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寿潜与龙门书院：经世教育的践行者

在近代上海教育史上，龙门书院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一是其成立时间较晚，但近代转型成功而延续绵长。龙门书院成立于1865年（一说为1867年），1905年更名苏松太道官立龙门师范学堂，后历经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上海中学、江苏大学上海中学、国立中央大学区立上海中学、江苏省立上海中学、私立沪新中学、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是为现今上海中学的前身。

二是其与诸多江南书院相比，特色鲜明、办学得力而名望甚高。其成立不久，即与广方言馆一起被誉为“咸知求有用之学，不沾沾于帖括”的教育机构代表，转型为龙门师范学堂后，又被评价为清末“上海城内一最高学府” （姚明辉：《上海的书院》，上海市文史馆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地方史资料》（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

龙门书院的成功，离不开其关键时期发挥主导作用的多位改革者，其中包括曾担任山长的浙绅汤寿潜。汤寿潜的教育理念、坚韧意志，在学校发展的关键时刻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是为浙东经世思想参与江南近代化的成功尝试。

汤寿潜

为国储才：龙门书院的兴起

龙门书院诞生于洋务运动初期重建书院的风潮中，由时任上海道台的丁日昌倡办，继任者应宝时主持了书院的开办、院舍扩建和教学原则制定。丁、应二人均为当时涌现的实干地方官员。应宝时主政上海时积极疏浚城河，筹建江南制造局，推进当地教育。丁日昌曾任职上海洋炮局与江南制造局，重视具有治世实效的，不排斥西学，被时人称为“讲求洋务罕出其右者”。在两任地方官的主导下，上海地方政府给予了龙门书院极大的支持。在院舍建设方面，应宝时为扩大规模，在县城龙门邨，“择李氏吾园故址而营建”，建成讲堂学舍“凡四十一间”，“讲堂书楼，学舍庖福咸备，环以清流，缀以亭桥树石”。在选拔学生方面，应宝时亲出试题选拔优质生源，后又以每人每月薪水银四两至八两的条件，从上海生童和附近州县愿学者中选招有志学生。最重要的是他们为龙门书院确立了经世致用的办学之风，并以此标准选拔主持者。

丁日昌给龙门书院订下的办学原则，即是不注重举业考试，而着重于实学经世：“月课性理、策论，期有合于胡安定经义、治事立斋之意，故不以举业诗赋列入课程，有志之士自亦不欲以遇合之心夺其学问之实也。”应宝时更是明确了龙门书院“储人才，备国家之用”的办学宗旨。在此基础上，龙门书院重视山长的引领作用，提出“欲正其学，先在得师”的理念，所请来担任山长的学者，也多是推崇经世致用之人，如刘熙载、鲍源深、孙锵鸣、朱琛、吴大澂、翁斌孙等，其中吴大澂也曾亲历洋务。这些学者之中，刘熙载担任山长时间最长，为龙门书院塑造了经世致用的教学风格。

刘熙载，江苏兴化人，道光朝进士，始终提倡学问的务实与贯通，认为“为学不专在读书伦常之地，日用行习之间，事事准情酌理而行，便是真实学问”，要求学生“黜华崇实，祛惑存真”。据胡铁花回忆，当时龙门书院的同学们“理学、 经学、史学、天文、历算、诗文古词, 各擅长才，而仅仅工于时文，专揣摩举子业者，皆瞠乎其后”，以至让他在此学风熏陶下也改变了举业功名的初衷。曾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也赞扬龙门书院的务实教学，评论说:“不独沪上浮靡之风为之一变,即遐迩志士,亦当闻而兴起。”

光绪年间担任山长的孙锵鸣，则让龙门书院开始引入西学。孙锵鸣，浙江瑞安人，道光朝进士，与其兄孙依言倡导浙东学派“永嘉之学”的事功传统，推动“瑞安学派”的形成。据宋恕在《外舅孙止庵师学行略述中》说：“创置局译西籍于龙门也，尤为他贤掌教所不敢者。盖当先生掌龙门时，……移取局译西籍每种各一分存院，俾诸生纵阅。”在当时保守派占据舆论上风，洋务派“昌言西洋政法之善被大诟，几无容身之地”的时代，孙锵鸣在龙门书院倡导西学，购买西书，甚至带头学习外语，虽然在科举尚未改革之前影响不大，但毕竟开启了西学之风，被誉为“据旧学之基础，展新学之钻研”。后来引导上海近代化的地方名流如李平书、袁希涛、姚文枏等，均毕业于龙门书院。

