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比谁都爱国！以色列缺兵1.2万，移民子女想参军却被拒

在以色列国防军面临历史上最长的战争、严重的人力危机和战斗人员短缺时，一群在以色列出生长大的年轻人，数月来一直在法院争取参军的权利。约翰·雷·德利赛、莫利夫·维森特和玛丽埃尔·阿亚的父母都是合法从菲律宾移居以色列的。他们在以色列出生，是向以色列最高法院提起法律诉讼、希望入伍的年轻人之一。

19岁的玛丽埃尔出生在贝尔谢巴，成长于特拉维夫，自高中毕业后便一直等待这场法律斗争的结果。20岁的约翰·雷来自特拉维夫，渴望加入特种部队。20岁的莫利夫出生于耶路撒冷，现居住在特拉维夫，已完成一年的志愿服务。

“最能描述这种处境的一句话是：‘人不过是其出生地风土塑造的模样。’”玛丽埃尔说，“我们在这里出生，和所有以色列人一样，在锡安主义价值观中成长。我们能发挥重要作用，看到朋友从军队回家时，我们心里很难受。我们也想回馈这个国家。”

约翰·雷表示认同：“我在一个热爱国家、希望守护国家的社会中长大。我的所有朋友都知道高中毕业后，你会奉献三年甚至更长时间。不是因为必须，而是因为愿意。这是我从小接受的教育，也是我所追求的目标。”2023年10月7日的袭击和随后的战争，更加坚定了他们参军的决心。莫利夫说，他在学校和童子军中接受了锡安主义教育，高中毕业后进入了雷伊姆青年志愿服务团。

“10月7日后，我在尼里姆集体农场做志愿者。我看到那里发生的一切，也看到基里亚特谢莫纳的情况。我对自己说：‘这是我的国家，我不可能不守护它。’”玛丽埃尔也无法在灾难后无动于衷。“当时我在读高三，我去找年级负责人和校长，试着尽己所能做些事。这体现了大多数以色列年轻人的愿望：加入战斗部队，站在前线保卫国家。”

面对以军的人力短缺，他们不被征召的决定让他们感到困惑。玛丽埃尔说：“人力局局长和总参谋长都说缺人。这里有一群愿意站到前线的人，哪怕要面对生命危险，却不被接纳，这太荒谬了。我们是外籍劳工吗？我们确实是在这里长大的，接受这个国家的价值观教育，甚至比许多人更懂希伯来语。国家仍在战争中，我们就在这里，已经准备好了。”

约翰·雷说：“有些人想尽一切办法逃避服役。什么时候能看到一群本不必服役的人主动说想参军？这个体系中有些矛盾，我无法理解。我知道他们需要我，但他们不愿接纳我。我很失望，也受到伤害。我只希望他们能停下来一分钟，把我们当作真实的人看待，而不是贴上‘移民父母的孩子’这个标签。”

当他们将自己的处境与同学相比时，挫败感更加强烈。以色列政府在2005年至2010年间曾向在以色列长大、并在当地教育体系就读的外籍劳工子女授予永久居留身份，条件是他们年满18岁后在以军服役。

但由于这些安排属于临时规定，未被纳入长期法律，申请窗口有严格时限，并在5年后完全关闭。一名年轻人说：“我们同届有个朋友，他的姐姐赶上了这一安排，他也因此获得了合法身份，并加入戈拉尼旅服役。我们是同一届，条件相同，父母都来自菲律宾。我们和他们有什么不同？”

对他们而言，服役不仅意味着回馈国家，也是融入以色列社会的通行证。约翰·雷说：“这不仅因为我想回馈国家，也因为这对我自己很重要。军队会让我感到自己属于某个共同体，让我得到一种认可，证明我确实是社会的一部分，让人们把我视为平等的一员，而不是一个异类。”

莫利夫也有同感：“这就像获得一份证明，确认我是以色列人。”三人属于数十名向法院申请获得以军征召令的男女青年。由律师泽里·哈赞、梅塔尔·洛波良斯基和德罗尔·施特罗姆于2025年12月提起的请愿案，政府提交答复的期限一再被推迟，目前政府须在10月4日前作出回应。

莫利夫说：“这是一场持续多年的斗争。我记得自己7岁时，就看到父母与律师会面、前往法院出庭。如今，这是他们第六次推迟回应我们。”程序拖延带来双重代价。约翰·雷说：“我们既失去了时机，也因被留在后面而受到伤害。半年前，我原本希望自己已经真正到了征兵接待中心，但我没有想到司法体系会如此艰难、繁琐。这样一个重要而敏感的问题，却一次次被推迟。”

尽管面临种种困难和漫长等待，三人一致表示，放弃并不是选项。玛丽埃尔总结说：“我们接受延期，但不会失去希望。因为如果我们失去了希望，可能早已不再参与这个过程。希望这件事能尽快实现。”以色列律师协会移民委员会主席、律师泽里·哈赞表示：“以军至少缺少1.2万名士兵，这一点没有争议。尽管最高法院在阿米特院长作出的决定中，已要求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在半年前答复请愿案，但他们一直回避回应，使国家安全持续受到的损害进一步加剧。”

以军发言人回应称：“请愿案已经收到。政府将在相关程序中依照惯例提交答复。”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斯雷尔·卡茨办公室表示：“此事尚未向国防部长提出或提交。待提交后，我们将作出相应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