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殡仪馆干了12年，见过守寡老太跟老头住一屋

我在殡仪馆干了12年，见过守寡老太跟老头住一屋，半夜在停尸房旁边说话，她穿件红睡衣，他说是暖脚，家属外面吵谁也没进去，我没敢劝

我值夜班那会儿，最怕听见拖鞋声。

不是怕鬼。殡仪馆这地方，死人不可怕，活人才可怕。我是怕那种软底拖鞋蹭着水磨石地面的声音，一下一下，从停尸房那边传过来。夜里两点，走廊灯只开一半，那声音就跟在耳朵后头似的。

老孙头走的那天，我就是先听见拖鞋声，才看见那件红睡衣的。

红睡衣是老太太的。大红色，绒面，洗得发白，袖口磨出毛边。她坐在停尸房门口的塑料椅上，腿翘着，脚上就那双软底拖鞋。旁边停着老孙头，冰柜拉出来一半，脸上盖着白布，脚上还穿着那双黑布鞋。

她跟他说话。

“老东西，你倒是舒坦了。”

声音不大，像平时在厨房念叨。她伸手把白布往下拽了拽，露出老孙头的脸。然后她弯腰，把他的手从冰柜里拉出来，握在自己手里。

我站在走廊拐角，没敢动。

她握了有十分钟。然后站起来，把他的手塞回去，白布重新盖好，冰柜推回去。她往停尸房里面走，走到最里面那排冰柜，拉开一个空的，爬进去了。

对，爬进去了。

我当时以为她疯了。刚想喊人，就听见她说：“这屋暖和，你那屋太冷了。”

她睡在空冰柜里，红睡衣裹着，像一截卷起来的绸子。门没关，半掩着。停尸房温度常年四度，她缩着身子，过了一会儿，呼吸就匀了。

我没敢劝。

家属在外面吵。老孙头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在殡仪馆大厅里吵了整宿。吵什么？吵老孙头那套六十平的房子。吵存款折子上的六万三。吵谁出殡葬费，谁收份子钱。

没一个人进来看一眼。

老太太在停尸房里睡了一宿。天快亮的时候，她爬起来，把冰柜门关上，走到走廊尽头的洗手间，拿凉水抹了把脸。红睡衣前襟湿了一小块，不知道是水，还是别的什么。

她出来看见我，笑了一下。

“吓着你了吧，小伙子。”

我说没有。

她说：“他怕冷。我给他暖了十二年脚，最后再暖一宿。”

我说不出话。

她走了。拖鞋声一下一下，从走廊那头消失。

那是三年前的事。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件红睡衣的颜色。

我在殡仪馆干了十二年。

十二年，够一个小孩从小学读到高考。够一对夫妻从结婚到离婚。够我把这地方每一块地砖都踩出包浆。但我还是记不住那些脸。太多了。每天推过来的，有的盖着白布，有的连白布都没有，塑料袋一裹。有的哭天抢地，有的冷冷清清。

我们这行有句话：死人不会挑日子。但活人会。

冬天最忙。老人熬不过冬天，心脑血管一崩，人就没了。夏天也忙，喝多了摔河里，游泳淹死的，工地中暑的。春秋反倒清闲些，偶尔来个跳楼的，或者车祸。

我见过最小的，三岁，白血病。他妈妈抱着他进来的，怀里那个小身体还是软的。她不肯撒手，坐在大厅地上，把孩子搂着，像哄睡觉。他爸爸在外面抽烟，一根接一根，烟灰掉在皮鞋上，也不弹。

那天我值班。我给她倒了杯热水，她没接，抬头看我一眼，说：“师傅，你能不能让他别凉。”

我说我们尽量。

她说：“不是尽量。你让他别凉。他怕黑，怕冷。你把他放最上面那层，我够得着，我能跟他说话。”

我把孩子放最上面那层。她搬了把椅子，坐在冰柜前面，跟他说话。说了三天。出殡那天，她嗓子哑得说不出话。

后来我听说，她跟丈夫离了婚。丈夫怪她没看好孩子，她怪丈夫那天不该加班。两个人互相怪了三年，最后怪不动了，散了。

那孩子叫果果。他妈妈跟他说话的时候，总是先叫一声“果果”，然后停一下，再说别的。那一声“果果”，跟正常喊孩子没区别。好像他只是睡着了。

我有时候想，殡仪馆这地方，最残忍的不是死人。是活人还在这儿，日子还得过。死的人一了百了，活的人天天算账。

算账这事儿，我见得太多。

老孙头那套六十平的房子，最后归了老大。因为老大出殡葬费，两万八。老二老三各出一万，女儿出了五千。份子钱收了四万三，扣掉酒席一万六，剩下两万七，老大拿了。老二老三不服，在殡仪馆门口打了一架，老二把老三鼻子打出血了。