晚清新政开始后，废除了科举制度，各地纷纷创办新式学堂。其时龙门书院的传统模式也陷入困境。一是传统书院体制跟不上时代变化，导致教学成绩下滑，“院规如昨，而成绩视前稍逊矣”；二是刘熙载时期严抓的勤勉学风逐渐荒废，不仅学生“院中出入无禁”，讲学者也多为觊觎“束脩优厚”而缺乏责任之人。时逢上海地方自治兴起，地方士绅深感新式人才的重要性，开始选择能够带领龙门书院进行近代转型的领路人。1904年，经好友张元济的力荐，汤寿潜至上海担任龙门书院山长。

励专精与正心志：经世教育的践行者

汤寿潜名登赢，小名丙僧，字孝起，一字翼仙，更字蛰先、蛰仙，学名震，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天乐乡（今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大汤坞村汤氏祖宅。汤寿潜自幼聪颖，善于读书，其父祖辈亦常教育他学习“经术济世务”需与社会现实相结合。浙东乡间的务实风气，带给汤寿潜追求经世能力的人才观念。

青年时期的汤寿潜游学省城杭州，曾在俞樾的诂经精舍学习。俞樾虽然注重经学，但对史学、文学等并不排斥，且支持书院开设经济之学。游学期间，正值中国面临严重的内外危机，为了寻求救国与救民的道路，汤寿潜在学习与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教育人才观。

一是他形成了经世致用的教育理念。在杭州游学的经历，使得汤寿潜接触到当时一流的学者圈，沉浸入自南宋陈亮、叶适，至明末黄宗羲，清代邵晋涵、章学诚等人所延续的浙东学派之中。游学期间，他“赓续抄撮，穷日继夜”地整理史籍，钻研历代经制之学以期为晚清改革借鉴，最终用20多年时间完成了《三通考辑要》，继承了浙东学派史学经世的传统。

二是他在学业之外磨砺社会实践能力。为了缓解家境困难，也为了能够寻求经世的实践，汤寿潜曾至入幕山东巡抚张曜幕府。时值山东黄河水患，汤寿潜根据在家乡时积累的治河经验，提出了“探源之策”、“救急之策”、“持久之策”，其卓有成效的治水能力得到张曜赏识。汤寿潜在治河中的积极尝试，实践了浙东吕祖谦“力行亦所以致其知”的理念。

三是他的视野开始拓展到西学知识。基于救国救民的理想，加上浙东事功主义的影响，汤寿潜对当时逐渐涌入中国的西学以及口岸城市上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上海，他看到了近代工商业繁荣、先进市政与新式教育机构，让他意识到传统教育的缺陷和不足，提出“储之于书院以励其专精，进之于学校以正其心志”的改革设想，以及为国家培养和提供合格经世人才的改革目标。

基于所见所闻所思，汤寿潜在他1890年出版的代表作《危言》中，指出晚清国家与社会的衰败，是传统书院教育既不能培养经世之才、也不能树立经世理想的衰败结果，并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培养新时期经世人材的理念，包括与时代需求相结合的实学教育、涵盖科技知识的西学教育、以经世为旨的海外游历三者结合。随着维新变法的开展，汤寿潜凭借《危言》一书名声鹊起，上至帝师翁同龢、孙家鼐，下至地方士绅孙宝瑄等，都对他的救国见解颇为赞赏。当时汤寿潜的人生有两个选择：一是科举高中之后，去地方担任官员走仕途，二是接受各地方书院的邀请，去从事教育事业。秉持经世理想的汤寿潜，自然选择第二条道路。

汤寿潜在任职青阳知县后几个月即辞官告退，接连在浙江诸暨毓秀书院、安徽当涂翠螺书院、浙江金华丽正书院、浙江嵊县剡山书院与二戴书院、浙江南浔浔溪书院任教或者担任山长。为了振兴“颓废无志、率乱学规”的晚清书院，汤寿潜在各地施教过程中，将“励其专精”与“正其心志”结合，既倡导推广对国家与社会有用的新式西学知识，也竭力重塑以救国救民为志向的经世思想，被当地士人评价为“一洗空梳迂阔之习”。

汤寿潜投身地方教育，在其经世抱负之外，更有时局下的救国紧迫感。在其赴龙门书院之前，与张謇、张元济、章梫等人的一次聚会上，汤、张二人说出了他们的人生共识：“天下将沦，唯实业、教育有可救亡图存之理。”其时经过庚子战乱，“救亡图存”的观念已经深入汤寿潜等士人心中。无论是盐运使这般具有大量各色收入的“肥缺”，或是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这样会带来巨大名望的职位，汤寿潜都毫不犹豫地则辞官告退，在其认为有利于国家“救亡图存”的教育领域，则会尽心投身其中。

由此而言，汤寿潜担任龙门书院山长是双向奔赴的结果。既符合龙门书院力图继承经世传统、迎接新知识浪潮的背景下，进行近代化转型的要求，也正是汤寿潜本人践行经世教育理念、肩负救亡图存责任的追求。

