就是拖累人。
下班回家，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半个月，物业说灯泡要等厂家发货。
我摸黑上到三楼，脚底踩到什么湿乎乎的东西。
借着手机屏的光一看，防盗门上被人泼了红漆，歪歪扭扭三个字：还钱。
我深吸一口气，推门进去。
周俊达缩在沙发角，左眼眶青了一块，嘴角也破了皮。
我妈蹲在地上给他擦药，酒精棉签碰到伤口，他嘶了一声。
我爸在里屋咳，一声接一声，像要把肺管子咳出来。
“又来了？”我把包扔在鞋柜上。
“三个人，说要打断他的腿。”我妈头也没抬，“你弟借了网贷，连本带利滚到八万了。”
八万。我一个月七百，要攒将近十年。
周俊达闷声说：“姐，我本来想跑外卖还的，可电动车也被他们扣了。”
我没理他，进厨房烧水。水壶呜呜响，盖住了客厅的沉默。我妈跟进来，从围裙兜里掏出一张照片，放在灶台上。
“郭姨介绍的。冯高朗，三十三，海外工程公司，年薪两百多万。”
照片里是个黑瘦男人，站在戈壁滩的风机下面，笑得牙齿白得晃眼。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一年回来一次。
“一年回来一次？”我把照片拍在灶台上，“妈，你是嫁女儿还是卖女儿？”
我妈眼皮都没抬，拿抹布擦台面。“你爸下个月要换肾，医院说先交十万押金。你弟的债，八万。你自己算算。”
我算过。我每天都在算。算到半夜睡不着，算到月经三个月没来，算到站在药店柜台后面突然喘不上气。
“你郭姨说了，这人不抽烟不喝酒，不赌不嫖。就是工作特殊，得驻外。”我妈拧开水龙头，水哗哗淌，“你爸当年也在山西干过工地，知道这种活。”
里屋传来我爸剧烈的咳嗽，接着是呕吐声。我妈跑进去，我听见她喊“老杨老杨”，声音发抖。
我跟进去，我爸趴在床边，地上一摊血。他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手背上全是针眼，青紫一片。他看见我，嘴张了张，没说出话。
我妈突然跪下了。
膝盖砸在水泥地上，咚的一声。她仰头看我，眼睛红得吓人：“婉婷，妈这辈子没求过你。就这一次。”
周俊达站在门口，捂着脸哭。一米七几的小伙子，蹲在地上像个小孩。
我把照片攥在手里，边角扎进掌心。照片上那个黑瘦男人还在笑，牙齿白得刺眼。
“明天见一面。”我说，“但我不签。不管那张纸上写什么，我都不签。”
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忽然想起小时候的事。
我爸年轻时在山西包过工地，一年到头不回家。
有一年回来，整个人瘦了一圈，夜里经常做噩梦，梦里喊一个名字。
我那时才七八岁，躲在门后，听不太清。
我妈捂住他的嘴，说“别喊了，人都没了”。
后来我爸就不去山西了，改在县城周边打零工。再后来，身体垮了，尿毒症。他这辈子没攒下什么钱，倒是攒了一身的病。
02
见面约在县城唯一一家咖啡店，叫“时光”，开在步行街二楼，生意冷清。我故意迟到了十分钟，推门进去，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男人。
黑，瘦，比照片上还黑。穿着深蓝色夹克，拉链拉到最上面，像是怕冷。面前摆着一杯白开水，没动过。
我走过去坐下。他抬头看我，眼睛很亮，眼尾有细纹，像是常年在太阳底下眯着眼。
“杨婉婷？”他声音低，带点沙哑。
“嗯。”
他把菜单推过来，我没接。他也没再让，自己也不点，就那么坐着。空气里飘着速溶咖啡的甜腻味，墙上挂着褪色的风景画，画框歪了，没人扶。
“我就直说了。”我双手交叉放在桌上，“一年回来一次，我接受不了。我爸妈身体不好，我弟也不省心，家里离不开人。”
他没接话，从脚边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抽出一张对折的A4纸，推到我面前。
纸是打印的，宋体，四号字，行间距很宽。
我低头看。
第一条：婚后每月给岳父母两万生活费，按月支付，不设期限。
我的手指停在纸面上。
第二条：周俊达安排进公司驻外项目，年薪十八万起，包食宿。
第三条：父亲杨秀兰换肾费用由男方全额承担，包括术后抗排异药物。
