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898年农历八月初三夜，北京法华寺，谭嗣同连夜求见袁世凯。一场涉及皇帝、太后和新军的密谈，就此把戊戌变法推入了最危险的关口。后来，谭嗣同等六人被杀，袁世凯也被牢牢钉在“告密者”的位置上。
但这桩公案，不能只靠一句“袁世凯告了密”来解释。
甲午战争之后，清廷内外都知道旧制度难以维持。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戊戌变法正式展开。光绪希望借整顿官制、兴办教育和训练新军来挽救危局，可真正掌握朝廷人事与政治分量的，仍是慈禧太后。
矛盾很快集中到人事权上。光绪一日之内罢免礼部六名堂官，触动了守旧势力的根基。维新派担心慈禧提前收回权力，康有为等人开始设想以军队控制颐和园，再迫使太后交权。这个计划后来被概括为“围园杀后”，但它既缺少周密部署，也没有获得光绪明确而完整的诏令。
维新派需要军队。
当时驻扎天津小站的袁世凯，正是他们眼中最合适的人选。袁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较强的军事组织能力，所练新军也被视为清军中较有战斗力的一支。更重要的是，他曾与维新派有过接触，并不完全排斥改革。
然而，赞成改革，和愿意率军发动政变，根本不是一回事。
谭嗣同奉命或受托前往法华寺，目的正是摸清袁的态度。两人谈话时，谭没有绕圈子，直接把皇帝处境、荣禄态度以及调兵计划摆到桌面上。袁听完后问：“这件事，有皇上的明诏吗？”
谭拿出一份带有朱批意味的文字，解释“另议良法”就是暗示采取非常手段。袁却认为，文字没有明说，不能据此调兵。谭一度拔枪相逼，袁仍没有当场答应，只提出等待天津阅兵，让光绪亲自到军营下达指示。
这段谈话的关键，不在于谁的气势更强，而在于计划本身存在致命漏洞。小站新军人数有限，天津还有大批守军，粮饷、弹药和调动路线也都没有解决。一旦北京突然动兵，朝廷各方势力必然迅速反应。袁世凯熟悉军务，不可能只凭几句激昂言辞就把全部身家押上去。
有意思的是，法华寺谈话结束后，袁并没有立刻进宫向慈禧报告。农历八月初四，慈禧由颐和园返回紫禁城，庆亲王奕劻和御史杨崇伊等人都在她身边。袁若想当面告密，并不缺少机会，但没有确切材料证明他在当天完成了这样的举动。
农历八月初五，袁奉召见到光绪。光绪询问变法情形，袁劝他不要操之过急，认为改革必须注意用人和步骤。这样的劝告，说明袁确实担心维新派行动过猛，却不能直接证明他已经向慈禧告发。
当天中午，袁乘车离开北京，傍晚抵达天津，随后前往直隶总督府。荣禄当时还要处理大沽口外外国军舰等事务，袁与其谈话的内容，主要围绕觐见和军务展开。至少从现有记载看，袁并未在政变发生前，把法华寺密谈完整告诉荣禄。
变化发生在农历八月初六。慈禧以光绪名义宣布训政，戊戌政变已经启动。荣禄得知消息后到袁处询问，袁这才把谭嗣同来访和围园计划告知。当天晚上，杨崇伊到天津，袁又向他说明经过。也就是说，袁吐露密谈的时间，很可能是在政变既成事实之后。
农历八月初八，朝廷下令逮捕谭嗣同等人。八月十三，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六人被押赴菜市口处死，对应公历1898年9月28日。六君子遇害，使袁世凯的角色更加受到后人追问。
袁不是告密者吗？若严格说，他未必是最初向慈禧提供情报的人；但他也绝非无辜旁观者。他在政变已经发动后，将密谈内容交给荣禄和杨崇伊，实际上帮助清廷掌握了维新派的激进行动。这样的自保行为，直接加重了维新派的处境。
至于政变的消息究竟从何处进入慈禧一方，史料并不完全一致。杨崇伊的奏折、荣禄方面的判断，以及宫廷内部原有的紧张关系，都可能促成局势突变。把全部责任压在袁世凯一人身上，既过于简单，也掩盖了维新派计划仓促、权力结构失衡的事实。
谭嗣同在狱中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诗句，成为戊戌变法最鲜明的象征；袁世凯则在法华寺之后选择了活下去。两种选择，最终把两个人推向了完全不同的历史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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