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生育率全在下跌，为啥东亚多子多福观念，突然不管用了？

东亚三国现在正碰上一件怪事，过去千百年来，中日韩最讲究多子多孙、传宗接代，可如今这里的年轻人却最不乐意生孩子。

2025年中国出生人口降到792万；韩国平均每个妇女生育子女数不到1个；日本也常年处于很低的水平。

以前家家户户挂在嘴边的多子多福，怎么突然就没人当回事了？这不是大家讨厌小孩，而是时代变了，养孩子的收支账目彻底算不过来了。

先往回看几百年，古人为什么一定要拼命多生？其实全是因为具体的经济现实。

在古代农业社会，多生孩子有三大实打实的好处。

第一是抵御疾病死亡风险。过去的医疗条件太落后，小孩子生一场普通的热病就可能救不回来。要想保证家里一直有后代延续，唯一的办法就是多生几个，保证最后能有孩子平安长大成人。

第二是增加劳动力和防老。种地全靠体力劳动，家里男丁越多，能开垦的田地就越多，收获的粮食也就越多。而且那时候没有社会养老制度，父母老了干不动体力活，吃饭和看病全靠儿女在身边照顾。多养儿子，老年时期才有最基本的口粮保证。

第三是增加改变阶层的机会。古代通过读书做官改变身份，但古代科举考试的录取人数极其有限，录取率非常低。平民家庭如果只生一个，考不上的概率极高。

如果生上好几个儿子，家里能去参加考试的人数就多，只要其中有一个人考中做官，全家人甚至整个家族的赋税差役都能减免，家庭收入也能大幅提高。所以在过去，多生孩子和重视读书能够同时成立，孩子数量越多，家庭成功的机会就越大。

可现代社会一到来，这三条好处全部消失了。

首先，现代医疗卫生体系全面建立，新生儿健康长大的概率接近100%，根本不需要靠多生来分担死亡风险。

大量人口搬进了城市居住，不再下地干农活。在城市生活里，多一个孩子不仅不能增加家庭收入，反而每天都要增加吃饭、穿衣、上学和租房的实际开销。

更关键的是，现代国家建立了公共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制度。老年人的基本生活费用和就医开销，主要由社会保障制度发放，不再完全依靠儿女每个月拿出工资来供养。

再加上广大女性全部走上社会参加工作，获得了独立的经济收入。生育孩子需要暂停工作，多次生育会直接导致工资收入减少，甚至失去原有的工作晋升机会。

这么一算，过去促使大家多生孩子的现实基础，在现代城市生活里已经全部不存在了。

如果只是多生孩子的好处没有了，那大家生一两个也就够了，生育率应该维持在正常水平，为什么中日韩这几个国家会跌到全世界最低的水平呢？

原因就在于，传统观念里依靠子女养老的想法退出了，但重视考试排名的做法不仅保留了下来，反而变得更加激烈。

现代社会的高校招生和岗位招聘，主要按照考试分数统一排队。优质大学的录取名额是固定的，排在前面的学生才能被录取，毕业后才能获得高薪稳定的工作。

这意味着，学生面对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及格标准，而是必须在考试排名上超过同龄人。

在这种规则面前，普通家庭的选择彻底改变了：孩子生多了，每个孩子分到的学费和辅导时间就会变少，考试排名就会落后。

很多家庭为了保证孩子能在竞争中排到前面，只能选择少生孩子，把全家所有的收入和精力全部集中在唯一的一个孩子身上。这种选择直接把每个孩子的养育开销推到了极高的水平。

来看一组客观数据：2023年韩国中小学生参加校外补习的比例达到了78.5%。平均算下来，每个学生每个月花在补习班上的费用是43.4万韩元，占到了普通家庭每月可支配收入的10%左右。到了2024年，全韩国课外补习的总开销更是超过了29万亿韩元。

专业研究机构的统计发现，高收入家庭每个月给孩子报多个辅导班，客观上促使中低收入家庭也必须增加补习开支来维持排名。

在韩国，收入最低20%的家庭，用于孩子补习的开销占家庭总收入的8.4%，这个支出比例甚至高于收入前20%家庭的5.1%。

相关经济学测算显示，如果扣除课外补习攀比所带来的额外开销，女性群体的生育数量原本可以比目前实际数据高出28%。

中国的情况也很类似。根据专业人口智库发布的统计，在中国把一个孩子抚养到18岁的平均总花费，相当于全国人均GDP的6倍以上；在韩国更是达到了7.79倍。相比之下，美国大约是4.1倍，澳大利亚只有2.08倍。

除了课外辅导支出，东亚大城市还面临严重的房产压力。为了让孩子进入教学质量更好的公立学校，许多家庭需要承担高额的贷款购买指定区域的房产。

孩子基本的饮食和衣物花费并不高，真正推高育儿支出的，是课外辅导费用和与入学资格绑定的房产成本。当每个家庭都在不断增加这些开销时，多生孩子就成了绝大多数普通人难以承担的经济负担。

面对持续走低的出生人口，各国政府出台了不少应对措施。比如韩国从2006年至今，累计投入了超过360万亿韩元的财政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和托育扶持。但从结果来看，出生人口依然没有出现明显回升。

为什么单纯给家庭发钱的效果并不明显？因为核心的考试排位规则没有改变。

如果政府每个月给育儿家庭发放补贴，但名校录取依然只看分数排名，那么这笔资金很容易被家长直接用来增加一门新的课外辅导课。

当所有家庭都拿到这笔补贴并全部投入到课外辅导中时，所有学生的考试分数都会被同步抬高，每个学生的相对排名并没有发生变化，家长承受的竞争压力和经济开销也完全没有减小。

要想真正扭转低生育率的局面，必须从改变考核规则和职业结构入手，让年轻人的发展路径变得更加多元。

第一是建立多元化的人才培养和选拔通道。比如一些制造业强国推行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青年人就算不上研究型大学，只要在技术学校学到扎实的工作技能，进入工厂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同样能拿到稳定的高收入，在社会上享有平等的职业地位。

第二是对过度的课外辅导行为进行合理规范。有经济学者提出，可以通过政策手段严格限制超前教学和校外高收费培训，降低家庭在非必要补习上的支出。

这种做法能够促使全体家庭同时缩减课外辅导开销，让任何一个家庭都不必因为减少补习而失去升学机会。近些年相关部门出台治理校外培训的举措，目的正是为了降低这种恶性增加的教育支出。

第三是切实改善工作场所的用工制度。在企业和用人单位中严格执行男女平等的带薪育儿假，杜绝因为生育而调整女职工岗位或降低薪酬的现象，同时严格限制长时间加班，让在职员工能够拥有充足的休息时间和照顾家庭的精力。

只有当全社会不再把单一考试的排名作为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尺，普通家庭明确知道孩子即便只掌握一门普通技能也可以获得稳定收入和体面生活时，养育孩子的沉重经济负担才会真正下降，家庭对生育后代的意愿也才能够自然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