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4年造假撑起292亿疫苗帝国，高俊芳终审被判无期徒刑、财产悉数没收，一组受害者的数据令人揪心

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的老厂房，外墙的涂料已经斑驳了。

那座楼在长春市朝阳区，五十年代苏联人帮着画图纸盖起来的。楼不高，但层高吓人，走廊宽得能开进一辆卡车。东北冬天长，暖气从十月供到次年四月，管道里咕噜咕噜响，老远就能听见。

里面待过的人，后来散落到全国各地。有的去了北京，有的留在了长春。留下来的那批人里面，有一个女的，叫高俊芳。

她进所的时候才十九岁，岗位是会计。算盘打得快，字写得工整，领导交代的账，从来没出过岔子。所里的老人后来回忆，这人不太爱说话，但做事利索，有一种财务人员特有的那种安静。

安静，但不简单。

她从会计干到财务科长，从财务科长干到副所长。后来研究所搞三产，成立了一家公司，叫长生实业。她出任副总经理，再后来当了总经理。

那是1992年的事。长生实业注册资本里，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以自有资金加上疫苗生产技术作价入股，占了五成。另外一半，由几家单位凑起来。

公司是做疫苗的。计划免疫用的那些，卡介苗、百白破、狂犬病疫苗。利润不算高，但稳定，因为东西是卖给疾控系统的，不愁销路。

高俊芳在这家公司里，把财务出身的那套本事发挥到了极致。每一批疫苗的鸡胚成本、培养罐的能耗、冷链运输的运费，她能算到小数点后两位。车间里要换一批设备，她能把报价单翻来覆去砍三轮。

省钱这件事，后来成了她骨子里的东西。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03年。

那一年，长春高新决定退出长生生物。这家上市公司当时的说法是“实施战略转型”，要聚焦房地产和新药开发。持有的长生生物59.68%股权，全部转让。

受让方是两个人。一个是吉林亚泰集团，上市公司，做建材和房地产的。另一个，就是高俊芳本人。

根据深交所留存的公告，长春高新第四届十八次董事会2003年12月16日通过了转让议案。长生生物总股本5000万股。长春高新持有的2984万股里，1250万股转让给了高俊芳，每股2.7元，合计3375万元。剩下的1734万股给了亚泰集团。

公告里有一句话，是评估机构出具的意见：截至2003年10月31日，长生生物净资产评估值为8951.37万元，每股净资产1.79元。

每股净资产1.79元，转让价2.7元。从数字上看，不算离谱。

问题是另一个数字。2002年，长生生物主营业务收入14679万元，主营业务利润9261万元，净利润2634万元。

一家年净利润两千六百多万的公司，整体估值不到九千万。用这个价格拿下控制权，这笔账，怎么算都划得来。

高俊芳当时49岁，身份是长春高新董事、副董事长，同时兼任长生生物董事长兼总经理。她在审议这次股权转让的董事会上，回避了表决。

回避了表决，但签了合同。

判决书后来补充了更多细节：2001年到2002年，高俊芳利用职务便利收受2150万元，并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价值1381万元的股权。2006年，她又挪用公司资金1100万元，用于购买长生实业的股权。

拿公司的钱，买公司的股权。这句话读起来像绕口令，但它就是判决书里认定的事实。

私有化完成之后，长生生物换了活法。

以前是国企控股，做事要留痕，花钱要审批，上面还有主管单位盯着。现在高俊芳说了算，决策链条短了，效率高了，但监督也少了。

她把成本控制做到了极致。

疫苗生产需要鸡胚。合格的鸡胚要从SPF级种鸡场采购，价格贵，供应不稳定。高俊芳的做法是，能用便宜的就用便宜的，能用旧的就用旧的。车间里的培养罐，按规范该定期更换，但换一套要花不少钱。能不换就不换。

这些做法，从外面看不出来。因为产品检验是合格的。

但记录是编的。

从2014年4月开始，长春长生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进入了一种完全脱离规范的状态。药监局后来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列了八项违法事实，其中几项特别扎眼：

不同批次的原液进行勾兑配制，勾兑之后再重新编造生产批号。部分批次的产品被更改了生产批号或实际生产日期。个别批次使用了超过有效期的原液来生产成品制剂。成品制剂的效价测定，没有按照规定的方法进行。生产原始记录被销毁，重新编造了虚假的批生产记录。

