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2月,北京海淀区花园村的一处院落里,邓小平刚回到北京不久。一天夜里,尤太忠、李达和苏振华乘车前来探望。汽车停下时,邓小平已经听见动静,走到门口,看清来人后,带着几分惊讶问道:“你们怎么敢来找我?”
这句话背后,有特殊的时代环境。邓小平当时尚未恢复原有职务,生活安排也十分简朴。多年未见的老部下突然登门,既是情谊,也是对老领导处境的牵挂。
尤太忠握住他的手,回答得很直接:“您永远是我的老政委,我们怎么能不来看看您?”邓小平没有多说什么,把几个人让进屋里,又像过去在部队时那样,从口袋里取出香烟,分给每人一支。
尤太忠接过烟,心里却沉了下来。那不是平日熟悉的香烟,而是比较粗劣的光板烟。邓小平抽得很平静,仿佛这只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件事。可在尤太忠看来,老政委曾经带着部队出生入死,如今却连一支像样的烟都难以抽到,心里很不是滋味。
几个人离开后,李达和苏振华先上了车,尤太忠却没有马上离开。他转身跑向宾馆附近一间小卖部。店主是他的旧部下,见老首长深夜赶来,既意外又紧张。尤太忠掏出身上的钱,问能不能想办法买到几条中华烟。
那个年代,中华烟并非随处可买,购买还受到票证和供应条件限制。旧部下费了一番周折,才凑出五条。尤太忠顾不上寒暄,拿到香烟后立即返回花园村。
邓小平已经准备休息,听见门外再次有脚步声,便走到窗边查看。发现是尤太忠,他问:“你怎么又来了?”尤太忠把藏在身后的香烟拿出来,说:“给您送点烟。”
邓小平愣了一下,拆开一包,点燃一支,吸了一口,笑着说:“好久没抽过这么好的烟了。”尤太忠眼圈发红,连忙说道:“您抽完了,我再给您送。”
这段往事之所以被尤太忠多年后反复提起,不只是因为五条香烟,更因为两人之间的情谊早已在战火中形成。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部队在汝河一带渡河时,形势十分紧迫。为了保证大军迅速通过,重型装备被迫炸毁,尤太忠还奉命率部在大雷岗、小雷岗阻击追兵。
那场战斗持续了十多个小时。十六旅缺少重武器,却必须拖住数量占优的敌军。连长倒下,班长接替;班长牺牲,士兵继续坚守。炮火集中轰击阵地,临时指挥所多次被炸,尤太忠也在爆炸中负伤受困,但部队仍然守住了渡河通道,掩护大军和车辆通过汝河。
战斗结束后,邓小平拍着尤太忠的肩膀说:“你们没有辜负使命,辛苦了。”从那以后,邓小平对这位敢打硬仗、敢讲真话的部下格外器重。尤太忠脾气直,作战中有不同意见便当面说,邓小平并不因此责怪,反而称赞他“打仗很有一套法子”。
这种信任,也体现在一件小事上。部队经过河南光山时,邓小平得知尤太忠是当地人,问起他的家庭。听说尤太忠多年没有回家,家中只剩老母亲,便准他回去探望,还让李达拿出十个银元。
尤太忠起初不肯收。邓小平解释说:“这是给你母亲生活用的。”那时十个银元不是小数目,能够买不少粮食和日用品。尤太忠赶回家,把钱交给母亲,确认老人身体尚好后,很快又返回部队。邓小平见他回来,问为何不多住几天,尤太忠只说母亲平安,自己便放心了,可部队也让人放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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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解放重庆期间,尤太忠担任第三兵团第三十四师师长。一次暴雨突袭,战士们无处躲避,邓小平找不到他,便询问其去向。有人回答,尤太忠不会独自避雨,只要还有一个士兵淋着,他就会陪在队伍里。找到他时,果然如此。
多年并肩作战,使两人形成了特殊的相处方式。邓小平看重尤太忠的忠诚,也容得下他的直率。1986年,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的剧目排演,尤太忠认为剧本与自己熟悉的历史不符,拒绝让广州军区排演。邓小平得知后打电话询问,听完尤太忠的解释,只说这位老同志有自己的道理,不演就不演了。
战场上的掩护、困难时的十个银元、低谷中的五条中华烟,几件事彼此相隔多年,却都落在同一段革命经历里。1973年那个夜晚,邓小平抽完一支烟,尤太忠站在院门外迟迟没有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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