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产业调查：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之路怎么走?

钢铁作为“工业的粮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更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新中国成立初期，钢铁产业曾是我国工业体系中基础最弱、底子最薄的产业。经历70余载栉风沐雨、砥砺前行，我国钢铁产业在技术攻关与产业升级中突破跨越，彻底扭转了“缺钢少铁”的局面，奋力挺起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钢铁脊梁”。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国钢铁产业处于怎样的历史方位？全球竞争力如何？面临哪些新的挑战？数智时代该如何破局？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进行了实地调研走访。

一、我国钢铁产业发展的转型蝶变之路

调研了解到，我国粗钢产量连续30年稳居全球第一，2025年产量为9.61亿吨，超过全球产量的一半，已是世界钢铁工业的重要力量。“中国钢铁工业在世界钢铁舞台上的领导地位不再只因为其庞大的规模，更因为其拥有了越来越多值得其他国家借鉴的先进技术”，世界钢铁协会总干事巴松如此评价。

我国钢铁产业以自身持续创新发展，深刻改变了全球钢铁产业的成本曲线和技术基准。这条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产能体系：从“铺摊子”到“提质量”的历史性跨越。1949年全国钢产量仅15.8万吨，不及当时美国半日产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依托“三大五中十八小”战略部署，稳步夯实钢铁产业发展根基。

改革开放后，钢铁产业走上快速发展道路，1996年粗钢产量突破1亿吨，跃居世界第一。进入新世纪，产业持续扩容，2000年至2020年粗钢产量年均复合增长率达9.2%。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钢铁产业率先开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十三五”以来，钢铁产业以化解过剩产能为突破口，累计压减粗钢产能1.5亿吨以上，取缔“地条钢”1.4亿吨，建立“指标跟着项目走、能耗跟着效益走”的动态调整机制。通过大规模技术装备更新、流程优化与空间布局调整，构建起规模庞大、供给稳定的产能体系。

产业布局：

从“小散乱”到“集中化”的系统性优化。调研发现，我国钢铁产业已形成科学规划、协调发展的产业结构。

一是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

为改变“小散乱”局面，钢铁企业积极实施减量化兼并重组，逐步形成超大型钢铁企业集团。2025年，行业内规模最大的前10家企业市场份额达到43.1%，比2020年提高4.2个百分点。

二是新建产能布局不断优化

钢铁是重物流、重运费的产业，高度依赖进口铁矿石。新建产能逐步向物流便捷的沿海、沿江地区，以及靠近汽车、机械、建筑等消费市场区域集中，2025年我国东部沿海、沿江省份粗钢产量占比达72%，有效降低了原料输入与产品输出的物流成本。

三是全球资源配置持续深化

河钢集团收购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后，快速扭转了后者连续7年亏损的局面，投入数亿美元实施大规模技术改造，实现了技术水平和综合实力的显著提升，成为钢铁产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样板工程。

产品服务：

从“基本能造”到品种最齐全、物美价最廉的完备体系。在山西太钢不锈钢精密带钢有限公司，我们亲眼见证了厚度仅0.015毫米的“钢中薄纱”手撕钢被轻松撕开。这一曾经长期被国外垄断、受制于人的“卡脖子”材料，现已成为我国钢铁产业自主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广泛用于柔性显示屏、航空航天等领域。

在中国宝武宝钢股份有限公司，我们详细了解了高端无取向硅钢的研发历程，它是驱动电机实现高效率、小型化、轻量化的核心材料，直接关系到新能源汽车、高效家电、具身智能等领域的能效水平和场景实现。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只能冶炼100多个钢种、轧制400多个品种规格的钢材，到今天钢材品种覆盖22大类3000余个细分品种，关键品种自给率近100%，高强度、高性能钢材生产和应用比例极大提高，中国钢铁正以最具全球竞争力的综合优势推动中国制造走向世界。

生产方式：

从经验驱动向数据与算法驱动的根本性变革。高炉占钢铁生产总成本的70%左右，炉内反应温度达2300多摄氏度。过去，为了掌握实时炉况，老师傅要穿着阻燃服、隔着探火镜，盯着炉口火焰颜色和状态，凭经验判断碳温和造渣来作决策。一炉钢炼废，几万几十万就没了。

如今，样本企业中，近90%的钢铁企业建立了生产制造执行系统、能源管理和环保监测系统，机器人应用密度达65台（套）/万人，一键炼钢、智能调度、无人运输、精准配料、自动质检成为行业智能生产的常态，实时探测炉内温度等变化情况。我们在宝钢股份炼钢厂看到，“AI炉长”全面上岗，关键指标预测命中率已突破90%，单座高炉每年可降本超千万元。

绿色转型：

引领全球钢铁史上规模最大、标准最严的“绿色革命”。绿色发展已成为全球钢铁产业转型的普遍共识。对我国来说，工业碳排放约占全国总排放的70%，钢铁产业约占工业总排放的15%—20%，钢铁产业绿色转型直接关乎“双碳”目标的实现。

