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年毛主席接见云南来京学员，环视一周后询问：周兴在哪里？

1968年，北京，云南赴京学习班的会场里，周兴站在队伍最不起眼的角落，等候毛主席接见。对这位已经63岁的老干部来说，这次相逢既让人期待，也让他多少有些忐忑。

会场门打开后，毛主席走了进来。掌声响起，很快又安静下来。毛主席环顾四周，没有在前排看见熟悉的身影，便问道：“周兴在哪里？”

周围同志听到后，纷纷回头寻找。站在后面的周兴被人推到了前面。毛主席见到他，主动走上前，拉住他的手说：“来，我们照个相吧。”

一句问候，一次合影，看似只是接见中的小插曲，却说明毛主席并没有忘记这位从延安走出来的保卫工作负责人。周兴之所以站在后面，并非没有资格靠前，而是长期形成的工作习惯：少讲排场，多做实事。

周兴1905年出生于江西永丰。少年时期，他一边读书，一边在油灯下帮父亲制作爆竹。后来接触进步书刊，思想逐渐发生变化。1925年，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南昌起义前后，周兴在朱德领导的部队中参加革命。此后，他先后从事地方游击、苏区政权和部队保卫工作。对他而言，保卫工作从来不只是看守和盘查，更重要的是辨别敌情、保护干部、维护组织运转。

长征途中，周兴曾担任红一军团保卫局副局长。遵义会议期间，他负责外围警戒。会议本身关系重大，外围安全同样不能出差错。周兴带领人员阻击袭扰力量，确保会场秩序稳定，陈赓后来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称赞他“立了一功”。

过草地后，周兴肺病发作，高烧不退，只能躺在老乡家中休养。有人劝他留下，等身体恢复后再追赶部队，他却明确表示：“我是红军的人，离开了红军，活着还有什么用！”陈赓得知后，设法找来担架，把他带上了行军路。

到达陕北后，周兴继续负责保卫工作。1936年，他出任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这个职务听起来神秘，实际承担的任务十分繁重：掌握敌情，审查可疑人员，保护中央机关和重要干部，同时还要避免把正常的群众活动简单当成敌对行为。

有一次，外国记者斯诺询问保卫局与旧式特务机构有什么不同。周兴回答，保卫局的任务是保卫革命成果，对尚未顽固到底的人，仍要采取教育和争取的办法；处理问题要讲证据，不能秘密杀害，更不能株连无辜。这些话，反映出当时边区保卫工作的基本原则。

1938年，延安曾出现一名身份可疑的人员。他自称来自河南，却带有明显的南方口音，还不断打听中央领导人的生活规律。周兴没有仅凭怀疑立即采取强制措施，而是让工作人员从谈话、经历和社会关系入手核查。对方后来因惶恐而离开延安，避免了一场可能造成误伤的处理。

1940年，“汉训班”潜伏线索被发现后，周兴组织力量顺藤摸瓜，查明相关人员的训练和派遣情况。案件使延安方面更加重视隐蔽战线的复杂性，也让许多干部认识到，革命队伍内部的安全工作，不能只靠表面观察，更要依靠群众、审查材料和耐心分析。

毛主席曾到保安部门作过关于保卫工作的讲话。周兴认为内容十分重要，要求记录保存。遗憾的是，相关记录后来在战争环境中未能完整留存。周兴一生从事的，正是这样一种不容易被看见、却直接关系组织安全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周兴先后担任南京市公安局局长、重庆市公安局局长。1949年南京解放后，城市接管、旧政权人员安置和社会秩序恢复同时展开，任务极其复杂。邓小平见到他时曾半开玩笑地说，南京的情况“够公安局长喝一壶的”。

1954年，周兴任公安部副部长，参与治安管理制度建设。后来，他又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1961年调任山东，分管农业；1965年赴云南，任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省长。不同岗位之间跨度很大，但核心始终没有变：把复杂事务拆开处理，把风险挡在前面。

因此，1968年毛主席在人群中寻找周兴，并不是偶然认人，而是对一位老同志长期工作的记忆。1970年，周兴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等职。1975年10月3日，他因肝癌在北京逝世，终年70岁。逝世后，中央举行追悼活动，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评价他一生忠于党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