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万日本女人被抛弃在东北，日本当她们死了；中国农民让世界沉默

1945年8月15日正午，东北黑土地上，气温接近四十度。

牡丹江畔的开拓团村落里，二十出头的铃木春代正蹲在田埂上拔草。她听见村公所方向传来一阵嘈杂，有人喊“天皇陛下的广播”，可那台老旧的收音机里传出的声音嘶嘶啦啦，她什么也没听清。直到傍晚，一位宪兵骑着摩托冲进村子，脸色铁青地喊了一句：“战败了。”

然后，那些穿军装的男人，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

铃木春代后来才知道，她面前那片长满大豆和玉米的土地，是关东军替她“选中”的家。而她本人，不过是这台殖民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要讲清楚铃木春代的来历，得把时钟拨回1936年。

那一年5月，日本关东军抛出了一份名为“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的方案，此后数以十万计的日本贫困农户被打包送入中国东北，被冠以“日本开拓团”的名号。从1905年日俄战争算起，到1945年战败投降，整整四十年间，日本分三个阶段向中国东北移民超过166万人。这些开拓团强占中国农民的耕地，再转租回去收租，硬生生把原本的自耕农变成了佃农。

但光有男丁扎不下根，得有女人才能繁衍。

1940年，日本官方开始有组织地征募未婚女性充实“开拓团”。旧满州地区17岁至25岁的日本独身女性被募集起来，接受为期一年的“女塾”训练，主要内容是农场和农家家务。这套培训体系被包装成“新娘学校”，实际不过是给殖民机器输送零部件。

铃木春代就是在这套体系里被匹配出去的。她来自鹿儿岛，家里七个孩子，她是老三。1943年春天，她告别父母，从神户港登船，漂了三天三夜到了大连。来接她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开拓团的农户，话不多，手掌粗糙得像树皮。

“从今天起，你就是他的妻子了。”

没有人问她愿不愿意。她甚至没有和这个男人单独说过一句话，就被领到了一间土坯房里，开始了她以为会是一辈子的日子。

真正把铃木春代们推入火坑的，是1945年8月苏联出兵之后关东军的临阵脱逃。

8月9日凌晨，苏联红军兵分三路突入东北。可就在开战前夕，关东军因为兵力不足，下达了“全民动员”指令，把开拓团所有十八岁到四十五岁的男性全部征召走了。开拓团里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孩子。

更过分的是消息封锁。日本政府和关东军迫于战况危急，完全封锁消息，丝毫不让开拓团知晓战况。当苏军坦克已经开到家门口的时候，那些农妇还蒙在鼓里种着地。负有保护日侨职责的关东军，只顾着向后方大量后撤军人和军属，完全没有保护日侨。

等到铃木春代反应过来，男人早跑光了。

黑龙江方正县成了这场大逃亡的悲剧集散地。上万开拓民集中在这里过冬，据地方志记载，因严寒和斑疹伤寒的肆虐，仅一个冬天就折损了将近一半人口。铃木春代抱着刚满一岁的女儿挤在逃难队伍里，她的丈夫，那个沉默寡言的开拓团农户，早在两个月前被征召时就没了音信。她的公婆在途中因伤寒倒毙，尸体被草草埋在路边的沟里。

那时候有些绝望的日本母亲干脆把孩子塞给中国老乡就走了。有些则来不及交托便倒毙途中。留下的娃娃，就是后来所说的“日本遗孤”。

铃木春代的女儿，就在那个冬天死了。发高烧，没有药，她抱着孩子坐在一间废弃的马厩里，眼睁睁看着孩子的小脸一点一点凉下去。多年后她对儿子说起这段往事时，声音仍然会抖：“我没有哭。那时候哭也没用。”

按理说，饱受十四年殖民欺压的中国民众，完全有理由拿这批日侨家眷出气。

可事实并非如此。

当时中国东北计有大连、营口、葫芦岛三个港口，中美双方曾设想三个港口同时利用。然而苏军以大连、营口为商港为由，拒绝参与遣返活动。这么一来，遣返重任就全部落到了葫芦岛一个港口头上。

1946年5月7日18时30分，从葫芦岛港启程的两艘遣返船，满载2489名日侨俘前往日本佐世保港。在其后的三年里，从葫芦岛港遣返的日侨俘总数达1051047人，史称“葫芦岛百万日侨俘大遣返”。

这段历史后来被日方许多归国者称为“再生之地”。

但最让人动容的，是遣返过程中的一个细节。

停留葫芦岛期间，日侨俘所需的食物全部由当地百姓负责提供。仅按每个日侨俘在葫芦岛食用2.5公斤粮食计算，105万人计需262.5万公斤粮食，而当时葫芦岛周边地区的年产粮量仅为400万公斤。要知道那会儿老百姓自己都吃不饱饭，靠着高粱、地瓜、野菜对付，却把口粮匀给了昨天还是侵略者家眷的日本妇孺。