以2019年生态环境部等五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为标志，一场全球钢铁史上规模最大、标准最严的“绿色革命”正式开启。在全国首家完成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的首钢股份公司迁安钢铁公司，我们看到环保调度中心在线监测排放数据实时显示：重点排放源颗粒物小于5毫克/立方米、二氧化硫小于20毫克/立方米、氮氧化物小于30毫克/立方米。

对照国际水平，从这三项核心指标看，我国超低排放限值较部分发达经济体现行标准严格近10倍。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超过9亿吨粗钢产能完成全过程超低排放改造，钢铁产业绿色发展走在了时代前列。

二、我国钢铁产业发展面临的时代考题

近些年，社会上有观点认为钢铁产业是“过剩产业”、“夕阳产业”，甚至主张“任其萎缩，把资源留给新兴产业”。事实恰恰相反，钢铁产业始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它是新兴产业的“母基”，大飞机C919起落架用300M超高强钢、高铁车轮用D2高速钢、深海探测器用耐蚀合金，均依赖钢铁材料的突破；

它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国防军工用装甲钢和舰船用钢、战略储备特种钢材、重大基础设施用钢，一刻也离不开钢铁产业的支撑。美国“铁锈带”的教训殷鉴不远，传统产业空心化必然引发区域经济衰退、就业流失、创新乏力等连锁反应，事关国本的基础性工业绝不能任由市场自发出清、无序外迁、被动萎缩。

当前，面对发展环境、市场逻辑、竞争规则的深刻变化，主要依靠要素规模投入的传统增长红利渐退，钢铁产业要担当新时代重任，必须直面一系列新的挑战。

供强需弱矛盾有待缓解，结构性错配与“内卷式”竞争仍然存在。从需求端看，我国钢铁消费已步入“总量见顶、结构优化”阶段。近年来受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基建投资节奏放缓等因素影响，建筑用钢需求回落。

与此同时，制造业转型升级不断催生新的用钢需求，2025年制造业用钢占比约51%，历史性首次超过建筑用钢。需求结构的反转，意味着钢铁产业必须尽快从“跟着地产走”转向“随着制造走”。从供给端看，产能总体充裕但结构性矛盾突出。

一是经营主体数量偏多、产业集中度偏低，行业自律难度较大；二是部分中小企业固守低价抢单、以价换量的传统思路，陷入越产越亏、越亏越产的“内卷式”竞争，加剧市场波动；三是市场化退出机制尚不健全，钢铁企业多为地方经济支柱，资产重、就业容量大，部分地区甚至存在隐性保护现象，导致产能出清滞后于市场变化。

产业基础能力有待提升，部分高端领域与关键材料仍有短板。调研发现，目前我国高端轧机的伺服阀、高精度传感器、特种耐火材料等前沿工艺装备与核心部件，一定程度上仍依赖进口。

一些关键材料虽已实现国产化突破，但在批次稳定性、均匀性、一致性方面仍有待提升。更深层次看，钢铁产业基础研究支撑不足，研发资金多投向短期技术应用，基础研究占比较低。另外，产学研用协同薄弱，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各自为战”，资源分散、重复投入，跨领域、长周期、高风险的基础共性技术攻关难以形成合力。

标准不统一、数据不互通、成果难转化，致使颠覆性技术和前沿瓶颈突破缓慢，对我国钢铁产业加快向价值链高端跃升形成制约。

钢铁出口的难度和风险加大，面临贸易壁垒与利润收窄的双重挤压。当前，国际钢铁市场碎片化趋势明显，我国钢材出口的外部环境愈发复杂、风险压力不断加大。2020年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钢铁产品遭受贸易救济原审调查数量超过110起，贸易限制已从传统的建材、普通型材等低端产品，扩展至电工钢、高端镀层板、能源用钢管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钢材。美国对我国在美销售的碳钢和合金钢产品发起“337调查”，直接影响我国高端钢材出口。

同时，东南亚、中东等新兴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放缓，普通钢材价格竞争激烈，2025年我国钢材出口均价仅694美元/吨，较2020年下跌约18%，出口利润明显收窄。

关键资源对外依存度高，产业链安全与成本控制存在隐忧。国产铁矿石、进口铁矿石、废钢是我国铁素资源的三大来源。受资源禀赋、开采成本等因素制约，我国铁矿石产量难以满足钢铁生产需求，长期以进口为主、国产为辅，对外依存度高于80%。

由于供应来源集中，我国作为世界最大铁矿石消费国，对矿价影响力有限，进口矿价格易受国际政治经济局势、金融资本炒作影响而脱离供需基本面波动，2021年进口铁矿石价格一度飙升至233美元/吨，较2019年低点上涨215%，按均价计算我国钢铁产业当年因矿价上涨多支出成本约4800亿元，相当于重点统计钢铁企业当年利润总额的1.4倍左右，产业链利润出现严重分化失衡。