这八项事实背后，是一条完整的造假流水线。

原液快过期了，不扔，勾兑到新批次里继续用。批号乱了，不查，直接改一个新号贴上去。生产日志对不上，不怕，重新抄一份。实验数据不理想，不管，按需要填。

四年多的时间，748批疫苗，每一批都这样走完了流程。

送检样品是合格的。因为送检的那几支，用的是真正合格的原液做出来的。

批签发合格证是有的。因为企业提交的生产记录，写得滴水不漏，数据完美无缺。

但这套制度有一个盲区：它检查的是产品的最终指标，和企业自己写的生产记录。样品可以单独做，记录可以单独编。只要企业愿意在纸上造假，这道防线就形同虚设。

警报响过一次。

2017年10月，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在药品抽样检验中，检出一批百白破疫苗效价不合格。批号201605014-01，共25.26万支，全部销往山东。

效价不合格，意味着疫苗打进孩子身体里，可能产生不了足够的免疫保护。简单说，打了可能白打。

吉林省食药监局的处罚决定书下来了：没收违法所得85.88万元，处违法生产药品货值金额三倍罚款258.4万元，合计344.29万元。

三百四十四万。

对比一下长生生物2017年的销售费用：5.83亿元。其中推广服务费4.42亿元。销售人员，25个人。人均销售费用，2331万元。

三百四十四万的罚单，不够一个销售员半个月的人均花销。

这份处罚决定书是2017年10月27日立案调查，直到2018年7月18日才送达。中间隔了将近九个月。

九个月里，没人顺着这批问题疫苗去翻其他批次的生产记录。没人意识到，一个批次的效价不合格，可能是系统性造假的冰山一角。

一年后，狂犬病疫苗案发，人们回头再看这344万的罚单，才明白问题早就有，只是没人认真当回事。

高俊芳在这段时间里，做的事情和造假无关。

她在做另一件事：行贿。

判决书认定，从2006年到2014年，长春长生向时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市场监管司司长、后来担任药品化妆品注册管理司司长的王立丰行贿，累计2090万元。

这笔钱买了什么？判决书里的措辞是“取得其在加快药品注册、免于行政处罚等方面提供的帮助”。

翻译一下：药品注册审批，别人排队等，长生可以插队。出了问题可能面临处罚，有人帮忙打招呼，大事化小。

2090万，八年时间，平均每年两百多万。对一个年营收十几亿的企业来说，这笔钱不算大。但它的杠杆效应是巨大的。一个批件提前拿到，意味着一款产品提前几个月进入市场，多出来的利润可能就是这个数的好几倍。

这还不是全部。

长生生物的销售费用里，推广服务费占了绝大部分。2017年，光是这一项就花了4.42亿。

这些钱是给谁的？是给推广服务公司的。但推广服务公司拿了钱之后，又流向了哪里？

公开报道显示，长生生物涉及的行贿案件至少有二十起。有的案件里，疫苗销售人员为了拿到疾控中心的采购订单，按支数给回扣，一支疫苗给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不等。

这些钱，最终摊进了疫苗的出厂价里。

每一支疫苗的价格里，都含着一部分用于打通渠道的成本。这笔成本不会出现在生产车间，不会出现在质检报告，它藏在财务报表的销售费用里，安静地分摊到每一个接种者的头上。

2015年，长生生物借壳黄海机械，作价55亿元登陆A股。

上市之后，市值一路走高。2018年5月，最高摸到292亿元。高俊芳家族的持股比例超过三成，账面身家过百亿。

从财务处的小会计，到百亿市值的实控人，她走了二十多年。

崩盘用了九天。

2018年7月15日，药监部门的检查人员走进长春长生的办公区，要求调取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的生产记录。工作人员搬来一摞一摞的文件夹，纸张整齐，数据清晰。

