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你听说过1946年那次卡住了谈判节奏的空难吗？同一架飞机上四个核心干部，刚出狱一个多月的叶挺。
职务居然是最低的，另外三个人各揣着关系到全中国命运的急事往延安赶，怎么就一头撞在了黑茶山上？
1946年春天，国共谈判刚刚走到最要命的岔路口，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开完，双方虽然定下了和平建国的框架。
可真落到宪法修改、军队整编这些实条款上，各不让步全卡住了，重庆这边的谈判代表拿不定主意，必须马上回延安请中央定调子。
叶挺就是这时候凑上这架飞机的。
皖南事变之后，他被国民党关了整整五年，1946年3月4号才被放出来，出来没几天，他就递了入党申请，很快中央批准恢复他的党籍，赶上中央要开整军工作会议，他是新四军的老军长，军队整编这事他必须到场，所以就跟着一起走。
而此时他刚恢复自由，还没有中央层面的专职领导岗位，论分量，确实比不上同机的另外三个人。
博古和王若飞都是中央委员，揣的是最急的活。
博古当时在重庆牵头改宪法草案，国民党要修改核心条款削弱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还要否定解放区的民选政府。
共产党这边寸土不让，改到最后十几条全谈不拢，必须把全部分歧原原本本带回延安，请中央拍板下一步怎么谈。
王若飞从重庆谈判开始就一直守在一线，停战协定签字、政协会议召开，哪一件事都有他盯，当时双方在落实决议上卡了快一个月，就等中央给新的指示，晚一天都可能出变数。
邓发是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分量也不轻。
他1945年秋天去巴黎参加世界工会代表大会，转道还开了国际劳工大会，出去大半年，带回来一套全国工运对接国际的方案，当时解放区需要打开对外联络的口子，这事也是中央等着要的核心工作。
说起来，这三位，一个管宪法谈判，一个管谈判落实，一个管中央直属的工运系统，全是实打实的中央专职领导，职务确实都在当时的叶挺之上。
四个人为什么刚好凑到一块？说穿了就是都赶时间。
那时候重庆到延安没有直达火车，汽车走山路得绕十几天，飞机是唯一能赶得上急活的交通，博古的材料整理完了，邓发的方案归档了，叶挺的会期也近了，中央驻重庆办事处就给一起安排了这趟行程。
1946年4月8号早上，飞机从重庆白市驿机场顺利起飞。
先到停了一小时，加完油接着往延安飞。
飞到陕西甘泉境内的时候，飞行员还跟延安电台联系过，报的位置一切正常。
可是没多久，天突然变了。
云雾从山谷往上翻，没半小时，能见度降到不足一百米。
飞机偏航了，往东北方向的晋绥边区飞过去。
雨落下来，雾封住山，看不见地标，罗盘失灵，飞机越飞越低。
那时候的民用飞机没有导航系统，全靠飞行员盯着地面地标飞，进了山区云雾里，跟闭着眼走悬崖没区别。
下午两点多，飞机撞在山西兴县黑茶山的山坡上。
一声巨响，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没有一个人生还。
消息传出去，第二天当地的民兵就搜上山了。
在树林里找到飞机残骸，翻出带印章的文件皮包，还有叶挺随身的手枪，才确认了遇难者的身份。
晋绥边区加急把消息报给中央，之后遗体转运岚县机场，再运去延安。
而此时沿途不少老百姓听说死的是去延安谈和平的干部，自发捧着白花堵在路边送，有的走几十里路就为了鞠一躬。
4月19号，延安三万多人在王家坪开追悼会，四烈士的灵柩安放在清凉山脚下，毛泽东题了挽词，朱德写了祭文，周恩来在重庆接到消息，当场红了眼睛，后来专门写文章悼念。
之后重庆各界在青年馆开追悼会，上海也在玉佛寺办了纪念活动，整个解放区都举行了哀悼活动。
这次空难，直接把当时推进到一半的好几项工作全打乱了。
博古王若飞带的宪法修改分歧材料没送到，邓发的国际工运方案没汇报成，叶挺要开的整军会议也缺了核心的新四军代表。
中央只能临时调人重新梳理材料，接过谈判和整军的工作，前前后后耽误了快一个月的时间。
不过清理现场的时候，还是捡出了不少文件残片，能看清宪法草案的修改要点，还有邓发记的国际联络线索，这些残片后来也成了继续推进工作的依据。
有人说，如果那天没起雾，飞机没偏航，这些人顺利到了延安，后来的谈判会不会有不一样的走向？没人能给出答案，历史只留下黑茶山的一声叹息，和“四八烈士”这个刻在几代人记忆里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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