废钢方面，我国钢材蓄积时间短，废钢资源产出不足，“十四五”时期炼钢消耗废钢量年均仅约2亿吨，废钢比仅约20%。综合看，钢铁产业战略性资源储备体系尚不完善，应对突发性供应中断风险的能力有待加强。

三、走好我国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

当前，我国钢铁产业发展正面临三大变量深度耦合的全新格局，即产业长周期减量调结构的演进趋势、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快速迭代赋能的变革浪潮、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的发展要求。

当全球钢铁产量临近峰值、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奔涌、“双碳”目标硬约束持续收紧、社会资本更多流向新兴产业之际，钢铁这样的传统产业会不会遭冷落、被边缘化？会不会重蹈美国“铁锈带”放任自流、自然萎缩的覆辙？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时代之问。

要继续努力，把短板补上，把结构调优，继续为中国式现代化多作贡献”。我们要坚定发展信心，主动把握转型升级发展机遇，为中国式现代化锻造永不褪色的“钢铁脊梁”。

构建供需动态平衡新机制。调研发现，供需平衡不能依赖简单行政限产，而必须建立在可预期、可自我调节、能优胜劣汰的长效机制之上，关键在于让低效产能真正退得出、优质产能活得好、市场竞争守规矩。

要发挥好市场化兼并重组作用，对区域内装备水平低、环保能耗不达标、持续亏损的中小企业进行整合提升，通过减量置换、提质置换、布局优化一体推进，既要避免简单“一关了之”带来的地方财政与就业压力，也要防止低效产能以各种形式隐形保留。

要以质量、环保、能耗、碳排放为核心标尺，建立差异化产量调控机制，把“以销定产、以效定产、以现定销”的理念落到实处，引导企业摒弃低价抢单、以价换量的惯性思维。尤其在板材、建材等同质化竞争激烈的领域，推动形成区域协同、品种协同、出口节奏协同的自律共识，避免因个别企业非理性扩产引发全产业“越亏越产”的踩踏效应。

当前，钢铁产业内部正在剧烈分化，硅钢毛利率高达7%—14%，是全行业的“天花板”，而建筑螺纹钢毛利率仅在0.3%—1.3%之间，相差一个数量级。我国钢铁需求结构正从过去高度依赖地产、基建，转向制造业引领、新基建跟进的多元支撑格局。

新能源汽车需要高端无取向硅钢，风电需要耐低温、抗疲劳的塔筒钢板，核电需要耐高温、耐辐射的压力容器钢，具身智能需要高精度、轻量化的结构钢，对钢铁产业从战略上调整优化结构提出了迫切要求。

要积极引导钢铁企业生产向高性能、特种化、低碳化钢材转型，为高端装备、航空航天、深海工程、轨道交通、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坚强支撑。

实现产业错位布局、融通协同发展。我国地域辽阔，各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市场需求差异显著，钢铁产业布局不能“一刀切”，而应立足比较优势，形成沿海做强、内陆做绿、优势互补的空间布局。

一方面，要继续提升行业集中度。面对成本压力、环保门槛、技术投入等现实约束，提升行业集中度有助于形成创新合力与定价能力。另一方面，要让沿海长流程与内陆短流程各展所长、错位发展。

沿海沿江基地依托港口与规模优势，重点做优长流程、提质增效，巩固核心制造用钢供给能力。内陆地区则应立足自身特点发掘差异化发展价值，尤其在废钢积蓄量逐步提升、水电等清洁能源富集的区域，适度有序发展电炉短流程炼钢，不仅大幅降低碳排放水平，还能就近消化区域废钢，平衡本地用钢需求，有效破解区域供需错配。

坚持“双碳”引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从长远看，绿色转型不是负担而是机遇，谁先掌握低碳技术，谁就能在未来竞争中占据制高点。但从短期看，钢铁企业绿色转型投入大、周期长、成本高，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一些率先转型的企业面临“谁低碳谁吃亏、先转型先承压”的现实困境。破解这一难题，关键在于把绿色溢价传导与成本分摊机制真正落到实处。

当前，低碳钢铁工艺改造、绿电使用、废钢配比提升带来的成本上升，难以同步体现在市场价格当中，导致企业转型动力不足。要打破成本仅由钢企独自承担的局面，推动绿色成本在原料端、生产端、制造端、消费端合理分摊，同时让使用低碳钢材的产品获得政策支持与市场价值。

深化钢铁产业对外开放合作交流。实践证明，中国钢铁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中国钢铁以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最具性价比的产品，有力支撑了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要维护公平有序出口秩序，调整优化出口结构，鼓励高端硅钢、汽车板、能源用钢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

增强把握国际市场动向和国际规则的能力，积极应对贸易摩擦，坚决维护合法权益，深度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推动钢铁全产业链环境产品声明（EPD）平台实现国际互认，有效打破碳壁垒。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统筹平衡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建设强韧可持续的全球供应链，持续提升我国钢铁产业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国际话语权，奋力打开中国钢铁国际化发展的新格局。

来源：求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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