当年的葫芦岛港口周围不过是非常贫困的小渔村，渔民们把大米等食物尽可能地提供给在此地焦急等待遣返的日本侨民。很多日侨至今仍记着葫芦岛人民的关怀和善举。

医疗方面也没落下。为了保证日侨俘及时治病，在葫芦岛还专门设立了有外科、肠道科和妇产科的医院，并保证了足够多的床位。

这份胸襟，翻遍近代战争史都少见。

大遣返虽然规模空前，却并非所有人都赶得上归国的船。

有相当一批日本女人因为已经嫁给了中国男人、生了娃，或者身心俱伤走不了远路，就此在东北扎下了根。这批人后来在日本官方文件里有个专门称呼，叫“残留妇人”。

日本政府对她们的态度，堪称薄情。

1959年，日本政府颁布《关于未归还者的特别措施法》，一纸文书就把这批还活着的同胞在户籍上抹掉了。1950年日本政府对中国东北的未归还者统计是26492人，1958年日本厚生劳动省特别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地区的未归还者还有22187人。1959年，这些人一律被宣告为战时死亡，取消户籍。人还没死，就被官方判了“战时死亡”。

歧视性政策还不止这一桩。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厚生劳动省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尾声时被中国人收养、且未满十三岁的日本人定义为“遗孤”，对他们发放日本国籍和援助回国。而十三岁以上的如是为了生存或自愿加入中国东北家庭的日本女性，则视为是根据自己的意愿留在东北，故未能获得上述待遇，是为“残留妇女”。直到1993年，该差别政策才被取消。从1945年算起，整整拖了四十八年，日本政府才愿意承认这批女性的正式身份。

铃木春代就是其中之一。

战后的那个冬天，她奄奄一息地倒在牡丹江边一间废弃的农舍里。一个姓王的中国农民发现了她，把她背回了家。王家的日子也不好过，土改刚分到的几亩薄田，一年到头打下的粮食勉强够全家五口人吃。但王家的老太太熬了一锅小米粥，一勺一勺地喂她。她醒过来后，才知道自己已经昏睡了三天。

后来她嫁给了王家的大儿子。不是因为爱情，是因为活命。再后来她学会了说中国话，学会了用灶台烧饭，学会了在冬天囤白菜和土豆。她有了新的名字：王桂花。

像她这样的女人还有很多。佐藤千代，终战时16岁，在逃亡中失去了母亲和祖父。饥饿难忍时，一个中国男人向她的哥哥提出：“我用20公斤玉米换你妹妹。”就这样，她成了那个男人的妻子。猪川嘉誉子，新婚不久便随丈夫前往满洲，丈夫战死后独自留在异国，最终嫁给了一个比她年长二十岁的中国男人。

这些“残留妇人”在中国东北的村庄里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像任何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一样过完了一辈子中最漫长的岁月。

大遣返之外，还留下了一个特殊群体：那些被中国养父母抚养长大的日本孩子。

这些遗孤中，既有军政人员的子女，也有商人后裔，最多的是日本开拓团的后代，总数在4000人以上，分布于中国29个省（自治区）、市。

如此众多的战争孤儿在尚未结束战争状态的中国被遗弃，且是被遭受过日本侵略者奴役蹂躏的这一国家的人民所收养，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池田澄江就是其中一个。1945年，出生仅十个月的她被遗留在中国东北，一对中国夫妇收养了她。养母靠着卖冰棍，一分一毛地攒钱供她上学。她后来成为日本遗孤团体“日中友好之会”的理事长，为更多遗孤的权益奔走。提起养母，已年过八旬的她仍忍不住动情。

日本孤儿受教育程度普遍比同期的中国孩子高，大专及以上程度的达5%，高中以上的达20%，初中达40%。中国养父母哪怕再穷，也咬牙供着这些外来的娃娃念书。个中缘由，除了那句朴实无华的“孩子是无罪的”，实在找不出别的解释。

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遗孤归国事宜才正式提上议程。

据日本方面的公开数据，从1972年到2022年8月1日的五十年间，先后有2818名遗孤及其家属合计20911人回到了日本定居。然而回国之路并不好走。因为长年在中国生活、语言与生活习惯已经全然中国化，这批归国者到了日本反倒成了异乡人。

佐藤千代直到1991年才第一次回到日本。她在长野县的满蒙开拓和平纪念馆里看到自己年轻时的照片，站了很久。照片上的少女穿着和服，笑得无忧无虑。而站在照片前的这位老人，手上全是干农活磨出来的厚茧，脸上的皱纹像是东北黑土地上的垄沟。

据日本厚生省2009年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归国者中还在工作的比例已下滑至4.5%，比2004年时的13.9%大幅缩水。他们大多年岁已高，找工作困难，普遍靠政府救济度日，在日本社会里被边缘化的现象相当普遍。

2002年12月20日，2000多名日本遗孤在东京组成国赔原告团，指控日本政府长期“弃民”。经过五年抗争，2007年11月28日胜诉。同年，日本国会通过《支援中国残留日本人法律修正案》，提高了补助标准，并把住房和医疗纳入免费保障范围。

但这迟来的正义，已经无法弥补那些在异国他乡度过的漫长岁月。

八十余年过去，那段历史在中国这一侧留下的是人道主义丰碑，在日本官方那一侧却成了不愿翻开的旧账。而那些在东北黑土地上活过、爱过、恨过、死去的十二万日本女人，她们的故事，不该被任何一方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