检查人员翻了几页，停下来。

同一批疫苗，记录上写着用了三批不同时间采购的原液，但那三批原液的采购发票，时间对不上。生产日志里的设备编号，跟车间实际使用的设备编号，对不上。

记录是编的。

当天晚上，高俊芳没有回家。

第二天，她指使手下的人，把几台电脑的硬盘拆下来，砸碎，扔进垃圾桶。判决书后来把这一条也写进了违法事实：为掩盖违法事实而销毁硬盘等证据。

一个做了大半辈子财务的人，最清楚账本的意义。她知道那些记录里写着什么，也知道记录没了意味着什么。

九天之后，她被刑事拘留。

案发之后，高俊芳的儿媳隋嘉琪被推到了舆论面前。

粉色劳斯莱斯魅影，定制车漆花了24万，整车落地超过547万。爱马仕的包摆满一整面墙。去瑞士度假，直接坐直升机上雪山。社交账号上的配文，后来被截图传遍了全网。

隋嘉琪没有参与造假，也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法律上，炫富不违法。

但公众看到的图景是：问题疫苗换来的钱，变成了粉色劳斯莱斯和直升机。这些用违法收益购买的东西，有多少能被追回，至今没有明确答案。

2018年10月16日，处罚决定书下来了。

国家药监局和吉林省食药监局联合出手。撤销狂犬病疫苗的药品批准证明文件，撤销涉案产品的批签发合格证，罚款1203万元。吉林省食药监局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没收违法所得18.9亿元，处违法生产销售货值金额三倍罚款72.1亿元。

罚没款合计：91亿元。

这是中国药品监管史上金额最大的一笔罚款。

同年11月，长生生物被强制退市，成为A股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第一股。2019年11月，长春长生被法院裁定破产。2024年6月3日，这家公司在刑事一审宣判前完成了工商注销。

91亿的罚单，最终只停留在纸面上。因为公司已经没有了。

人也被判了。

2026年1月30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高俊芳四罪并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挪用资金罪，单位行贿罪，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她的丈夫张友奎，因挪用资金罪被判有期徒刑六年。原董事、副总经理张晶等12人，分别被判处十五年到七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另有4人因帮助毁灭证据罪获刑。

2026年9月21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72岁的高俊芳，在监狱里度过余生。

她的那本账，国家已经结清了。

但受害者的那本账，还挂在一个已注销企业的清算程序里。

吉林省公布的赔偿方案规定：造成一般残疾的，一次性赔偿20万元；造成重度残疾或瘫痪的，一次性赔偿50万元；导致死亡的，一次性赔偿65万元。

这份方案适用于因接种长春长生狂犬病问题疫苗造成关联损害的人。但有一个前提：要经过专家组认定，确认损害后果与接种问题疫苗之间存在因果联系。

问题在于，“造成损害”和“暴露于风险”之间，隔着一道巨大的鸿沟。

百白破疫苗效价不合格的批号201605014-01，252600支全部销往山东，已使用247359支。另一个批号201605014-02，247200支中，山东223800支，安徽23400支。加起来，超过五十万支问题疫苗流入了接种点。

这些孩子打进去的疫苗，效价可能不够，免疫保护可能不足。但他们的身体没有出现明显的残疾或瘫痪，只是可能白打了一针。

这类损失怎么赔？

方案里没有写。因为没办法写。

打了疫苗但没出事的孩子，他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出了什么事”，而是“会不会出事”。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种代价，但它无法在法律上折算成一个具体的金额。

赔偿义务人是长春长生。但这家公司同时背着91亿罚款，已经破产注销。

破产财产的清偿有法定顺序。民事赔偿依法优先于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但前提是，公司还有财产可分。

刑事没收的财产，上缴国库，不进受害者的口袋。

高俊芳被没收的个人全部财产，同理。

于是形成了这样一个结构：国家拿走了91亿罚没款，受害者拿到的，是一份需要满足严格因果证明条件的赔偿方案，而赔偿的义务人已经不存在了。

这是判决书不会写出来的部分。

判决书写的是犯罪事实和法律适用，是量刑依据和财产处置。它写清楚了高俊芳做了什么，判了什么刑，没收了什么财产。它写不清楚的是，那些在疫苗接种本上印着长春长生批号的孩子，后来怎么样了。

从巅峰到刑拘，九天。从刑拘到终审，八年。从终审到此刻，也许还会有新的受害者站出来，也许不会。

但那个批号还在。在接种本上，在疾控系统的数据库里，在那些孩子长大的过程中。

判决落了槌。有些账结了，有些账还挂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