坚持改制：终成县城最高学府

汤寿潜在担任山长期间，关键之事即是主持了龙门书院向初级师范学校的转型。1901年9月14日，清廷宣布：“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随着全国各地书院转型，上海地方士绅也纷纷呼吁龙门书院改制。

从晚清学校改制的情况而言，选择改制为师范是非常艰难的，时人评价：“独至师范一科，则几无有过而问者，虽曰学成之后，于个人经济不及前数者（政法、实业、武备）之优，而实则就学之先，均不便于年少与年长者，故多裹足而不前也。”龙门书院改制为道属初级师范学堂，是汤寿潜在龙门书院上任伊始就提出的主张，而且他的态度坚决，“力主停课，改办学堂，并定为苏松太道立初级师范”。汤寿潜不畏艰难而立志改制为师范的想法，既是他推崇维新以来“革旧习，必立师范学堂”口号的延续，也是深受张謇的影响而开始明白“立国以教育为本，教育以师范为本”的逻辑。张謇曾赴日详细考察了日本师范学堂的建设，表示“其命脉在政府有知识能定趣向，士大夫能担任赞成，故上下同心以有今日”。以教育和人材兴国，契合了汤寿潜长期以来的人材培养理念，也是促成龙门书院改制的推动因素之一。

汤寿潜主导的龙门书院向师范学堂转型之路，分为提出办学宗旨、设计改制方案、完成转型建设三个步骤。首先是拟定出获得各方认可的办学宗旨与目标。汤寿潜改制为师范的原因，在士绅姚文枏给道台的信函里可以看出：“与学必先师范，师范必先初级，其高等者既有京师及三江奏设矣，仰乞恩予转详，准以龙门书院改为初级师范学校，备苏松太三属小学教员之用”。龙门书院改制为师范学堂的直接原因，是为苏松太等江南地区在近代化转型中储备大量的基层小学教员。其更深层因素，则是“与学必先师范”的前提下，汤寿潜长期以来对地方教育培养既具备实学与新学素养，又不乏社会责任感之人才的期望。据此原因，汤寿潜也将师范人才培养与上海发展联系起来，提出办学的三项社会责任宗旨：为中外瞩目的上海树立起教育门面，为江南地区的教育普及打下师资基础，为实学教育提供先行导向。经过多次沟通与说服，汤寿潜得到了与书院相关的士绅们的支持，并进而禀请上海道台袁树勋而获得同意。

根据办学宗旨，汤寿潜又提出书院改制应保持双重风格：一方面“葆惜国粹，亦雅愿过而存之”，传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另一方面将“与多士讲本体用特，是法以穷变，学贵因时”，增加实学以回应时代需求。汤寿潜的改制理念包含了传统与时代的双重期望，得到了士绅与道台的支持，为后续成功创造了条件。

其次是提出龙门书院的改制方案。汤寿潜设计的方案分三方面：一、制定学堂章程。改制后的龙门师范学堂为苏州、松江、太仓三属小学师范，秉持宁缺毋滥原则，严格限制招生规模，每年限制招生一百名。二、教学与实践并举，在学堂附设蒙学，师范生在初学三个月后，将蒙学的弟子分给各位师范生教授，以试验师范生是否具备教学能力。三、建设新式校区，需要改进讲室、添设斋舍、购置图书、拓展操场等，根据校董会的估算，开办经费“不下一万余金”，每年修膳杂费“约在一万元”。

之后是筹措资金改制建校。在汤寿潜提出改制方案后，因所需经费甚巨，先前热心的书院内部人士畏难而气馁不少。据龙门师范学堂监督沈恩孚后来回忆，当时“其锐意改革者，则院长、院董与住院生中之数人也”。不过汤寿潜改制意志坚定，并利用自己在东南士绅网络中的声望进行资金筹措，在龙门书院原有的捐款基础上，合并了求志书院分斋，申请得到苏松两属湘振借款划拨、各县厅捐助、上海官绅捐助等款项。其中，在上海的江浙绅商的捐助尤为热心，张謇带头从纱业商界募集数千元支持，其他如南浔刘锦藻等也都投入经费资助。