第四条：婚前房产加女方姓名，房产位于县城锦绣小区。
第五条：婚后女方辞去现有工作。
第六条：若女方提出离婚，以上条款继续执行三年。
我看了两遍。第三遍翻到背面，那里有一行手写的字，钢笔写的，笔画很重，力透纸背。
“钱干净，人干净。”
我盯着那六个字看了很久。咖啡店放着一首老歌，旋律耳熟，想不起名字。窗外有电动车经过，喇叭刺耳。
“钱从哪来？”我问。
“工资，补贴，分红。”
“你图什么？”
他没回答。把笔帽拧开，黑色签字笔搁在纸上，笔尖朝着我。
“你爸认识我爸。”他说。
就这一句。然后他又沉默了。
我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
年薪两百万，一年回来一次。
每月两万，一年二十四万。
弟弟年薪十八万。
父亲换肾，手术加后期，少说三十万。
这套房，县城锦绣小区，一平五千，一百平就是五十万。
加起来，第一年他得往外掏一百多万。
就算他年薪两百万，税后能剩多少？他自己不过日子了？他图什么？
“你爸是谁？”我问。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终只说了三个字：“山西的。”
山西。我心头一跳。我爸年轻时在山西包工地，干了三年，后来突然回来，再也不提那边的事。我妈问过几次，他都不说。
“你爸叫什么？”
“冯海波。”
这个名字我没听过。可不知道为什么，念出来的时候，舌尖发苦。
我拿起笔。笔杆是凉的，手心里全是汗。我想起我妈跪在地上的样子，想起我爸吐的那摊血，想起周俊达眼眶上的青紫。
可我也想起我爸夜里喊的那个名字。海波。冯海波。是不是同一个人？
我看了冯高朗一眼。他依然没什么表情，手放在桌面上，手背那道旧疤很明显，像是被什么烫过，皮肤皱成一团。
“如果我签了，”我慢慢说，“你能保证这些条件都兑现？”
“能。”
“如果我以后想离婚呢？”
“条款继续执行三年。你不用担心。”
我把笔尖落在纸上。签名的地方在最后一页右下角，留了很大一块空白。我写下“杨婉婷”三个字，笔画有点抖。
他收回纸，折好，放回信封。然后站起来，把椅子推回桌下。
“明天去领证。”他说，“我后天走。”
我愣了一下。“这么快？”
“项目上催得紧。”
他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时停了一下，回头看我，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最终只是点了点头，推门出去了。
我坐在原地，看着对面那杯没动过的白开水，杯壁上凝了一层水雾。
那天晚上回家，我妈问我怎么样。
我把协议的事说了，省去了最后那六个字，也省去了“冯海波”那个名字。
我妈听完，手抖得拿不住筷子，碗掉在地上，碎成几瓣。
“怎么了？”我问。
她蹲下去捡碎片，手指被划了一道口子，血珠渗出来。她像是没感觉，只低着头说：“没事，手滑。”
我看着她。她的肩膀在抖，很轻，但一直在抖。
03
领证那天是周三，民政局人不多。冯高朗穿了一件白衬衫，领子挺括，像是新买的。我穿了件粉色外套，我妈非要我穿的，说喜庆。
拍照的时候摄影师让我们靠近点。
冯高朗往我这边挪了半寸，肩膀碰到我的肩膀，隔着衣服能感觉到他身上的温度。
他身上的味道很淡，像是肥皂，没什么特别的。
签字，盖章，红本子递到手里。前后不到二十分钟。
出了民政局，他在路边站了一会儿。那天阴天，风很大，吹得他衬衫下摆翻来翻去。他从兜里掏出一张银行卡递给我。
“生活费每月一号到账。密码是你生日。”
我接过来，卡是新的，还带着塑料膜的味道。
“我后天走。”他说，“房子钥匙在物业，你直接去拿。”
我点点头。想说点什么，又觉得没什么可说的。我们之间隔着一层东西，说不清是什么。像是雾，看得见摸不着，但一直在。
他拦了辆出租车，拉开车门前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挺复杂的，我说不上来。然后他上车走了。
我站在民政局门口，手里攥着结婚证和银行卡，风把头发吹得满脸都是。旁边一对刚领证的小年轻在自拍，笑得很大声。
第二天我去物业拿了钥匙。
房子在锦绣小区六楼，电梯房，两室一厅，装修简单但干净。
