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简讯在美国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当时的美国舆论对中国的抗战大多持观望态度,觉得这个远东国家积贫积弱,军阀割据,跟工业化强国日本打,撑不了多久。但这条几十个字的简讯,让一部分美国人开始注意到一件事:这个国家的名义元首,把自己的儿子送上了前线,而且儿子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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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是福建闽侯人,1868年出生,早年参加同盟会,跟孙中山一起干革命。辛亥革命时他领导九江起义,民国成立后当过参议院议长。但他在国民党内的资历虽老,却始终不在权力的核心圈子里。
1931年,蒋介石因为软禁胡汉民引发党内分裂,各方势力互相扯皮,胡汉民和汪精卫联合起来逼蒋介石下野。蒋介石“以退为进”,宣布辞职。国民政府主席的位置空了出来,各方需要一个资历够老、威望够高、又不碍事的人来坐这把椅子。林森成了各方都能接受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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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很清楚自己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1931年底的改制把国民政府主席变成了一个“虚位”元首,实权在行政院长手里。林森当主席的十二年里,蒋介石大部分时间担任行政院长,军权、财权、人事权全在蒋介石手上。林森给自己定了一个“三不”原则:不争权揽利,不作威作福,不结党营私。
有人嘲笑他是“国府看印的”。林森听到了,不生气,也不辩解。他明白这个位置的性质,也接受了这个位置的性质。该他签的字他签,该他盖的章他盖,不该他管的事他绝不插手。蒋介石对他也算客气,见面执礼甚恭,以长辈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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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不代表林森是一个什么都不做的人。在这个“虚位”上,他做了几件实实在在的事。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林森立刻发表号召,要求“全民奋起,全力抵抗”。同年10月,国民政府决定西迁重庆。11月17日,林森率领国民政府官员撤离南京。
11月20日,他抵达汉口,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表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宣言里有一句话写得斩钉截铁:“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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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在离开南京之前对蒋介石说过一句话:“我可能不能再回南京了。”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静,像是在交代一件很普通的事。后来他确实再也没有回过南京。
1941年12月9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林森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签署了《对日宣战布告》和《对德意宣战布告》。这份宣战布告的落款写的是“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九日,主席林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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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中国独自抵抗日本侵略已经十年。这十年里,国民政府一直没有正式对日宣战,原因很复杂,包括担心日本以交战国身份禁止军需物资输入中国等。到了1941年底,美国参战,国际格局彻底改变,宣战的时机终于成熟了。代表中国在宣战布告上签字的,就是林森。
此后,林森致力于废除不平等条约。1943年1月,中美、中英新约签署,废除了一百年来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林森为此特地邀请宋庆龄、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合影留念。
林森当国民政府主席,生活上跟一个普通市民没有太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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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年四季穿的都是布衣长袍,颜色不是黑的,就是蓝的,只有厚薄之分,没有款式变化。他喜欢清淡素食,几乎烟酒不沾。抗战期间在重庆,他给自己定的菜金是一天一元钱,相当于十个鸡蛋的价格。厨师抱怨说,起初还能买一斤肉,后来物价涨了,一元钱只能买两个指头那么大一块。
他的官邸在重庆双河桥,卧室里只有一架木床、一张办公桌、一个书柜。办公室里也只有办公桌、沙发椅和书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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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罗斯福送了他一辆黑色小轿车,车牌号“001”。但林森平时不喜欢用这辆车,宁愿坐吉普车。有一次蒋介石请他到峨眉山视察,他乘吉普车先走,半路上被九十五军的士兵拦住了,说要“封车借用”。
士兵们不知道车里坐的是谁,林森也不亮身份,只让司机跟士兵交涉。一直等到蒋介石的先导警卫车到了,士兵们才知道拦的是国民政府主席。
林森极少请客。有一次蒋介石来他这里,他也只请了一顿便饭。福建省主席陈仪调任行政院秘书长的时候,从福州带来一大堆礼品要送给他,他坚决不要,最后实在推辞不过,只收了一条鳗鱼干,留陈仪吃了一顿饭。
林森年轻的时候娶过妻子郑氏,两年后郑氏病故。林森发誓不再续娶,此后再也没有结过婚,也没有亲生子女。
1915年,他从三弟林为祯那里过继了八岁的林京做嗣子。林森对林京的教育极其严格。每天鸡叫就得起床,临摹字帖。吃完饭碗要自己洗,月底要是被发现浪费了粮食,还要抄《朱子家训》。
林京读书用功,考进了燕京大学,后来靠庚子赔款的资助去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的是交通工程。在美国的那几年,林京脱离了父亲的管束,生活上出了一些状况。他在国内已经娶了妻子,但在美国跟一个百货公司的售货员走得很近。这件事传回国内,林森非常生气,直接打电报给驻美大使,让把林京送回来。
林京回国之后,林森没有把他安排到后方的机关里,也没有留在自己身边。林京被派到了傅作义的部队。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林京随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参加了太原保卫战。
太原保卫战打得很惨烈。日军从北面和东面同时逼近,城墙被炮火轰开缺口。傅作义决定弃守太原之后,部队从城南突围,往吕梁山区撤退。林京跟着部队一起走,翻山越岭,一路撤到了中阳。
1937年11月20日前后,部队从中阳开拔,往石楼县方向走,走到距石楼县还有四十里的地方宿营。林京没有住在军部,单独住进了附近辛店村的一户农家。当天夜里,溃兵闯进了那户人家,把林京和警卫员打死,抢走了财物,林京死的时候仅有三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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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京阵亡的消息,林森是在几个月之后才知道的。傅作义派人找到了林京的遗骸,给林森发了电报。
林森收到电报的时候已经七十岁了。他没有公开说过太多话。国民政府的会议他照常出席,签字盖章照常进行,看起来跟平时没有什么不同。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注意到,那段时间林森的话比以前更少了。
1938年3月24日,《纽约时报》那条简讯发出来的时候,林京已经死了四个多月。这条简讯之所以会出现在美国报纸上,是因为汉口方面把消息传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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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记者对这个消息的反应是复杂的。在他们熟悉的逻辑里,一国元首的儿子,就算不担任要职,至少也应该待在安全的地方。中国的主席把儿子送到前线,而且儿子死了,这件事本身就构成了一种他们不太能理解的信号。
1943年5月12日,林森乘车从重庆歌乐山官邸前往市区,准备接受加拿大新任驻华大使呈递国书。车行驶途中,为了躲避一辆美军卡车,撞上了路边的一棵树。林森脑部受创,引发脑溢血,从此昏迷不醒。1943年8月1日,林森在重庆去世,享年七十五岁。
林森在几年前就立好了遗嘱。他把仅有的一点积蓄,五十万元官俸,全部拨作奖学基金。此外,他还交代将毕生收藏的字画拍卖,所得款项用于捐资助学。他生前创办了凤港小学、光复中学等多所学校,家乡的学子有困难向他求助,他大多慷慨解囊,以至于常常倾囊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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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去世后,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葬于重庆歌乐山南麓的林园。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唁电,写道:“国府主席林公领导抗战,功在国家,兹闻溘逝,痛悼同深。谨此致唁。”延安各界数千人在边区大礼堂举行了公祭大会。
林森在弥留之际,挣扎着一字一顿地留下了最后一句话:务必要抗战到底,务必要光复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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