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3400元。格律诗在北京国际音响展上，把一对音箱卖到了3400元。用的是乐圣的旗舰套件。乐圣同样的套件，装出来的音箱卖11600元。格律诗只卖3400。一天，500对，抢光。乐圣的董事长林雨峰，差点从楼上跳下去。
丁元英做了什么？他找了几个农户。王庙村的农户。他们在自己家里，用手工的方式，一件一件地做音箱。没有厂房，没有流水线，没有五险一金，没有加班费。只有一个农民，一个工作台，一堆零件。农户们“不把自己当人看”。丁元英的原话是：他们“不是人”，他们是“生产力”。他们可以在最简陋的条件下，用最原始的方式，把音箱做出来。成本低到乐圣无法想象。不是材料便宜，是人工便宜。不是人工便宜，是人的尊严被压缩到了极限。一个农民，一天干十六个小时，一个月赚几百块。他做的音箱，跟乐圣生产线上的工人做的，音质一样。但成本，差了十万八千里。
这就是“降维打击”。乐圣是正规军。有厂房，有设备，有管理制度，有品牌溢价。格律诗是游击队。没有厂房，没有设备，没有制度，没有品牌。但他们有一样东西：不怕苦。不是“能吃苦”，是“不把自己当人看”。丁元英把这种“非人的劳动强度”变成了成本优势，然后用这个优势，把乐圣的价格体系打穿了。乐圣卖11600，他卖3400。乐圣怎么办？降价？降到3400，乐圣的整个成本结构就崩了。不降？市场被格律诗吃掉了。林雨峰的两难，是丁元英用农民的血汗算出来的。
今天你看希音、看美团，底层逻辑是一样的。用最廉价的劳动力，重构成本，然后打价格战。丁元英在2008年就把这套逻辑写出来了。他不是在写商战。他是在写“文化属性”的代价。王庙村的农民为什么“不把自己当人看”？因为他们没有选择。他们不干，就穷。他们干了，还是穷。但他们干的活，把乐圣干掉了。这就是弱势文化的悲哀。他们用命去拼的东西，最后变成了别人商场上的武器。而他们自己，还在那个没有窗户的屋子里，继续用手工做音箱。一天，又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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