客厅摆着一套灰色布艺沙发，茶几上放着一盆绿萝，叶子蔫了，我浇了水。
主卧衣柜是推拉门的，打开的时候滑轨有点涩，发出吱呀一声。左边挂着几件男装，深色夹克、工装裤、两件白衬衫。右边是空的，等着我挂衣服。
我正要关上衣柜，看见最里面挂着一件旧工装，卡其色的，洗得发白，领口磨出了毛边。和旁边那些整齐的新衣服格格不入。
我把它取出来。料子很硬，像是很多年前的款式。领口绣着一个字，针脚细密，绣的是“冯”。
口袋里什么都没有。
我翻过来看，内衬的接缝处鼓着一块，像是塞了东西。
我顺着缝线摸过去，在衣领内侧发现一个暗袋，缝得很隐蔽，不仔细摸根本发现不了。
里面是一张照片，对折了两次，展开后折痕处快要断了。
黑白照片，边缘泛黄。
两个年轻男人站在一个工地前面，背后是脚手架和水泥搅拌机。
左边那个瘦高，戴着安全帽，笑得露出一口白牙。
右边那个矮一些，壮实，一只手搭在左边那人的肩膀上。
我翻到背面。背面用圆珠笔写着：1999.7.14，山西。
1999年。那年我两岁。我爸从山西回来，整个人瘦了一圈，夜里经常做噩梦。
我盯着照片上那个瘦高的男人。眉眼熟悉，笑容也熟悉。那是我爸。年轻时候的我爸。
旁边那个搭着他肩膀的人，脸圆一些，眼睛不大，但笑得实在。他安全帽的帽檐上，隐约能看见一个“冯”字。
我把照片翻过来又翻过去，看了很多遍。
那天下午我回了趟娘家。我妈在厨房做饭，我爸在里屋睡觉。我站在厨房门口，把照片的事说了。我没提冯海波的名字，只问认不认识照片上的人。
我妈手里的锅铲停了一下，就一下。然后继续翻菜。
“多少年前的事了，记不清。”
“妈，你看清楚，这是我爸。”
她关了火，转过身来。手上全是油，围裙上沾着酱油渍。她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照片一眼，然后走到水池边洗手，洗得很慢。
“你爸当年在山西包工地，手下人不少。那么多年了，谁记得谁。”
“冯海波呢？”我问。
水龙头还在哗哗淌。我妈关了水，拿毛巾擦手，动作很慢。她没看我，盯着毛巾上的花纹。
“不认识。”
三个字，说得很轻，很平。然后她端着菜出去了，再没提这事。
那天晚上我住在娘家。半夜起来喝水，经过我妈房间，门缝里透着光。我凑近听，她在打电话，声音压得极低。
“……他知道了吗……你确定……郭姐，当年那事……不能让孩子知道……”
我站在门外，手里握着水杯，杯子里的水一口没喝。
04
父亲的手术安排在一个月后。
冯高朗那边把钱直接打进了医院账户，押金交了，排期也定了。
我妈在医院走廊里接到通知的时候，手一直在抖，嘴里念叨“好人有好报”。
我说不清心里什么滋味。钱是到了，人没到。冯高朗在电话里说项目上走不开，只说了句“手术顺利”。
手术那天我在医院守了八个小时。
出来的时候医生说很成功，排异反应小，后续按时吃药就行。
我妈哭了，蹲在手术室门口的地上，哭得站不起来。
周俊达扶她，自己也抹眼睛。
父亲转到普通病房，醒过来第一句话是“花了多少钱”。我说你别管钱的事，他说“不能欠人家的”。
我没接话。欠不欠的，已经欠了。
周俊达那边也安排好了。
冯高朗公司的人事打了电话，让他月底去省城培训，下个月出发去非洲项目。
周俊达接到电话的时候愣了半天，然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出来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姐，我会好好干。”他说。
日子好像一下子顺了。
父亲术后恢复不错，周俊达去了非洲，家里只有我和我妈。
我按冯高朗的要求辞了药店的工作，搬到锦绣小区的新房住。
每月一号，卡上准时到账两万，雷打不动。
可我心里那根弦一直绷着。
那件旧工装我没扔，叠好放回了衣柜。
照片我拍了照存在手机里，没事就翻出来看。
1999年7月14日，山西。
我爸，冯海波。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一天收拾书房，我在书桌最底下的抽屉里发现一部旧手机，老款翻盖的，屏幕碎了，充上电居然还能开机。
相册里存着十几张照片，大部分是工地现场。
翻到最后，有一张截图。
是一则新闻网页的截图。标题写着：“山西吕梁某工地发生塌方，一死一伤，包工头杨某失踪”。日期是1999年7月15日。
