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7年1月，山东临沂，陈毅与粟裕面对部队整编后的新局面，谈得最多的不是职务高低，而是谁来承担军事指挥。那时，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编，华东野战军由此成立。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治委员。
名义上的职务已经明确，部队里的称呼却一时改不过来。过去在华中战场，许多指战员习惯称粟裕为“粟司令”。合编之后，这个称呼仍被带进了新的指挥机关。
粟裕听见一次，便纠正一次。他说：“现在华野只有一个司令员，就是陈毅同志。”有人解释这是旧习惯，一时难改，他仍然摇头，强调自己是副司令员，不能把称呼弄乱。
这并非一句客套话。野战军规模扩大后，指挥关系必须清楚，部队行动也必须统一。粟裕主动维护陈毅的领导地位，既是组织纪律的要求，也是在新部队中消除地域和山头痕迹。
陈毅同样明白粟裕的长处。两军合编后，他明确表示，作战打谁、何时打、怎样打，由粟裕大胆负责。涉及全局的方针和重大部署，两人共同研究；到了具体战役指挥，则尽量减少层层干预。
有意思的是，陈毅并没有因为自己担任司令员，就事事插手。战役展开时，他有时会离开前线指挥位置，对身边人员说，不能让粟裕每件事都等着请示，否则反而会耽误军情。可一旦基层对命令产生疑问，陈毅又会站出来表态：“粟裕的意见，就是华野指挥部的意见。”
这种分工看似简单，实际很难做到。司令员要有担当，副司令员也要有边界感。两人之间没有争夺指挥权的拉扯，反而形成了相互托底的关系。
为了便于保密，华野参谋部门后来给首长使用代号，陈毅称“501”，粟裕称“502”。粟裕对此很赞成。代号既方便传达，也避免在电报和电话中直接暴露身份。更重要的是，它让部队逐渐适应新的指挥体系。
合编之后，真正的考验很快到来。国民党军队把山东作为重点进攻方向，南线兵力向临沂推进，北线李仙洲集团则沿胶济铁路南下，试图从北面压迫华野。敌军人数多、装备较好，而且企图逼迫华野在临沂附近决战。
华野起初考虑过在南线寻机歼敌，但敌军推进谨慎，几路兵力彼此靠拢，不容易分割。粟裕观察到，北线李仙洲集团虽然兵力不少，却深入较远，侧翼暴露，且内部各部之间协调不畅。与其硬碰南线重兵，不如避开锋芒，转向北面。
陈毅与粟裕很快取得一致：临沂可以暂时放弃，北线敌军却不能任其后撤。这个决定需要极大的定力。临沂是山东解放区的重要城市，主动撤离难免引起部队疑惑。粟裕便要求各级干部说明，大踏步后退不是溃败，而是为了换取更有利的歼敌位置。
撤离过程中，华野仍在临沂外围制造决战迹象，地方部队继续构筑工事，部分部队保持原有活动。主力则悄然向北机动。敌军看到临沂被占，以为华野已经退却，南京方面也因此作出了错误判断。
2月20日，华野在莱芜地区抓住战机。北线敌军的部队进入预定区域后，华野迅速切断其相互联系。战斗并没有按照敌方设想展开，而是变成了华野熟悉的运动歼灭战。
莱芜城内外，道路狭窄，敌军指挥系统逐渐混乱。粟裕没有急于强攻坚固城防，而是采取“围三阙一”的办法，故意留下突围方向，诱使敌军离开城防，在运动中暴露队形。结果，突围部队挤在狭长地带，难以展开，华野各部随即从多个方向发起攻击。
2月23日，李仙洲集团主力被歼，李仙洲本人被俘。莱芜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约5.6万人，华野还控制了胶济铁路沿线大片地区。战果说明，华野的合编并非简单叠加兵力，而是完成了指挥、思想和战术上的统一。
战役结束后，陈毅称赞粟裕的指挥“愈出愈奇”。而粟裕仍坚持让部队称陈毅为司令员，自己只做副司令员。那句“以后别叫我粟司令”，既是对组织任命的尊重，也折射出华东野战军能够迅速形成合力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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