老太太坐在台阶上，红睡衣外面套了件灰棉袄，看着他们打。

打完，她说：“你爸的骨灰盒，谁买？”

没人吭声。

最后老太太自己掏了八百。骨灰盒是黑檀的，最便宜那种。她抱着骨灰盒坐公交车走的。没让儿子们送。

那之后我没再见过她。但那个红睡衣，我总记得。她爬进冰柜的时候，动作特别熟练。像是做过很多次。像是她跟老孙头这十二年，就是一张冰柜，她暖着他，他冷着她，两个人谁也没出来。

我在殡仪馆见过五种人。

第一种，是没钱的人。

老周是我见过最穷的。他媳妇得了癌，在肿瘤医院治了两年，花光了所有积蓄，最后人还是没了。老周来办手续的时候，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全是零钱。十块五块一块，还有硬币。他蹲在地上数，数了四十分钟，一共三千七百四十二块六。

我们这最便宜的套餐，四千八。

老周说：“师傅，能不能欠着，我下个月发工资补。”

我说我做不了主。

他就蹲在那儿，把零钱又数了一遍。数完，他说：“那我先不烧了，我回去再借点。”

他走了。第二天又来了，手里攥着五百块，是他跟工友借的。他说：“够了吗？”

我说还差五百多。

他坐在台阶上，把头埋在膝盖里。过了很久，他说：“我媳妇跟了我二十年，没穿过一件超过一百块的衣服。她走的时候，穿的是我姐给的旧睡衣。她说，老周，你别花钱，留着给儿子娶媳妇。”

“可我不能让她就这么烧了。我得给她买个盒子。”

最后我给他垫了六百。从我自己工资里扣的。老周给我打了个欠条，歪歪扭扭的字，按了个红手印。他后来分三个月还我，每次还两百。最后一次还钱的时候，他多给了我二十，说是利息。

我没要。他把二十块钱塞在我兜里，说：“拿着。你也不容易。”

那二十块钱我到现在还留着。放在工作服口袋里，跟打火机放一起。

第二种，是有钱但没人的。

有个老板，做工程的，身家几千万。肝癌，四十八岁走的。来的时候，他老婆没哭，他儿子也没哭。他老婆问：“最贵的套餐多少钱？”

我说一万八。

她说：“来两个。一个给他，一个给我留着。”

她儿子在旁边玩手机。头都没抬。

老板的追悼会办得很风光。花圈从大厅摆到停车场。来的人很多，都在说“可惜了”“太年轻了”。他老婆穿一身黑，站在门口迎客，笑得很得体。他儿子念悼词，念到一半卡住了，低头看手机。

老板火化那天，他老婆没来。他儿子来的。签完字就走了，连骨灰都没拿。我们打电话给他，他说：“你们随便处理吧。”

后来骨灰在寄存处放了两年。没人续费，我们就按规定处理了。扔在公墓的集体埋葬区，跟几百个无主骨灰混在一起。

那个老板的办公室，后来我去过一次。帮朋友搬东西。桌上有个相框，是他跟他儿子的合影，儿子那时候还小，骑在他脖子上。相框上落了灰。

第三种，是儿女多的。

老李头走的时候，六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最小，老李头生前最疼他。房子给了儿子，存款给了儿子。女儿们一分没拿到。

老李头住院的时候，六个女儿轮班伺候。儿子来过两次，每次待了十分钟。老李头走的那天，儿子在打麻将。女儿们打电话告诉他，他说：“等我打完这把。”

追悼会上，儿子念悼词，念得磕磕巴巴。六个姐姐站在后面，没一个哭的。她们看着弟弟，眼神冷得像停尸房的冰柜。

火化完，分份子钱。儿子说：“我是儿子，份子钱应该我拿。”

大姐说：“你伺候过一天吗？”

儿子说：“爸的房子都给我了，这是应该的。”

大姐说：“那你自己说的。爸的房子给你，丧事你一个人办。我们六个，从此跟你没关系。”

她们真的走了。六个人，坐一辆面包车走的。儿子在后面喊：“姐！姐！”

没人回头。

后来我听人说，那六个女儿，每年清明都去给老李头上坟。但她们从来不跟弟弟碰面。她们错开日子。儿子初一来，她们初二来。十几年了，没碰过一次。

第四种，是孤寡老人。

有个老太太，姓吴，退休教师，无儿无女。老伴走得早，她一个人住了二十年。走的时候是夏天，邻居闻到味儿了才报的警。我们到的时候，她已经走了三天。

她家里收拾得很干净。桌上有一张纸条，写着：“麻烦你们了。钱在抽屉里，够用。”

抽屉里有个信封，里面装了五千块。还有一张遗嘱，写着：房子捐给希望工程。骨灰撒海里。

我们按她的意思办了。火化那天，来了几个学生，是她教过的。其中一个女学生哭得很厉害，说：“吴老师对我特别好，我小时候家里穷，她给我买过书包。”