7月14日拍的照片，7月15日塌方。
我爸7月14日还和冯海波勾肩搭背，7月15日工地就出了事。一死一伤，死的是谁？伤的是谁？我爸为什么“失踪”？
我把手机翻来覆去地看。
屏幕碎了，有些字看不太清，但“一死一伤”四个字清清楚楚。
截图下面还有一段评论，只有一句话：“那个姓杨的包工头跑了，听说拿了不少赔偿金。”
我关掉手机，坐在书房的地板上。窗外天已经黑了，对面楼的灯一盏盏亮起来，有人在阳台上收衣服，有小孩在哭。
手机屏幕暗下去，映出我自己的脸。
我想起我爸夜里喊的那个名字，想起我妈说“不认识”时候的表情，想起冯高朗在咖啡店里说“你爸认识我爸”的语气。
我拨了冯高朗的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我又打了一遍，还是没人接。
第二天郭荷香来家里送请柬。她儿子下个月结婚，请我妈去吃酒。郭荷香是介绍人，五十出头，圆脸，说话嗓门大，笑的时候眼睛眯成一条缝。
她坐在沙发上嗑瓜子，我妈在厨房切水果。我端茶过去，装作随口问了一句：“郭姨，你跟我妈认识多少年了？”
“哎哟，三十多年了。”郭荷香嗑了一地瓜子皮，“你妈在纺织厂的时候我们就一个车间，后来你爸去山西，我也跟着去了，在工地食堂做饭。”
“山西？”我手一紧。
“是啊，那时候你爸包工地，带着一帮老乡。冯海波就是其中一个，带班的，人实在，干活一把好手。”她叹了口气，“可惜了。”
“可惜什么？”
郭荷香张了张嘴，看了厨房一眼。我妈端着果盘出来，郭荷香的话就咽回去了，抓起一块苹果咬了一口，说“甜”。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给冯高朗发了条信息，问他什么时候回国。他过了很久才回，就两个字：“快了。”
我不知道他说的“快了”是什么意思。
05
罗英韶回国是在三个月后。郭荷香张罗了一桌饭，说给罗英韶接风，顺便让我认识认识冯高朗的同事。地点在县城老菜馆，包厢里一股油烟味。
罗英韶三十五岁，比冯高朗矮半头，圆脸，爱笑，说话嗓门大。一落座就张罗倒酒，说“高朗那小子让我带东西回来，吃完饭给你”。
酒过三巡，罗英韶脸红到脖子根。郭荷香和我妈在聊家常，我坐在罗英韶旁边，给他倒茶。他摆摆手，又灌了一杯白酒。
“婉婷啊，”他舌头有点大，“高朗在那边苦得很，你别怪他不回来。”
“我知道。”
“你不知道。”罗英韶摇着脑袋，“那小子省得不像话。一个月花不到两千，住板房，吃食堂，连件新衣服都不买。去年分红被扣光了，他找公司预支了三年工资，签了对赌协议。我劝他别签，他不听。”
我手里的茶壶停在半空。
“对赌协议？”
“嗯。”罗英韶又灌了一杯，眼睛发直，“项目要是安全干完，钱就补回来。要是出事故……抚恤金加保险，刚好够还清他预支的那些。你说他图什么？”
罗英韶说到这儿，忽然停住了，像是意识到说多了。他拿起筷子夹菜，手在抖，夹了三次才夹起来。
“罗哥，”我压低声音，“他预支的钱，都花哪了？”
罗英韶不看我，把菜塞进嘴里，嚼了半天。“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他放下筷子，看着我。醉眼朦胧，但眼神里有东西，像是同情，又像是犹豫。
“你爸换肾的钱，你弟的工作，你家的生活费，都是他出的。你以为他图什么？他爸叫冯海波，你爸叫杨秀兰。1999年，山西。你自己回去问你妈。”
他说完就趴在桌上不动了，像是醉过去了。
我坐在那里，包厢里很吵，郭荷香在讲笑话，我妈在笑，服务员进进出出。可我的耳朵里嗡嗡响，什么都听不清。
1999年，山西。冯海波。杨秀兰。
我掏出手机，翻出那张照片。两个年轻男人站在工地前，勾肩搭背。左边是我爸，右边是冯海波。照片背面写着1999.7.14。
第二天的新闻截图：一死一伤，包工头杨某失踪。
一死。死的是谁？
我猛地站起来，椅子往后一倒。我妈和郭荷香都看我。我说我有点不舒服，先走了。
回到家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把那张照片和对赌协议的事翻来覆去地想。
罗英韶说冯高朗预支三年工资，签了对赌协议。