1904年11月，经江苏巡抚批准，龙门师范学堂改造成立，于次年5月正式开学，为蒙学之所的龙门师范附属小学也随之成立，成为师范生实践的场所。通过筹措，新的学校在龙门邨一带增建中式楼房24幢，西式楼房7幢，改善了教学环境。汤寿潜等人根据海外经验进行深入改革，学制方面，初始招收简易文科、简易理科各一班，学制一年，本科一班，学制三年，后改为五年。后又添招预科班，学制一年，递升本科。招生方面，本科从传统生员、老塾师转向不限资格，预科则由地方保送的高小毕业生通过考试选拔。课程方面，除国文外，陆续开设算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英文、日文等新式课目。延请的教员多为热心教育、紧随时代、眼界开阔者，例如游学归国后力倡实验教育的杨保恒、史地课名师姚孟熉等。为建设一些新兴课目，学校专门派人从日本购买动植物标本等教学器材，从日本邀请专科教师到校教授手工课。汤寿潜不久为浙江保路运动等事而离开该校，但其改革成果维持甚久。龙门师范学校很快成为上海县城的最高学府，培养了沈同一、周勖成、黄起凤、吴研因、张应巢、邵汝干、蔡敬襄、张江树等杰出学生。当时的龙门师范学堂与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北洋师范学堂等名校齐名，也推动了海门师范讲习所等江浙地区其他教学机构的兴起。

辛亥革命后，很多教育机构废止或停办，但站在时代前列的龙门师范学校依然开课。徐鲁在《水边的船歌》中，借陈伯吹的观察指出“那时候，宝山、嘉定乃至上海周边其他地方的高小毕业生，最希望投考的一所学校是‘龙门师范学校’”。改为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后，“生徒都几数千人，为著名学府”。抗战时，校舍毁于战火，才中断办学。

龙门精神：淡泊名利的事功主义

在困难重重的环境下，汤寿潜调动所有可以利用的力量，在改制过程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让龙门书院走上了现代学校之路，但其个人并未从改制中获取利益。沈恩孚后来总结，龙门书院的改制过程，体现了这所学校教育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既包含了不畏艰难的做事信念，也包含了淡薄名利的人生意境，这一精神也被“无日不抱求代精神的”自己和贾丰臻等后任领导者所继承，且龙门师范学校应该长期保持贯彻。后来的上海中学，则将龙门精神总结为“自强不息、创新思变、乐育菁英”的办学传统。

从“书院-师范学校-现代中学”的传承来看，汤寿潜所秉持浙东事功主义对这所学校具有深远的影响。自强不息，是陈亮、刘宗周等人以来，浙东事功主义具有儒家所倡导的坚韧自强的经世信念，也是汤寿潜坚持书院改制时秉持的信念；创新思变，则是黄宗羲、章学诚等人倡导的，投入时代潮流而勇于创新变革的自觉意识，也是汤寿潜将书院近代化转型的理念。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汤寿潜“乐育菁英”背后所体现的道德情怀。晚清上海教育的改革，伴随着工商业所挟持的务实精神，也出现了个人功利主义的倾向：“上海为商贾辐辏之地，铺户林立，各省趋利之徒固已少长咸集……是故风闻某处有馆缺，不问东家之若向、子弟之若何，即纷纷嘱托如群蚁之附膻……于是为师者日益众，延师者日益轻其诗书。”与“如群蚁之附膻”而来者不同，汤寿潜执教龙门书院，是其为国为民谋教育变革的情怀所向，并无掺杂私心，更没有从中获得个人私利。离开龙门之后，汤寿潜在浙江仍然竭力推行师范教育，1905年在杭州创立了杭州初级师范学堂，是为浙江最早的私立初级师范学堂。1912年告老归乡后，他以“当今国人之当务，莫先于教育；教育之待弘，莫急于师范”为宗旨，于山阴县筹办兼山师范学校，并以蒙学的标准创办大汤坞、欢潭两所完全小学。

在龙门师范学堂的教育中，汤寿潜试图将传统士人的经世理想融入近代课堂教育。龙门师范学堂的课程设置中，除了当时常规的修身课程外，汤寿潜力主将国文、中国历史、中国地理等放在重要位置，课外组织幻灯放映等形式庆祝孔子生日，来培养学生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取向和担当精神。由此而言，汤寿潜主导的改制转型也并不完全是以“新”覆盖“旧”，仍然是将专精的新兴知识与立志的传统精神的结合入近代学堂，塑造新一代以奉献社会为志向的专业人才。在汤寿潜后来陆续设立的龙门师范小学、大汤坞小学等针对幼儿青少年的基础教育中，同样特别重视开设“国文”、“修身”等“德育”课程，尤其注重宣传朱舜水等注重气节精神的历史人物事迹，也可以看成是其重视道德和传统文化教育的实践行动。晚年的《诫子书》中，汤寿潜特别提到自己所提倡的事功主义：“吾虽言近功利，而不为仕进，视后之谈富强、心利禄者，有别也。”

从传统江南文化到近代海派文化的发展过程，也是其他中外文化在上海集聚、与江南文化融合、在近代中国浪潮中创新的过程。坚持经世致用、行知合一、事功与道德结合的浙东文化即是其中之一，汤寿潜等浙东士人对上海教育、实业方面的推动则是典型案例。正是多元文化的共同交融与创新，才塑造了今日上海都市文化的繁荣，这是值得学界进一步发掘和探讨的方向。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陆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