另一个男学生说：“她从来不麻烦人。生病了也不说。”

他们凑钱给她买了个骨灰盒，最贵的，三千八。然后按她的遗嘱，把骨灰撒了。

撒骨灰那天，我跟着去的。海边风很大。那个女学生把骨灰一把一把撒出去，说：“吴老师，你自由了。”

我站在旁边，突然想起她那张纸条。字写得工工整整，像在黑板上写板书。

第五种，是老孙头和老孙太太这样的。

两个人过了一辈子，最后一个人先走，另一个还得活着。活着的那个，有的跟着走了，有的就这么撑着。

老孙太太后来怎么样了，我不知道。但我猜，她还在那套六十平的房子里。儿子们吵完架，各回各家。她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吃，一个人看电视。晚上睡觉的时候，她可能会想起老孙头的脚。那双脚，她暖了十二年。

我们这行有句话：久病床前无孝子，久病床前有老伴。

老伴这个东西，说不清。年轻的时候吵架，摔碗，闹离婚。老了老了，反倒离不开。不是爱，也不是恨。就是一种习惯。习惯了旁边有个人喘气，习惯了有人跟你抢电视遥控器，习惯了半夜有人打呼噜。

那个人一走，屋子就空了。空得让你害怕。

我见过一个老头，老伴走了以后，天天来殡仪馆。他说他来跟老伴说话。我们让他进去，他就坐在骨灰寄存处的椅子上，对着那个小格子，一坐一下午。

他儿子来接他，他说：“你先走，我再待会儿。”

儿子说：“爸，妈已经不在了。”

老头说：“我知道。但她听得见。”

后来老头也走了。走之前，他把老伴的骨灰盒从寄存处取出来，抱在怀里。他儿子说，他爸走的时候，怀里抱着那个骨灰盒，脸上是笑的。

我们这行还有个说法：人这辈子，就是一笔账。

出生的时候，欠父母的。上学的时候，欠老师的。工作了，欠老板的。结婚了，欠老婆的。生孩子了，欠孩子的。老了老了，欠医院的。

最后一算，全是亏的。

但没人算得清。

老孙头那笔账，我帮他算过。

他退休金一个月三千八。老太太一个月两千二。两个人加起来六千。房贷早还完了，但物业费、水电费、医药费，一个月得两千多。吃饭一千五。剩下两千五，存着。

存了十二年，存了六万三。

这六万三，最后成了儿子们打架的理由。

老大说，他出殡葬费两万八，应该多分。老二说，他平时给老孙头买药，一年花了好几千。老三说，他每周去看一次，陪聊天，这是精神赡养。女儿说，她给老孙头织过毛衣。

六万三，四个人分，一个人一万五。老大觉得亏，因为他出了两万八。老二觉得亏，因为他买药花了三万多。老三觉得亏，因为他的时间值钱。女儿觉得亏，因为她是女儿，本来就不该出钱。

老太太一句话没说。

她把六万三分了。老大拿两万，老二拿一万五，老三拿一万五，女儿拿一万三。她自己一分没留。

分完钱，她把存折撕了。

“你们爸的账，清了。我的账，你们不用管。”

她回屋，穿上那件红睡衣，睡了。

那天晚上，她又去了停尸房。不对，那天老孙头已经火化了。她去的是骨灰寄存处。她抱着那个黑檀骨灰盒，坐在椅子上，说了半宿话。

我值班，远远看着。她没哭，也没笑。就是说话。声音很平，像在念课文。

第二天早上，她把骨灰盒放回去，走了。

我再也没见过她。

但我总觉得，她还会回来。穿着那件红睡衣，在某个深夜，坐在停尸房门口，跟老孙头说话。

说：“老东西，你那屋冷不冷？”

说：“我给你暖了十二年脚，你连句谢谢都没说过。”

说：“你倒是舒坦了。”

这些话，她没跟儿子们说。儿子们也不听。

他们只听见钱的声音。

我在殡仪馆十二年，见过太多钱的声音。

有钞票摔在柜台上的声音，有硬币掉在地上的声音，有手机转账的提示音，有刷卡失败的嘀嘀声。这些声音，比哭声更刺耳。

有个女人，她丈夫出车祸死了。赔偿金八十万。她公婆来了，要分一半。她说：“孩子才三岁，这钱得留着养孩子。”

公婆说：“那是我们儿子的命换来的。”

她说：“那也是我丈夫的命。”

吵了三个月。最后上了法庭。判下来，公婆拿三十万，她拿五十万。

公婆拿到钱那天，在殡仪馆门口放了一挂鞭炮。她说：“你们放什么鞭炮？我丈夫死了，你们放鞭炮？”

