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5年9月，北京中南海，董其武面对即将公布的授衔名单，心里却很不踏实。按照组织拟定的方案，他将被授予上将军衔。对这位从旧军队走来的将领来说，这份荣誉太重了。
董其武没有把疑虑藏在心里，而是写信说明情况。他认为，自己过去曾是国民党军队的中将，后来参加起义，按照一般理解，军衔理应有所降低。许多红军时期便投身革命的老同志尚未授予上将，自己更不能居于他们之前。
这封信传到毛泽东那里后，事情出现了转折。据相关史料记载，毛泽东明确表示，董其武是著名的起义将领，既有抗战时期的战功，也有促成绥远和平解放的贡献，上将军衔“不可不授”。这句话，点出了授衔背后的标准：看的不只是后来站在哪一边，还要看一个人在关键历史关头做过什么。
董其武出生于1899年，山西河津人。少年时代家境贫寒，亲眼见到地方凋敝、军阀混战，后来进入阎锡山创办的学兵团，走上了军旅道路。那时的他，未必已经想清楚国家将走向何方，却知道手中有枪，不能只为个人谋出路。
1928年以后，他长期在傅作义部队任职。董其武的特点很鲜明：能带兵，也敢到一线去。作战时，他常把指挥位置推到前沿，亲自观察地形和敌情，不喜欢只凭地图下命令。傅作义看重的，正是这种沉着、果断而又肯担当的作风。
全面抗战爆发后，董其武参加了绥远地区和忻口会战等战斗。1937年忻口会战期间，他负伤后仍坚持指挥，直到部队完成任务才离开阵地。那场战斗持续二十多天，日军凭借装备和火力不断推进，守军却依靠工事、地形和顽强抵抗，迟滞了日军南下步伐。
有意思的是，董其武并不是那种只会冲锋的将领。他很重视战场信息。有一次，他从通信和部队动向中察觉敌军正在调整部署，随即命令部队抓住间隙反击，打乱了对方的行动。战后，他在华北军界的声望明显提高，逐渐成为傅作义集团中的重要将领。
抗战胜利后，国共关系迅速破裂，董其武又处在一个极其尴尬的位置。他担任过绥远省政府主席、西北军政长官等职，奉命与人民解放军作战。然而，从个人经历和战争造成的后果看，他对继续打内战并不积极。军令可以执行，内心的判断却未必随之改变。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绥远问题摆在眼前。毛泽东没有急于用军事手段解决，而是考虑到傅作义与董其武的关系，采取争取、等待和谈判并行的办法。解放军同绥远方面逐步恢复交通、贸易联系，也给当地军政人员留下了观察和选择的空间。
董其武明白，起义不能只靠个人表态，还必须稳住部队和地方局势。他通过谈话、会议等方式，争取反对内战的军政人员，同时防范内部破坏。有人劝他尽快宣布行动，他回答：“时机不成熟，部队就会乱。”这句朴素的话，反映出他对局势的谨慎。
1949年9月19日，绥远和平起义正式宣布。董其武率部接受改编，绥远地区避免了大规模战事，大约十万官兵随后被纳入人民解放军序列。这场起义的意义，不仅在于增加了一支部队，更在于它说明旧军队中的一部分人能够通过和平方式完成转变。
起义部队后来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兵团，董其武任司令员。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第23兵团承担了机场修建、工程保障等任务。朝鲜战场上，机场是空军作战和后勤运输的重要基础，修建工作常常要在敌机袭扰下进行，任务艰苦而危险。董其武负责的部队完成了相应保障任务，发挥了应有作用。
回国后，董其武的职务由兵团司令员调整为第69军军长。表面看，这是从兵团级岗位到军级岗位，似乎是“降职”；实际上，军队实行统一编制后，许多职务都经历了重新配置，并不等同于对个人功过的否定。毛泽东曾向他解释，保留他在原部队带兵，是希望这支部队继续由熟悉情况的将领掌握。
到了1955年，军衔制正式实行。董其武主动请求降低授衔等级，反而使毛泽东更加重视他的情况。一个曾经身居国民党高级将领位置的人，能够在重大关头选择和平起义；一个参加过抗日作战、又经受过复杂政治环境考验的军人，不能只用起义后的职务来衡量。
1955年9月27日，董其武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此后，他继续参加国家和军队事务，曾任全国政协第五届、第六届副主席。对他的授衔，既是对绥远和平起义的肯定，也是对抗日战争时期作战经历和长期军事实践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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