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7年，北京一间普通会客室里，伍修权带着一位中年妇女前来拜访邓小平。她手里没有贵重物品，只有一张编号为“00001”的烈属证，以及一段被尘封多年的家史。她叫丛丹，后来随养父姓高，名为高锦明。
这张证书为何编号靠前，持证人又为什么在多年后进京？答案并不在证书本身，而在一个牺牲多年、名字一度难以公开的地下工作者身上。
1951年，13岁的丛丹第一次认真打量家中墙上的纪念证书。证书由毛泽东签发，属于丛德滋烈士家属。她一直以为自己姓高，直到养父高克明把她叫到屋里，才说出隐瞒多年的真相。
“你不是我的亲生女儿，原名叫丛丹。墙上那个人，才是你的父亲。”
丛丹这才知道，自己出生不久，生父便已经牺牲。为了保护烈士遗孤，战友们曾让孩子改名换姓，避开可能的追查。那段时间，姓名不只是称呼，更可能关系到一家人的安危。
丛德滋1910年出生于辽宁凤城。1928年，他从凤城第二师范毕业，考入东北大学史地专业。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民族危机压在每个青年面前。丛德滋所学虽是史地，心中关切的却早已不只是书本上的山河。
1933年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东北军政训系统工作，担任过中尉。那时东北军被调往关内参与内战，部队中反战情绪逐渐加重。丛德滋亲眼看到同胞流离，也看到军队没有把主要力量用于抗击日本侵略者，内心极为不平。
1935年，他随部队到达湖北麻城，接连写下批评国民党当局的文章。6月13日，丛德滋被特务逮捕，并被强行扣上“共产党”的罪名。由于他与张学良系统有联系，友人多方奔走，才使他后来获释。
出狱后，他辗转京津沪苏等地，一度找不到真正能够报国的道路。1937年底，在西安办事处负责人林伯渠的安排下，丛德滋前往兰州。起初，他以为自己会从事宣传，组织却很快发现了他谨慎、机敏，且熟悉军政事务的一面。
1938年4月，丛德滋担任甘肃敌后抗日宣传组长，随后转入隐蔽战线。由于任务特殊，许多常规档案中很难找到他的完整经历。他不再以公开身份活动，而是进入国民党军政人员身边搜集信息、开展工作。
后来，他潜入国民党高官曾扩情身边，担任办公室秘书。秘书身份看似普通，实则每天都在危险边缘行走。文件、谈话、人员往来，任何细节出现异常，都可能引发怀疑。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局势紧张，丛德滋的身份意外暴露。被捕后，敌人对他施以威逼利诱，试图逼迫他交代组织关系。他没有屈服，最终遭到杀害，年仅31岁。
关于那段审讯，留下的具体记录并不完整，但战友们对他的评价十分一致：守口如瓶，至死不改。对地下工作者而言，许多功劳无法公开，甚至连姓名也不能留下，这正是隐蔽战线最残酷的地方。
丛德滋牺牲后，伍修权一直关心他的家属。为了保护孩子，组织安排他们改名生活。1951年颁发烈属证时，孩子们才逐步恢复原来的姓名。那张编号为“00001”的证书，也因此成为烈士家庭身份的重要凭证。
但这份凭证并没有立刻带来平静。后来，伍修权受到错误牵连，丛德滋作为他的介绍人和战友，相关声誉也受到影响。丛丹已经成为小学教师，却因家庭关系和历史问题失去工作，只能抱着刚出生的孩子艰难度日。
她没有放弃查找父亲的经历。十多年里，丛丹四处询问，寻找旧同事、老战友，逐渐拼出了丛德滋短暂而复杂的一生。1977年，她得知伍修权在北京，便进京寻访，希望确认父亲曾经参加过哪些工作，又是怎样牺牲的。
伍修权见到她后十分感慨，随后带她去见邓小平。邓小平听完丛德滋的经历，认真询问烈士家属的生活情况，并对这位长期未被充分记述的地下工作者表示敬意。
“烈士的事情，应该查清楚，不能让后人不知道。”
至于“00001”这个编号，并没有传说中那么神秘。据谢觉哉的说法，发证时想到的第一个烈士名字就是丛德滋，于是便把这个编号写在了证书上。它不是功劳排序，却意外成为一段革命往事的入口。
证书可以保存，档案可以补充，牺牲者的人生却无法重来。丛德滋留下的资料并不算多，但从他的经历能够看出，革命年代有许多人没有公开职务，没有显赫履历，甚至长期不被家人知晓。他们承担的任务越隐秘，能够留下的痕迹往往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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