公婆说：“我们儿子总算没白死。”

她抱着孩子走了。走之前，她来寄存处，把丈夫的骨灰盒取出来，换了张照片。原来的照片是黑白的，她换成彩色的。是她们结婚那天拍的，他穿着西装，笑得像个傻子。

她说：“你不能怪我。我得活着。孩子得活着。”

她把骨灰盒抱走了。说要去海边撒了。

“他活着的时候说，想去看海。一直没去成。”

她走了。孩子在她怀里，睡着了。

那八十万，她后来怎么花的，我不知道。但我想，她每花一笔，都会想起他。

这就是账。算不清的账。

我今年三十八了。

干这行之前，我在工厂干过，送过快递，摆过地摊。后来经人介绍，来了殡仪馆。一开始是临时工，一个月两千八。后来转了正，五险一金，一个月到手四千六。加上夜班费，能拿五千出头。

五千出头，在这个城市，够活。但不够活好。

我媳妇在超市当收银员，一个月三千二。我们俩加起来八千多。房贷一个月三千五，孩子上学一个月一千五，吃饭一个月两千，剩下的存着。存了八年，存了六万。

跟老孙头一样。

我有时候想，我这辈子，是不是也就这样了。干到退休，存个十几万，然后生病，花光，走人。我儿子再给我办个葬礼，最便宜的套餐，四千八。

然后我儿子跟他媳妇吵架，吵谁出钱。

我想到这里，就不敢往下想了。

我媳妇说：“你别老想这些。日子得往前看。”

我说：“往前看，不就是个死吗？”

她说：“你他妈能不能说点吉利的。”

我说：“我这工作，吉利的说不出来。”

她不说话了。

她知道我说的是实话。

我们这行，看多了。看多了，就麻木了。但有时候，还是会扎一下。

比如那个三岁的果果。比如那个抱着骨灰盒的老头。比如老孙太太那件红睡衣。

这些事儿，像针一样，扎在你心里。你拔不出来，也按不下去。它就那么待着，时不时刺你一下。

我写这些的时候，是凌晨三点。

我刚值完夜班，坐在殡仪馆门口的台阶上。里面停着三个人。一个老头，心梗。一个中年男人，肝癌。一个年轻人，车祸。

他们的家属，明天早上会来。会哭，会吵，会算账。

我坐在这儿，抽了根烟。烟灰掉在地上，跟那些落叶混在一起。风一吹，就散了。

我想起老孙太太爬进冰柜的样子。红睡衣，绒面，洗得发白。她缩在里面，说：“这屋暖和。”

我想，她不是真的觉得暖和。她只是不想让老孙头一个人冷。

这就是老伴。

说不清，道不明。打了一辈子，吵了一辈子，到最后，还是舍不得。

我掐灭烟头，站起来。走廊里又响起拖鞋声。是家属来了。一个老太太，穿着灰棉袄，脚步很慢。

她走到停尸房门口，停下来。没进去。就站在那儿，看着门。

我走过去，说：“大娘，您找谁？”

她说：“我找老孙头。”

我说：“老孙头？哪个老孙头？”

她说：“就是那个，怕冷的老孙头。”

我愣了一下。

她说：“我是他邻居。他老伴让我来的。她说她来不了了，让我替她看一眼。”

我说：“她怎么了？”

老太太说：“她昨天走了。睡着走的。穿着那件红睡衣。”

我没说话。

老太太说：“她走之前跟我说，让我来告诉老孙头一声。就说，她先去那边给他暖被窝了。”

老太太说完，转身走了。拖鞋声一下一下，从走廊那头消失。

我站在停尸房门口，站了很久。

后来我进去了。拉开老孙头那个冰柜。不对，老孙头早就火化了。这个冰柜里，是那个心梗的老头。

我把他推回去，关上门。

然后我走到走廊尽头，推开洗手间的门，用凉水洗了把脸。

镜子里的人，眼睛红了。

我没哭。我只是想起了那件红睡衣。

那件红睡衣，现在应该还在那套六十平的房子里。挂在阳台上，或者叠在柜子里。没人穿了。

但我觉得，它还在。

在某个深夜，它会从柜子里爬出来，飘到停尸房，飘到那个空冰柜里。

然后，一个老太太会缩在里面，说：“这屋暖和。”

我干了十二年，见过太多。

但这事儿，我没敢跟任何人说。

我怕他们说，你编的。

我没编。

这就是我看到的。

信不信，由你。

我又点了一根烟。

天快亮了。走廊里的灯，一盏一盏灭了。

我坐在台阶上，看着天边发白。

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

又会有新的死人，新的家属，新的账。

我掐灭烟头。

站起来。

推开门。

进去。

外面，风停了。

里面，灯亮了。

我听见拖鞋声。

一下。

一下。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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