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十八年,也就是1892年,山东堂邑县编修县志时,留下过一句很关键的话:“其所谓山,大率皆土阜稍隆。”意思是,当地所谓的山,多半只是略高于地面的土丘,并非人们通常理解的岩石山峰。
这句话,恰好揭开了冀鲁豫交界处的地貌谜题。这里地处华北平原腹地,太行山在西,山东丘陵在东,中间相隔约两百公里。黄河、卫河、漳河等水系穿行其间,地势开阔,平原连绵,很难见到真正意义上的高山。
可翻开明清地方志,曹州府、东昌府、大名府、广平府以及临清一带,却能找出许多“山”。有历山、凤咮山、仿山、文亭山,也有平山、陶山、秋山、方山、浮邱山等,数量多达几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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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这些名称并非全是文人凭空想象。馆陶县之所以得名,便与县城附近的陶丘有关;茌平县因茌山而名,邱县旧城也建在平邱山一带。聊城明代设置平山卫,“平山”同样是城中一处隆起的土阜。
只是这些山的个头,往往小得出人意料。它们有的只是几丈高,有的不过是一处高岗,甚至一座土堆。放到今天的山区,或许连“山包”都算不上,但在古代平原环境里,却足以成为辨认方向的地标。
平原太平了。站在旷野之中,四周少有遮挡,村庄、河道和城池往往藏在地势变化之外。此时,一处高岗、一座土丘,便有了实际作用。行旅者可以依山辨路,地方官也能借它标注城郭、村镇和河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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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土丘还被赋予了浓厚的历史意味。濮州历山传说与虞舜有关,曹县曹南山、东明五霸岗,曾被附会为春秋诸侯活动之地。大名府沙麓山则见于《春秋》记载,“沙麓崩”三个字,说明它曾经是一处相当醒目的地貌。
但古书中的“山”,来历并不相同。最早的一类,是黄河长期冲积留下的自然土丘。黄河泥沙含量很高,河道一旦决口改道,洪水便会带来大量泥沙。某些地方越淤越高,慢慢形成岗地;另一些地方则被冲刷、掩埋,旧山随之消失。
第二类与治河有关。大名府的惬山,相传是汉成帝时期王延世治理黄河时运土堆成。东明黄陵岗,被认为与元代贾鲁治河有关。临清土山则形成于明永乐十五年,也就是1417年,会通河疏浚时挖出的泥土不断堆积,逐渐形成高岗。
第三类是人工土台和陵墓封土。鸡泽凤起山经过明代、清代多次增筑,实际上带有明显的人工作用。曹县左山、定陶仿山、单县大陵山,也都被地方传说或志书记作墓葬封土。土堆一旦规模较大,便可能被后人称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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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所谓的山,源于古堤。肥乡浮邱山地势隆起,却没有岩石和山脉相连,地方志便推测它可能是旧堤遗址。古代河道频繁变迁,堤防、河岸和土丘互相交错,后人辨认不清,也容易把堤称山。
当然,地方志也会出现误记。博平县早期记有平山、长白山,后来县志作者考证发现,这些内容很可能混入了府城平山和茌平长白山的资料。到了1900年续修县志时,博平被明确描述为地势平衍、只有河流,并无真正的山。
山名为何受到重视?古人讲究“山水形胜”,地方志需要展示一地的地理格局。哪怕只有一处土岗,也可能被写进“八景”。历山春雨、景山夕翠、仿山雪霁、沙麓霁云、方山夕照等名称,既是景观记录,也是在塑造地方记忆。
这些土山消失,主要有两条路。一条是被黄河冲毁或泥沙淹没。南乐方山据说原有东西两座土山,后来遭遇河患,地形被冲平;清丰秋山也因河道变化,只剩下极少的土迹。大名沙麓山的“崩”,同样可能与河流长期冲刷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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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条路,是被人取土使用。茌山曾被挖土修筑城墙,明代城防反复加高后,山体逐渐削平,甚至留下深坑。邱县平邱山也因城市建设而被夷平。对于古人来说,土丘是现成的材料,修城、筑堤、盖房都要用土,很少有人会专门保留它们。
临清土山却保存了下来。自1417年形成后,会通河及其后续河道不断疏浚,泥土长期堆在原处,几百年间越积越高。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曾被整理为龙山公园,后来又建设为森林公园。它没有岩石山体,却保存着运河治理、城市变迁和地方记忆留下的层层痕迹。
所以,古籍里的那些“山”,并不意味着冀鲁豫平原曾经遍布峰峦。它们可能是黄河塑造的土岗、人工堆起的高台、墓葬封土、残存古堤,也可能只是方志传抄中的地名。山体会消失,山名却常常留在县名、村名和旧城格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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