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舵：“反革命”父亲与“极左派”母亲

来源丨文摘精萃

作者丨周舵

我永远不会忘记母亲自杀前一天的情景。这个流血的创口是永远不曾完全愈合的，我早就想对这个使我创口痛深的悲惨事件做一个分析，既用以警诫世人，也用以聊作救治我内心伤痛的一副安慰剂。

可是始终没有时间。永远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那么多的事情。

还因为没有适当的心境，母亲逝去十一年了，这是一段必要的距离，使我得以比较理性、冷静、客观、公正地对她做一个全面的评价，不至于因激愤把她的死因统统归咎于社会弊病。自然，社会病态是导致这个悲惨事件的主因，但毕竟，并不是在这个病态社会中深受其害的人都走上了这条路。社会应负百分之九十的责任，另外的百分之十，应由我们全家（包括母亲自己）来分担。

坦率地说，我从来不曾料想过母亲会走上自杀这条路。她从来是那样刚强、自信、生气勃勃，像是根本与自杀无缘的。如果我早有机会读到《自杀论》这部著作，我一定不会这样轻信。利他型自杀的人正是具备母亲这些素质的那些人。但母亲的死，却并不是纯粹的利他型自杀，那要复杂得多。

母亲算不上出身名门，但也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我的外婆杨惠敏曾是同盟会员，据说相当能干。外公杨定华也是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当过小小的县官和别的什么不大的官，听说是因为同情共产党，放走过共产党嫌疑犯（他说：学生娃娃懂得什么共产党不共产党！），所以没能升官。1949年以后，也许是因为与毛泽东的表兄兼老师王季范的交情，外公当了一阵国务院参事，1962年病逝于长沙。

不管怎样，像母亲出身的这种封建家庭，礼教很严，忠、孝、节、义等等传统道德伦理观念在母亲幼年时就深深扎了根。母亲很孝顺，但并不怎么听话。

母亲有一姐、一妹、一弟。外公一直同情共产党，娶了姨太太之后，外婆就与他不和，所以1949年时带着大姨妈随舅舅撤退到台湾，舅舅当时在国民党军队的空军里边。大姨妈杨端淑及舅舅杨长庚1949年随外婆去台湾后，从此杳无音信。

贞淑姨妈一家八口——她、姨父罗泽荣及五女一男——1950年本已去了香港，外公一再写信说共产党如何如何公正廉明、为民拥戴，请他们回大陆。姨妈一家听了外公的话，回了大陆。

万没想到，没过多久，姨父就被指控为“潜伏特务”（他原在国民党军队里管电台，军衔是上校），抓起来判了20年徒刑，送到北方荒郊直到1969年刑满，释放后不久就病逝于东北。姨妈每当说起姨父，都极为伤心。她说姨父是她一辈子遇见过的最宽厚善良的人，我相信她的判断。安邦表弟就很像他父亲，真可说是“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姨妈一个人带着六个子女，最大的12岁，最小的才1岁，自己原来没有工作只能由政府救济性地安排个工作，后来才慢慢得到中学教员的职位，其苦况可想而知。

相形之下，我们一家就幸运得多了。母亲从小要强，读书时永远考第一，她和贞淑姨妈两人被称为“姐妹花”——聪明，功课拔尖，又都很漂亮。高中毕业以后，外公外婆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子上什么大学？但母亲闹着非要上，结果在南京女子师范读了两年，家里无论如何不给学费了。她一气之下，报考了“华侨师资训练班”，1939年被派往海外，先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日寇入侵后到了印度，先后在加尔各答、孟买、噶伦堡办华侨子弟学校，成绩斐然，在当时的侨界很有点名气。看过她那时的照片的很多人都说她像电影明星，还有说她像秦怡的。总之，那时的母亲是男士争相追求的目标。而这也就种下了婚后不和的恶果。

我父亲周达夫，是我所见过的人当中最莫名其妙的一位。他那时也在印度，先是在泰戈尔国际大学读书，后来得了孟买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当过记者、编辑，后来教书。他为了追求母亲，几次大发神经，还闹了一两回自杀。母亲被追得没有办法，心想此人至少将来不会亏待她。再说，父亲当时年轻英俊，前程无量，母亲便嫁给他了。结了婚可就是另一回事了——这似乎也是人之常情。

