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2001年4月1日，海南岛东南方向的南海上空，海军航空兵飞行员王伟驾驶歼八Ⅱ战斗机，奉命对接近中国沿海的美国海军电子侦察机实施监视和拦截。那片海域距离岸线较远，天空、海面和云层交织在一起，稍有偏差，便可能让一场空中对峙变成生死事故。
这次事件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细节：美军电子侦察机当时位于中国专属经济区上空，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中国领空。中国方面认为，美机长期在近海开展侦察活动，已经严重影响中国安全。王伟执行的任务，是对其进行跟踪、警告和驱离，而不是主动发起攻击。
当天，中方先后派出两架战斗机。王伟驾驶的战机靠近美方飞机后，双方保持近距离飞行。按照当时公开报道，美方飞机体型大、重量重，机翼下方装有螺旋桨，机动性能远不如战斗机。这样的组合，本应由大飞机避让，却在接近过程中突然改变航向。
意外发生得非常快。
美方飞机的螺旋桨击中了王伟战机的尾部，战机受到严重损伤。王伟没有立刻跳伞，而是尝试控制飞机。对飞行员来说，战斗机不仅是装备，也是执行任务的平台。只要飞机还有挽救可能，就不能轻易放弃，更不能让失控的战机坠落到人员密集区域。
然而，受损战机的状态迅速恶化。王伟在空中发出的无线电呼叫，后来成为许多人反复提起的记忆。短暂的通话背后，是飞行员在极端压力下争取控制权的最后努力。
当战机已经无法继续飞行时，王伟被迫跳伞。此后，他的身影消失在茫茫海面上。美方侦察机则未经许可迫降海南陵水机场，机上二十四名人员被中方控制。空中事故由此演变为一场涉及主权、安全和外交交涉的重大事件。
搜救行动很快展开。
从4月1日开始，海军以及海南、广东等地组织飞机和舰船，连续多日搜索王伟可能落海的区域。公开资料显示，行动持续到4月13日，出动飞机、舰船一千余架次和艘次，参与搜救的军民超过十万人。这个规模，在当时的人民海军海上搜救行动中极为罕见。
人多，并不等于能够准确找到目标。
王伟跳伞的位置，无法仅凭最后一次通话精确确定。战机遭撞后改变了运行方向，跳伞时又受到风向、风速和高度影响，实际落海点很可能与判断区域存在偏差。海面看似开阔平静，水下却有复杂洋流，人员落水后会随海流漂移，搜索范围会迅速扩大。
更棘手的是，当时的海上定位和个人求生设备，与今天相比有明显差距。救生伞、救生筏、信号装置，都需要飞行员在落水后主动操作。若人在撞击中受伤、失去意识，或者被海水和风浪迅速带离原定区域，搜救人员即使昼夜不停，也可能只是在一片极大的海域中反复排查。
王伟当时还可能面临另一重困难。战机尾部遭受撞击后，飞行员是否受伤、伤势程度如何，外界无法立即确认。跳伞落海并不意味着已经脱离危险，能否迅速脱离降落伞、打开救生装置、发出信号，都关系到生还机会。
4月14日，部队根据持续搜救结果和现场情况，判断王伟已无生还可能，批准追认他为革命烈士。4月26日，海军在南海为他举行海葬。那场持续十多天的搜索，没有等来奇迹，却留下了一个至今令人难以释怀的疑问：十万人为何仍找不到一个落海的飞行员？
答案并不在“搜救不力”四个字里，而在海上事故的特殊性中。目标位置存在误差，落水者不断漂移，搜救设备有限，海况又随时变化。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出现偏差，原本数平方公里的搜索范围，就可能迅速扩大到难以想象的程度。
王伟牺牲时年仅三十三岁。他出生于浙江湖州，十八岁报名参加飞行员选拔，经过训练后进入部队，曾多次率先完成新机型训练和战备任务。对部队而言，他是一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对家人而言，他只是丈夫、父亲和儿子。
事故发生前一晚，妻子阮国琴曾与他通话。王伟告诉她，自己要值班，不能回家。这样的分别在军人家庭中并不罕见，谁也没有想到，那次普通通话会成为诀别。
这场事故随后推动了海上搜救、飞行安全和飞行员救生保障等方面的改进。更重要的是，它让许多人第一次如此直观地意识到，近海空域的每一次对峙，都可能牵动国家安全，也可能在几分钟内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王伟的编号“81192”，便这样留在了中国航空史和南海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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