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密档”重现，展现其对国际共产主义的卓越贡献

拍摄《百年恩来》期间，北京的俄罗斯驻华使馆内，周尔均从罗高寿口中得知，莫斯科或许保存着周恩来早年革命活动的档案。这句话原本只是交谈中的一条线索，却让一段长期沉睡的历史重新进入研究者视野。

罗高寿曾任苏联首任驻华大使尤金的翻译，也参与过周恩来与柯西金的机场谈判。他熟悉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外交史，知道周恩来早年曾与共产国际保持密切联系。周尔均当即请他说明情况，俄方随后同意中方派人前往莫斯科查阅。

连续五天五夜的调阅，并不是简单翻看几份旧文件。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国家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与中方共同核对，逐页确认来源、年代、文字和保存情况。最终取得157件档案原件复制件，绝大部分材料此前未在国内公开出现。

这些文件最特别之处，在于它们几乎都直接涉及周恩来，而且保留了他的亲笔文字。有中文，也有俄文；有履历表、会议记录、发言稿，也有呈报共产国际的政治材料。档案的存在，说明周恩来并非只是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络者，他还参与了重要决策的讨论和制定。

其中一份1939年履历表，由周恩来用俄文填写，内容十分详细。从旅欧时期参加革命活动，到黄埔军校工作，再到中央组织、军事和政治领导岗位，均有明确记载。共产国际还曾两次为他建立秘密档案，分别形成于1933年和1935年。

这类档案并非普通履历，而是对重要干部政治经历、工作能力和可靠程度的综合考察。按当时惯例，材料往往十分谨慎，甚至会重点记录疑问和不足。可周恩来的两份秘密档案，以及蔡畅1938年2月5日为他撰写的旁证材料，呈现出的却主要是他的组织能力、军事才能、机密工作经验和长期革命贡献。

蔡畅在八页材料中，评价周恩来“聪明能干精细”，并肯定他具有组织、军事和艰苦工作的能力。这样的评价并非后人追述，而是当时共产国际要求形成的内部材料，因而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

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周恩来与邓颖超为躲避追捕，化装成古董商夫妇，辗转抵达苏联。那一年，周恩来三十岁，邓颖超二十四岁。中共六大期间，他担任主席团成员和大会秘书长，并作组织问题、军事问题报告。

共产国际六大召开时，周恩来又进入多个重要委员会，包括筹备委员会、资格审查委员会、章程起草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他在军事委员会作专题发言，还在东方部作军事问题报告。档案中保留了署名“佐治”的报告稿，时间距南昌起义仅一年左右。

这份材料的价值，不只在于记录一次会议发言，更在于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革命道路的认识变化。大革命失败后，城市起义屡遭挫折，中国革命怎样保存力量、怎样建立武装、怎样把军事斗争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周恩来的报告，集中体现了当时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判断。

他还直接参与共产国际出版工作，在出版计划上作出批示，并增列中共党员参与出版事务。1928年，他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1935年，又缺席补选为执委会委员。这些职务表明，他在国际共产主义组织中并非旁听者，而是具有实际工作职责的成员。

1930年，周恩来秘密前往莫斯科，重点讨论中国革命形势。当时共产国际内部对中国革命的发展速度、力量结构和斗争重点存在分歧。周恩来没有迎合脱离实际的判断，而是指出，全国范围的直接革命形势尚未成熟，农民土地革命和红军发展正在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基础。

他通过具体事实说明，中国革命不能照搬欧洲经验，必须从中国社会结构和农村实际出发。相关谈话记录显示，他曾与斯大林交换意见，介绍中国红军的发展情况，推动共产国际重新认识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回国后，他又参与纠正“左”倾冒险错误，反对脱离条件发动全国暴动的做法。

1939年，周恩来因臂伤赴苏联治疗。伤情并没有使他停止工作。为使共产国际准确了解中国抗日战争，他亲自撰写了五万五千多字的《关于中国问题备忘录》，共82页，并在1940年1月17日至19日向共产国际主席团作了报告。

这次报告的文字达116页，另有34页口头提纲。周恩来反复说明，中国抗战虽然面临敌强我弱、物资困难等问题，但战争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能够依靠敌后根据地坚持斗争。由于材料高度机密，中文稿仅存一份，后来由他亲自交给共产国际保存。

共产国际主席团讨论后，对中共中央的报告表示同意，并形成正式决议。此次档案查阅取得的材料，也包括这份决议。周恩来早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工作，由此不再只是零散回忆，而是有履历、会议记录、报告原稿和组织文件彼此印证。回国后，周尔均将全部资料复印件呈送中央文献研究室，供专门机构继续整理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