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初，南昌，江西省公安机关接到一项特殊任务：查清陈敬斋出卖邓演达一案。案发已近二十年，许多当事人散落各地，旧档案残缺不全，可农工党干部仍联名致函周恩来，要求依法追究陈敬斋的责任。
这封信之所以分量很重，不只是因为陈敬斋涉嫌出卖一位革命先驱，更因为邓演达之死，牵连着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反蒋力量的牺牲，以及民主党派多年未曾放下的历史疑案。
1931年8月，邓演达在上海主持干部训练活动时被捕。此前，他一直使用秘密地点开展工作，行踪极为谨慎。偏偏就在被捕当天，一名熟悉训练班情况的人以腹痛为由离开，随后特务迅速赶到。邓演达和同案人员罗任一在狱中分析，怀疑很快指向陈敬斋。
邓演达不是普通的反蒋人物。1924年，黄埔军校筹办之初，他便参与筹建工作，后来担任军校教官和政治工作负责人。北伐期间，他主持政治训练，重视军队纪律，也重视对青年军官的教育。在许多黄埔学生眼中，这位广东人办事严厉，却不徇私情，威望并不低于蒋介石。
正因如此，他与蒋介石的矛盾，并非私人争执那么简单。邓演达反对个人独断，主张军队服从革命目标；蒋介石则在北伐胜利后不断集中权力。1927年，蒋介石与汪精卫相继背离国共合作道路，邓演达离开武汉，前往苏联及欧洲考察，试图寻找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
1930年，他秘密回到上海，组织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公开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这个组织后来成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邓演达还利用自己在黄埔系统中的影响，联络旧日同学，试图削弱蒋介石对军队的控制。蒋介石因此把他视为危险对手，悬赏缉捕。
有人曾劝邓演达暂避锋芒，他的态度很明确：“既然选择回来，就不能因为危险而停止做事。”这句话是否为原话，史料未必完整，但他坚持留在上海开展工作的事实，却没有疑问。
邓演达被押往南京后，蒋介石一度有所犹豫。毕竟，邓演达既有革命资历，又有军政才干，杀掉会引起震动，放走又可能成为反蒋旗帜。可是，何应钦、何键等人相继施压，部分黄埔军人也联名要求除掉邓演达。蒋介石最终作出决定。
1931年11月29日，邓演达在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附近遇害，年仅三十六岁。关于具体执行过程，后世流传着“囚车抛锚、诱骗下车”的说法，细节虽有不同，但秘密处决这一事实已有多种史料相互印证。
陈敬斋的背叛，正发生在这段黑暗链条中。他早年生活放纵，家产耗尽后投身革命，进入组织后又多次以经济困难为由申请帮助。邓演达曾给予照顾，但陈敬斋不仅工作表现不稳，还常在同志之间制造猜疑。组织准备调他到福建，他先是拒绝，后来却突然答应，并提出临行前要见邓演达。
有意思的是，他离开训练班后并没有返回。此后，特务迅速实施抓捕。陈敬斋后来承认，自己曾主动寻找蒋介石方面的联络人，索要钱款，并以出卖邓演达作为交换。他原本还提出出国学习等条件，结果只拿到一部分赏金，随后回到江西经营瓷业。
邓演达遇害后，临时行动委员会并未停止追查。1949年以后，人民政权建立，农工党重新提出此案，江西方面开始调查陈敬斋的行踪。有人以旧相识身份接近他，从谈话中掌握线索，公安机关最终将其控制。
审讯并不顺利。陈敬斋承认出卖邓演达，却又反咬农工党内部有人指使，企图把责任推给他人。由于案发年代久远，证人分散，案情一度陷入僵局。农工党干部于是联名上书，将掌握的材料和亲历者证言一并呈报中央。
周恩来阅后作出批示，要求尽快查清事实。罗瑞卿随后协调有关方面，罗任一等人的证明材料也成为关键证据。经过多次审讯，陈敬斋终于承认了投敌、联络特务和提供邓演达活动地点等事实。
面对审判人员，他只说了一句：“我罪大恶极，听候政府处理。”这句话没有改变结局。陈敬斋被依法判处死刑，潜逃近二十年后，终于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案件结清后，周恩来明确指示，应按革命烈士对待邓演达。后来，邓演达遗骸迁葬南京钟山灵谷寺附近，墓碑题为“邓演达烈士之墓”，与孙中山、廖仲恺长眠之地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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