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工端来一盆冒着热气的水,准备给我擦拭干瘪的身躯。水汽在惨白的病房里氤氲升腾,发出细微的“嘶嘶”声。
我的身体瞬间僵硬,喉咙里发出一阵不受控制的嗬嗬声,拼命用枯瘦的手指抓挠着床单,直往墙角缩去。床头的玻璃杯被我撞碎在地,护工吓了一跳,赶紧端着水盆退了出去。她不知道,今年九十二岁的我,不怕死,不怕病痛,唯独怕极了这水烧开升腾起的热气。
因为这热气里,永远夹杂着一股挥之不去的血腥味,和一声能刺穿我灵魂的婴儿啼哭。
我的妻子由美子在五年前去世了。她临终前紧紧握着我的手,眼里有遗憾,也有释然。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我们没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她以为那是因为我在战争中受了伤,失去了生育能力。
为了维护男人的自尊,她把对孩子的渴望深埋在心底,陪我守着一栋空荡荡的房子过了一辈子。她不知道,我的身体没有任何毛病,我是不敢要孩子,我连直视一个婴儿眼睛的勇气都没有。我嫌自己这双手脏,脏到连抱起一个新生命的资格都被剥夺了。
这一切,都定格在昭和十三年,也就是一九三八年的那个冬天。
那年我十九岁,刚被编入华北派遣军不久。在此之前,我只是京都乡下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连杀鸡都会手抖。但在新兵训练营里,长官用皮鞭、耳光和无休止的体罚,把我们硬生生打磨成了只会服从命令的野兽。他们告诉我们,对面的人不是人,是中国人,是敌人,是蝼蚁。
十二月的一个傍晚,雪下得极大,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我们小队在扫荡太行山边缘的一个村庄。村里的人早就跑光了,只剩下漫天的风雪和几条饿得皮包骨的野狗。奔波了一整天,我们又冷又饿,军靴里灌满了雪水,脚趾已经失去了知觉。小队长田中是个极其暴躁的老兵,他命令我们在村里搜刮食物,今晚就在这里驻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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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村子东头一个大院子里升起了火。院子中央有一个砌在地上的土灶,上面架着一口巨大的生铁锅,那应该是那户人家用来熬猪食或者逢年过节杀猪褪毛用的。士兵们拆了门板和窗框劈成柴,把火烧得极旺。
锅里倒满了从井里打上来的水,没过多久,水就开始翻滚,“咕嘟咕嘟”地冒着巨大的白泡,热气腾腾地升上半空。有人在别处抓到了两只鸡,准备等水彻底沸腾后扔进去褪毛。
我凑在灶台边烤火,僵硬的手指渐渐有了痛觉。就在这时,后院突然传来一阵骚动。两个士兵骂骂咧咧地拖着一个人走了过来。
那是一个中国女人,大概二十出头,穿着破旧的粗布对襟袄,头发凌乱地散在脸上。她是被从地窖里搜出来的。最让人心惊的是,她怀里死死地抱着一个襁褓。那是一个婴儿,被层层叠叠的破旧棉衣裹着,因为受了惊吓,正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
“吵死了!”田中走上前,一脚踹在女人的肩膀上。女人抱着孩子摔倒在雪地里,但双臂依然死死护着怀里的襁褓,她没有求饶,只是用一种充满恐惧却又无比决绝的眼神盯着我们,身体剧烈地颤抖着。
婴儿的哭声在死寂的雪夜里显得异常刺耳。那种尖锐的啼哭,像是某种正在撕裂夜幕的锥子,让本就疲惫暴躁的士兵们更加心烦意乱。
“松山!”田中突然转过头,指着我吼道,“去,把那个小崽子处理掉,哭得我头疼!”
我猛地打了个寒颤,烤火带来的那点暖意瞬间烟消云散。我愣在原地,呆呆地看着雪地里的女人和那个哭喊的襁褓,腿像灌了铅一样无法动弹。
“聋了吗?我叫你处理掉!”田中大步走过来,一巴掌狠狠扇在我的脸上。我被打得一个踉跄,耳边嗡嗡作响。“帝国军人的脸都被你丢尽了!连个小崽子都不敢杀,你还指望能活着回大日本帝国吗?”
支那
周围的士兵都冷漠地看着我,有人发出讥讽的笑声,有人则催促着我快点动手。在那个环境里,违抗命令的下场比死还要可怕,长官的意志就是绝对的法律。我机械地转过身,拖着步子走向那个女人。
女人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她拼命地往后缩,嘴里发出绝望的哀鸣。她试图站起来逃跑,被旁边的士兵一枪托砸在背上,再次重重地栽倒。
我走到她面前,伸出了颤抖的双手。女人死死咬着我的手背,牙齿嵌进肉里,鲜血立刻流了出来,但我已经感觉不到疼了。旁边的士兵上前,残忍地掰断了女人的手指,硬生生将那个襁褓从她怀里扯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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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孩子很轻,婴儿大概只有几个月大,脸冻得通红,眼睛紧紧闭着,小嘴张得大大的,哭声已经有些嘶哑。
“用刺刀挑了,或者摔死,快点!”田中在不远处不耐烦地催促。
我低头看着怀里的婴儿,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想杀人,我不想杀一个连路都不会走的婴儿。可是,如果我不动手,田中会立刻毙了我。极度的恐惧和生存的本能,在那一刻彻底吞噬了我的理智。
我茫然地转过身,抱着婴儿在院子里走了两步。我的视线落在前方那口巨大的生铁锅上。锅里的水正剧烈地沸腾着,白色的蒸汽翻滚腾跃,发出震耳欲聋的“咕嘟”声。
不知道是中了什么邪,还是被极度的恐惧剥夺了思考的能力,我像一个失去了灵魂的木偶,径直走向了那口沸水锅。
身后的女人突然发出了我这辈子听过的、最凄厉的一声尖叫。那声音不像人类发出来的,更像是母狼在失去幼崽时绝望的嚎叫,凄厉得连漫天的风雪都被撕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