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哪些人符合“早死几年风评会变差”的标准？

有中国“文艺沙皇”之称的周扬肯定算一个。

好在周扬活得还算够长，有机会对自己之前的行为进行深刻的反思，甚至做出真诚的道歉，因此，周扬的风评还不至于太差，虽然有的人至死也对周扬没有原谅，更不用说宽恕。

周扬能够成为中国的“文艺沙皇”，众所周知，当然和一个人脱不了干系。

周扬晚年想做三件大事，其中之一就是要写一个回忆录，不是他个人的回忆录，是要回忆他与毛泽东的交往，可惜这件事没有完成。

查《毛泽东年谱》，年谱里周扬的名字出现的次数多达130多次。

周扬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年谱中是在1939年1月22日。

年谱记载：毛泽东为修改《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初稿，写信给周扬。后来正式出版时，毛泽东为本书题写书名并题词，题词是：“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

这时的周扬担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日后还出任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文艺战线》主编等职。

而周扬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在年谱中是在1975年10月16日。

年谱记载：毛泽东阅邓小平10月15日报送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政工组编印的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材料。……毛泽东批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

此时的周扬，早已被排挤，靠边站了，但是教员还没有忘记他。

而周扬遭到清算，则说来话长。

其实，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周扬依然延续教员在延安时期对他的信任和器重，位高权重，身兼数职，可谓红得发紫。

周扬一度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等职。

当然，周扬最重要的职务是这个——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周扬俨然已经成了教员在文艺思想方面的代言人和执行者，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者，在思想文艺领域接二连三的运动背后，都可以看到这位“文艺沙皇”活跃的身影，甚至可以说在胡风案、丁玲案中，周扬都充当了不太光彩的“打手”角色。

丁玲

胡风

可是，万万没想到回旋镖来得这么快。

1963年和1964年，毛泽东先后就文艺工作做出了两个重要批示，措辞之严厉，几乎可以说说是声色俱厉，对周扬及其领导的中宣部的不满，已经是溢于言表了：

批示一（1963 年 12 月 12 日）：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 “死人” 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批示二（1964 年 6 月 27 日）：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风暴来时，这位炙手可热的“文艺沙皇”自己也无法全身而退，一顿闷棍就被打翻在地，又踏上一脚，被错误打成所谓“文艺黑线代表人物”，受到疾风暴雨般的批斗。

姚文元撰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宏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刊登在1967年1月出版的《红旗》杂志上，赏了顶“反革命两面派”的大帽子，戴在昔日的“文艺沙皇”头上，对周扬进行恶毒攻击：

周扬是一个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一贯用两面派手段隐藏自己的反革命政治面目，篡改历史，蒙混过关，打着红旗反红旗，进行了各种罪恶活动。他是我们现在和今后识别反革命两面派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
他最后的一个公开报告，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题名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的报告，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典型。

当然，也有人翻起了周扬所谓“四条汉子”的“旧账”。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坛的盟主鲁迅先生在他的那篇著名长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有一段关于“四条汉子”绘声绘色的揶揄描写：

胡风我先前并不熟识，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 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在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至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

文中的提及的“一位名人”指夏衍，周起应即周扬，“另两个”为夏衍和阳翰笙。 “四条汉子”之名即由此而来。

坊间传闻，1965年在批判田汉、夏衍、阳翰笙这三条汉子时，教员对周扬说：恐怕你下不了手吧。

这次，轮到周扬了。

当时的北师大（革委会、井冈山公社）中文系还千方百计地炮制出了一份材料《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周扬之流颠倒历史围攻鲁迅、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罪行录》，连篇累牍地声讨周扬之流在历史上是如何恶毒围攻“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又是如何阳奉阴违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当然，对周扬给予最致命一击的是1967年5月29日公开发表的、经过毛泽东主席三次修改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在这份《纪要》里面，虽然并没有直接指名道姓地批判周扬，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则是不言而喻的。

《纪要》声称“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要求 “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即便现在读来，这份《纪要》文字当中充斥的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和磨刀霍霍的杀气，仍然令人不寒而栗。

1966年7 月1日，《红旗》杂志重新刊发毛泽东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次配发的编者按公开点名周扬，直接将其定为建国以来十七年“文艺黑线”总头目、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

其实早在1966 年12月1日，周扬已被从天津（当时他在天津治病）押回北京卫戍区隔离关押，从此失去人身自由。

1967年1月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发表后，全国各地迅速掀起声势浩大的十七年“文艺黑线”、批判“文艺黑线”总头目周扬的运动，周扬被迫受到无休止的批斗和无休止的交代，进行专案审查，最后又被关进了秦城监狱，时间前后长达九年之久。

几年的牢狱之灾，也促使周扬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想得最多的就是过去说了许多错话，做了许多错事，伤了不少人，反省起来心里很不安，很懊悔。

但是毛泽东主席还是念旧情的，据《毛泽东年谱》1975年7月27日的记载：

听工作人员读中央专案组7月16日就周扬一案的处理情况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
报告说：在周扬、夏衍、阳翰笙释放后，周扬一案凡关押、监护的人员已全部释放。结论属于人民内部问题的，原工资照发，并补发审查期间停发的工资，党员应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关于周扬本人，报告说“问题性质严重”，只说工资照发，可以分配适当工作，未提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毛泽东让秘书把报告中的“问题性质严重”改为“人民内部问题”。28日，邓小平将毛泽东的修改意见送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传阅。8月7日，中央专案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周扬做出新的处理决定： 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原工资照发，补发审查期间停发的工资，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工作。

粉碎“四人帮”之后周扬得到平反昭雪，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不但官复原职，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还当选为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以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

1979年，周扬受小平同志委托主持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作《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并诚恳总结个人工作中的失误教训，对遭受不公正批评和待遇的同志，一再表示歉意。

“文革”后周扬出来工作近十年，多次在公开场合做自我批评，可以说是无会不检讨、无事不认错，见人便道歉，表现出了一种大彻大悟的思想境界。（曾任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语）

周扬的这种勇于承认错误的态度，和“过而能改”的做法，获得了当时大多人，包括曾经受过他打击和伤害的人的谅解和认可。

周扬与胡乔木

晚年的周扬陷入了一场关于人道正义与异化问题讨论的舆论风波，并被迫作出检讨，1989年7月31日郁郁而终。

党中央在周扬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对他盖棺论定，称赞其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我国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和党在文艺战线的卓越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