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年毛主席南下视察，得知邵式平近况后叮嘱汪东兴：你帮我留意一下！

1964年，毛主席南下视察途中，江西干部向他谈起邵式平的病情。这个曾在赣东北拿起枪杆子、后来主持江西建设的老同志，已经长期卧病，却仍不肯离开工作岗位。毛主席听完，立即嘱托汪东兴：“你替我看一下。”

这句话不长，却牵出了两位老战友之间三十多年的革命交往，也让人重新注意到邵式平在江西历史上的位置。他不是只会打仗的将领，也不是坐在机关里发号施令的干部，而是从农民家庭走出来，真正参与过根据地创建和地方建设的人。

1900年，邵式平出生在江西弋阳。家里靠租种土地维持生计，生活十分拮据。少年时期，他曾到地主家做工，亲眼见过贫苦农民受欺压的处境。后来，父母咬紧牙关送他读书，他也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在弋阳县立高等小学读书时，邵式平结识了方志敏。两人相距数十里，却常在假期往来。那时的友情，后来变成了共同的革命选择。1919年，邵式平进入南昌第一中学，与方志敏一起接触进步思想，参加学生运动，开始从个人求学走向社会实践。

1923年，他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北京的学习生活，使他接触到更多进步青年和马克思主义书刊。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他积极组织声援活动。同年10月，他带领学生到北洋政府门前示威，遭到军警镇压，头部被警棍打伤。

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邵式平又回到学生队伍中。有人劝他暂避锋芒，他回答：“怕死不革命，革命者不能怕死。”这句话是否完全出自当时记录，仍需谨慎考辨，但他在学生运动中的表现，却确实显示出强烈的行动性格。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邵式平返回弋阳，与方志敏重新取得联系。两人以弋阳、横峰一带为基础，联络进步力量，发动农民斗争。赣东北革命根据地逐步形成，邵式平也在一次次武装斗争中积累了组织和指挥经验。

当地流传的民谣，把方志敏、邵式平并称为领导群众斗争的重要人物。“邵阎王”的称呼，带有战争年代的民间色彩，反映的并非个人凶狠，而是敌对势力对他果断作风的畏惧。对根据地群众而言，他更重要的身份，是能够一起扛枪、一起解决困难的干部。

1933年，邵式平率红十军部分部队渡过信江，进入中央苏区。此前，他曾到毛主席住处汇报赣东北的情况。两人围绕根据地建设、部队作战和群众工作谈了很久。毛主席对他的经历颇为赞许，有“放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的评价。

这次交谈，对邵式平影响很深。长征途中，他一度受到错误路线影响，支持过南下主张。朱德等人对他进行帮助和教育后，他认识到问题所在，重新回到正确方向。此后，他没有把这段经历当成逃避责任的理由，反而更加谨慎地投入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邵式平曾参与陕北公学的办学工作，承担教学和管理任务。边区物资紧张时，他又投入粮食管理，推动建立粮库、粮票和粮食预决算制度。看似琐碎的工作，关系到部队、机关和群众能否稳定生活，也考验着干部的实际治理能力。

抗战胜利后，他转赴东北工作，参与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和恢复生产。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5月30日，江西全境解放。此后，中央决定由邵式平主持江西省人民政府工作。对他而言，这不是回乡任职那么简单，而是接手一片百废待兴的革命老区。

南昌解放初期，城市基础十分薄弱。邵式平没有把工作只停留在清理旧政权和恢复秩序上，而是带人深入基层，思考城市未来布局。他主持规划建设八一大道，试图把商业、交通和公共空间从拥挤的旧城区中逐步理顺。道路建设之初，曾有干部担心投入过大，他却认为，省城建设不能只顾眼前。

八一大道后来成为南昌的重要城市道路。邵式平还提出建设科学城的设想，说明他考虑的不只是修路和盖房，更在意教育、科研与城市发展的关系。那几年，土地改革、剿匪、恢复生产等任务交织在一起，能够把基础建设纳入全省发展思路，并不容易。

长期超负荷工作，使邵式平的身体逐渐恶化。干部和医生劝他到外地治疗，他却不愿离开江西。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北京、上海，他说：“我是江西的省长，要对江西人民负责。”这句话带有明显的个人性格：固执，但也确实把职责看得很重。

1964年，毛主席南下视察，听到邵式平病重的消息后，便让汪东兴代为看望，并捎去话：“好好治病，革命的路还很长。”汪东兴此行，既是一次看望，也传达了毛主席对这位老同志的惦念。

遗憾的是，邵式平没有等到病情好转。1965年3月，他在江西逝世，终年65岁。从弋阳农家子弟到赣东北根据地的组织者，再到江西建设初期的主要负责人，他的一生始终和这片土地紧紧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