父亲心地很不错，古道热肠，但身上的缺点实在太明显了。第一，他是个医学书上叫作“循环性格”类型的人，兴奋时口若悬河，如脱缰之野马，什么话也存不住；抑郁时又心灰意懒，悲观厌世。第二，完全不谙人情世故。世间一切人与事，在他眼中都大大变了形，其真面目他从来似乎没有想到费心去研究一番，只是凭他的脑子一转，只听三言两语，就可遽下断语，而且一经决定就很难改变。别人心里想的，和他眼中所看到的，经常相去极远。他对你的热心和好意，有时颇令人感动，但对你说的话没有一句能进入你的心坎。第三，自视极高，自以为聪明盖世——那也非虚，他的老师、准老师如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黄侃、钱玄同等似乎都夸他很聪明。他的毛病是极浮躁，母亲说他是“猴子屁股坐不住”；而且，我看他是根本无心治学，对玩政治那一套倒兴趣极浓——还是母亲看得准，说他不像个教授，倒像个“失意政客”。第四，脾气时好时坏，坏时什么人都敢骂。据母亲说是几乎骂遍了他所认识的一切人。把朋友、同事、上级得罪一个遍。骂人还很刻毒，专揭别人的疮疤。第五，生活习惯不良。极懒极懒，家务事从来是一根指头都不想伸一伸，他以为大教授就得别人侍候，却不想想母亲也得上班，家里还并不是总有佣人。又邋遢，年轻时西服革履倒还颇神气，到得学雷锋的年代，可就每况愈下了。这种生活习惯与母亲真是水火不相容，母亲是个极爱整洁的人。但我发现像父亲这样不爱整洁的人常有个大优点，就是生活上很淡泊，无可无不可，从不挑剔，好侍候。

总之，父亲的这种种毛病，没有一样不招母亲反感。母亲原是个极能干、极好强，人缘好、性子急，爱整洁、爱漂亮的女人，一向也是自视甚高，于是结婚不久就开始后悔。但是很快，生下了我，母亲稍觉安慰。我生在印度大吉岭（噶伦堡），那是个极美丽的山城，在喜马拉雅山南坡，背后就是雄伟的大雪山。主演《乱世佳人》的费雯丽就生在那里。据她的传记作者说，费雯丽的母亲怀孕时，医生请她每天看看大雪山，说是这样生下的孩子一定美丽，因此之故，鄙人也差不到哪儿去。我出生不久，有父亲的朋友顾铁夫见了，非说是抱错了，抱了一个外国娃娃回来。当然本人现在是面目全非了，今非昔比。

我生下不久，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许了个大学校长的职给父亲，于是一家三口回国来了。那时，国民党溃败在即，大学校长连教员的薪水都没处去弄，于是父亲到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当了个穷教授。说是穷教授，可比现在体面多少倍，住一幢大洋楼，我家住楼下，楼上是中大化学系一位姓李的教授。我永远忘不了楼前的大花园，绿草如茵，各种花木浓荫蔽日，那棵大英雄树（木棉树）下，不知留过我们小时玩“过家家”烧灶时的多少烟痕。那是一种典型中产阶级的生活，或者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有人日后要大加修理的、一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能容忍的丑恶生活。

我两岁时，母亲又生下了妹妹。妹妹是奶奶（父亲的伯母）带大的。小弟出世是在北京了，他是一位安徽籍奶妈（叫王木英）带大的。那年安徽发大水，奶妈一家活不下去，只好撇下刚生下的儿子出来做奶妈，她的儿子后来到底饿死了。父亲说起这事，总是很伤感，又好像有点内疚。其实这根本不关他的事。

广州气候很热，蚊子又多，所以我从小就闹打摆子（疟疾），发髙烧时那些恐怖的梦境我现在还能记起。加上先天不足（我出生时才五磅一），从小没有什么病是我不曾得过的。母亲为我真是操碎了心。那些母亲在我病床前守候的情景，我永世不能忘。但是很遗憾，这可不是一副“慈母”景象。母亲脾气急躁，又从来不会讲一句温言软语。我记得的，就是她一边照料我这一年到头生病的倒霉鬼，一边抱怨着、责骂着，好像生病全是我的错。其实我敢说世上像我小时候那么乖的孩子着实不多。我是那种胆小怯儒得出门时总要紧抓住母亲的裙边不放的小孩。我现在还记得母亲穿着高跟鞋和丝绸旗袍，打着阳伞带我出门的情形。一直到我进了幼儿园，能带着妹妹上学下学时，母亲才考虑找个工作。