项目出事故，抚恤金刚好够还清。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冯高朗在拿命赌。赌赢了，钱能补回来。赌输了，命没了，钱也刚好够还我家。
他为什么这么做？
我给我妈打电话。响了三声她就接了，好像一直在等。
“妈，”我声音很平，“冯海波是谁？”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长到我以为她挂了。
然后我听见一声抽泣。很轻，很压抑，像是憋了很多年。
“婉婷，你回家来。”我妈的声音哑了，“妈都告诉你。”
06
我连夜回了娘家。我妈坐在客厅里，没开大灯，只开了茶几上一盏台灯。她的脸在灯光下半明半暗，眼窝深陷，像是老了好几岁。
我爸在里屋睡着，呼吸很轻。术后恢复得不错，但人还是虚，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睡。
我妈面前摆着一个铁盒子，生了锈，像是饼干盒。她打开盖子，里面是一叠发黄的纸，几张黑白照片，还有一封信。
“你爸当年在山西包工地，”我妈开口了，声音很慢，“带了二十多个老乡过去，冯海波是带班的，比你爸大两岁。两个人关系好，吃住都在一起。你爸那人你知道，嘴笨，心实。冯海波活泛，会来事，工地上都服他。”
她从盒子里拿出一张照片，和我在衣柜里找到的那张一模一样。
“1999年7月14号，下了场暴雨。工地旁边是个山坡，土松了，半夜塌方。你爸和冯海波在坑道里检查支护。泥石流下来的时候，冯海波把你爸推出来了，自己被埋在里面。”
我妈的声音在抖。她停了一下，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手在晃。
“挖出来的时候人已经没了。你爸跪在泥地里，磕头，磕得满脸是血。冯海波最后一句话是‘老杨，我儿子还小’。”
我攥着那张照片，手指收紧。
“后来呢？”
“后来你爸发誓，说冯家的事就是杨家的事。他给冯海波家里汇了钱，说好每个月寄。可那时候工地出了事故，甲方跑了，赔偿金迟迟下不来。你爸自己垫了不少，家里揭不开锅。你奶奶病重，你才两岁，我一个人带你，天天哭。”
我妈的声音越来越低。
“后来赔偿金下来了，你爸拿到手，没给冯家寄。他拿那笔钱还了债，剩下的开了个小卖部。再后来我们搬了家，换了号码，和山西那边断了联系。”
“冯海波老婆呢？”
“沈玉芬。那时候冯高朗才七岁，刚上小学。”我妈的眼泪掉下来，砸在铁盒子上，“你爸不是没想过还，可钱越拖越还不清，人越拖越没脸见。一年拖一年，拖成了心病。他夜里做噩梦，喊冯海波的名字，喊了二十年。”
我坐在那里，浑身发冷。
“冯高朗怎么找到我们的？”
“郭荷香。”我妈擦了把脸，“她一直在山西和这边跑，认识冯高朗。冯高朗长大后查到了当年的事，没来找我们算账，托郭荷香带话，说想见一面。郭荷香跟我说了，我没敢告诉你爸，也没敢告诉你。”
“所以他给的那些条件……”
“他不要赔偿。”我妈摇头，“郭荷香说，冯高朗原话是‘我爸救人是自愿的，我不拿这个要挟谁。但杨叔当年答应的事，我得替他做完。杨家的日子过不下去，我搭把手，两清’。”
两清。我在心里念着这两个字。
“你爸知道吗？”
“不知道。”我妈捂着脸，“他昏迷的时候喊过冯海波的名字，我听见了。可我从来没跟他说过冯高朗的事。我不敢。”
里屋传来我爸翻身的声音，接着是一阵咳嗽。我妈赶紧擦了脸进去，我听见她轻声说“没事没事，睡吧”。
我坐在客厅里，看着铁盒子里那些发黄的纸。
有一张是冯海波的死亡证明复印件，有一张是当年的赔偿金收据，还有一封信，信封上写着“杨秀兰亲启”，字迹陌生，还没拆过。
我拿起那封信。封口没粘，我抽出里面的信纸。只有一行字，钢笔写的，笔画很重。
“杨叔，我爸的事我不怪你。但你说过的话，我替你记着。”
落款：冯高朗。日期是六年前。
六年前，冯高朗就找到了我爸的地址。但他没有出现，只寄了这封信。而我爸从来没拆过。
我把信折好，放回信封。
铁盒子里的东西我一样一样看过去，最后在盒子底部发现一张收据，是县医院的，日期是半年前，金额是十万。
付款人签名：冯高朗。
原来那笔换肾押金，半年前就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