像她这种“资产阶级教授太太”，找个革命工作可不那么容易。中小学校长一类的事决不会请她做，而那是她最得意的事业。那时，正与苏联老大哥打得火热，全国上下都学俄语，母亲也就自学起俄语来。凭着她的聪明加上英文的底子，居然学得不错，不久全国“院系调整”——按老大哥的教育体系，把中国的英美式教育制度来个大清算。中大中文系并到北大（北京大学），于是乎一家人举家北上。记得临上火车时，王力先生把白兰地当葡萄酒喝，喝得酩酊大醉还是父亲把他扶上了火车。

这时“旧”知识分子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五七年“反右”，不知怎么搞的，父亲居然成了漏网之鱼（母亲说是多亏她从旁提醒）。父亲的说法是，他一贯拥护共产党。他说解放前夕，为了参加进步活动，国民党政府要抓他，还害得我们一家跑到香港去躲了半年多。

但他老人家是不安分的人，好好的北大中文系教授不当，硬是跑去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情报研究室翻译资料。没干几年，又不干了，北大又不想回，便调到中央民族学院。学术上，父亲简直就心不在焉。原先还发表了几篇像模像样的研究成果，后来简直就不知一天到晚在想什么。级别也从来长不上去，母亲越发瞧他不起，“离婚”的话头总是挂在嘴边。但看在三个儿女份上，又于心不忍。

从我懂事起，父母间的战火似乎从未止熄过。吵架不必说了，动手也是家常便饭。那真是一个恐怖世界，我愿奉劝天下一切不能忍住不动手打架的父母们千万不要有小孩。

来北京后，母亲先是在北京第十九中学教俄语，后来设法调到了北大俄语系，当一名四处跑腿的小小资料员。这对于婚姻不如意，从来又是事业心极强的母亲来说，那是再晦气不过了。别的教授太太当然也好不到哪儿去，母亲偏又越来越“革命”了起来，发誓要彻底洗净身上的“资产阶级淤泥腐水”，所以和教授太太们越来越合不来。

我不清楚这种思想观念、情感、立场的巨变是怎么发生的，总之母亲对当时那一套渐渐走火入魔了。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了，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入党”。对家务、子女越来越马虎，一天到晚跟那位入党联系人无止无休地汇报思想。母亲这时一切从简，尽力“向劳动人民、向工农兵看齐”。又来了个什么“三年困难时期”，物价暴涨、百物匮乏。偏偏我又得上了“富贵病”——急性传染性肝炎。少许存款，连同母亲年轻时积攒下的一点金银首饰陆续被通货膨胀的血盆大口吞吃了个干净。那时一两黄金的国家收购价只90元人民币。母亲卖时一边心疼，一边自我安慰，说是“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然而党却不是那么好入了。那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有些人穷毕生精力，也不得其门而入。

我还没有见过比母亲更信党，更爱党胜过一切的人。入党，这是她后半生的全部生命意义之所在，除此之外，她不知道人生还有别的什么价值。丈夫不必说了，需要的话，家庭、子女、亲友乃至她的生命，什么她都可在所不惜地献给党。生命算得了什么？她根本不怕死。当年乘轮船从新加坡逃往印度，天上的日本飞机又轰炸又扫射，别人吓得要死，她却若无其事。

党的大门却对她紧闭着，不是彻底关闭，留着一丝丝缝隙，透出一线线光明，让她永远不至彻底失望。她出身不好，官僚地主家庭；社会关系复杂，一大帮亲戚朋友在海外，在台湾；在党的困难时期，她没有过丝亳贡献，尽管她说她年轻时就向往进步，结交共产党朋友，并且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她过去的生活方式相当可疑，完全是一位资产阶级阔太太的模式，尽管她说她不过是个知识分子，从来不是资产阶级的一员，但她不敢否认那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圈子；更要命的，她还加入过国民党，虽说她检讨过一百次以上，说是生计所迫，不入就去不了那个该死的“侨资训练班”，找不到饭碗，而且一上了开往海外的轮船，她就把国民党的党员证撕碎扔进了大海，可是毕竟谁又看见了这事？她若是大有名气，有些社会影响，出于统战需要，倒还有可能得到格外关照，可她偏偏并无籍名。或者，她若是具有深研入党学的天赋不那么粗直坦率，不那么缺乏分寸感，不那么显得过火而不够可信，她的希望也不是绝对没有。但这些终究是“也许”。于是乎，“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除去1962年前后那一段“修正主义大泛滥”的短暂时期外，我从不记得有“家庭温暖”一说。小弟还小，可爱又顽皮，胆子又大，母亲把对他的教养之责简直就交给了我。父亲是采取了逃跑主义，索性搬到单位去住，周末才回家。母亲常常夜深才踏进家门，不是忙工作就是忙入党，又累，心情又坏，经常拿我们子女出气。我们根本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对我们除了责骂，就是大上政治课，和学校里天天教的、报纸上天天讲的一模一样，实在没有重复的必要。社会上阶级斗争的风声是越来越紧了。人际关系恶化，家庭内部也充满了紧张、烦躁、火爆的气息。如果是一个和睦、团结的家庭，家长又比较明智，没有像我父母那样走火人魔（父亲政治上的疯狂程度不亚于母亲，只是更缺乏马克思主义味道，一听就知道他全然不入流，他自己却自我感觉良好），那就多少还能制造一个人工小气候，减轻些外来疯魔病毒侵袭造成的危害。我们家却正相反，谁也不和谁说人话，说的一概是报纸上那套疯话，内忧比外患还要严重。父亲又改不了他那套洋洋自得、跃跃欲试的劲头，实在是一脑子浆糊，却又自以为得计，时不时发点人所不敢发（别人是不敢说，他却以为只有他慧眼独具）的惊人之语，骂骂斯大林，骂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他实在是一片好意，却不知对斯大林情有所钟的大有人在，大大地有人在。已经是文革前夕了，那是什么年代！别人割舌尚恐不及，他却反其道而行之。这回他很快地干出点名堂来了，原教育部大学部悄悄地把他列入了“反革命分子”的名单。

我对当时那一套要用“精神原子弹”把人类改造成无私无欲的人间神的宏伟构思本能地从骨子里厌恶和怀疑，但年纪小，什么“反面”的书也没读过，实在弄不懂到底是“神”并不神，还是自己天性不良，永远望神莫及。那时就已经有同学批判我，说我是对劳动人民缺乏感情，缺乏敬意。还算好，清华附中是个有点水准，比较有人味的学校，还不至于上来就说我是“白专典型”、“修正主义苗子”。确实，我从来对智商低下的小儿科那一套，对愚昧盲从缺乏感情，缺乏敬意；所以，红卫兵一造反我就紧跟“修正主义”的校党委大造红卫兵的反；写了许多大字报挖苦他们，是个“铁杆保皇派”。我的逻辑倒也高明不到哪儿去，只内心的良知告诉我，这种革命狂热、造反疯癫未免过分了。文革前又是“四清”，又是大抓阶级斗争为纲、“贯彻阶级路线”，又是学雷锋、彻底革命化，已经把人的神经紧得不能再紧了，如果这还叫作“修正主义”，那么到底还让不让人活了？那时候，因为我功课拔尖，班里的团组织把我当作重点发展的对象，额外地派了团支书本人及另一名团员亲自大力培养我，但我仍不识趣，坚持说我上高中就是为了要上大学，从没想过去做工种田，坚持认为科学家比农民贡献大……凡此种种，团当然没入成，若不是人缘好，文革中一定得当上“反动学生”。别人说文革是大浩劫，暗无天日，我却觉得最恐怖的是文革前大搞思想革命化的那两年。

在这段时期里，母亲的日子肯定比我们更不好过。

我们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多少还保险一点，像我的父母这样浑身不对劲的“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一步不慎，一句话说错都可能招致灭顶之灾。父亲是浑然不觉，永远自我感觉良好。但母亲并不傻，理智健全，她想必是整天里战战兢兢，内心深怀恐惧。我想这大概是驱策着她拼命向党交心的首要原因。其次，应当归因于她的理想主义、事业心、争强好胜。她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事业上无所成，总得另找发泄通道。其三，她毕竟不是个真正聪明的人，心理构造粗糙得很，从来就简单化。其四，虽没有父亲那样严重，但母亲待人处事的本领并不高明，人情世故从未超出常识水平之上，而当时的极左教育则把这点常识也剥夺得干干净净了。从天性说，母亲其实是个相当任性的女人。粗、直、急躁、简单、任性，这些都是她的致命伤。若论人情世故、处理人际关系，母亲比起贞淑姨妈来，真是一个小学生而已。

从根本上说，我的父母都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动乱的牺牲品。父亲出身于败落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和母亲比较起来父亲更不幸，8岁丧母，20岁丧父，自己一个人走南闯北，少失怙恃，教养不良。俩人一生所受的教育，归根结底四个字叫作“不伦不类”，既不是稳定兴旺的传统书香世家的，又不是纯粹洋派的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更不是洗心革面的“革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什么都有点，什么都不地道，半瓶子醋是最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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