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0年，南京军区机关，周纯麟面对调往上海的任命，没有立即表态，而是请求与许世友、周贯五当面谈一次。这个决定看似是一次职务调动，背后却牵动着上海的安全、军队建设以及地方工作的协调。
上海不是普通城市。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社会关系复杂，又处于重要的沿海位置。警备区司令员不仅要抓战备训练，还要处理军地协作、城市秩序和突发情况。对长期从事炮兵工作的周纯麟而言，这是一项全新的考验。
会议室里，许世友先说明了组织上的考虑。他谈到，上海在全国格局中的地位特殊，警备区必须保持高度稳定，部队也要随时能够应对复杂局面。周贯五随后补充，周纯麟有长期带兵经验，熟悉部队政治工作，能够把军事要求同地方实际结合起来。
周纯麟听完后，仍然显得十分慎重。他并非推辞，而是清楚这项工作责任极重。经过考虑，他提出了三个条件。
他说，到上海任职后，如果工作做出了成绩，希望军区为他开一个欢迎会；如果因为自己失误造成严重后果，希望军区组织批评会，公开指出问题；如果在任上牺牲，希望军区为他举行追悼会。
这三句话，听起来朴实，却把一名军人的态度说得很明白：有功不自居，有错不回避，遇到危险也不退缩。许世友和周贯五没有把它当作一般表态，而是看到了周纯麟承担责任的决心。
周纯麟的这种性格，并非临时形成。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在新疆“新兵营”从事政治工作，后来化名周玉龙，担任骑兵连长。1938年，他因受到牵连被捕入狱，出狱后又回到部队继续工作。那段经历使他更加重视纪律、组织和政治上的坚定。
解放战争中，他先后参加孟良崮、淮海、渡江、杭州和舟山等战役。战争环境不断变化，部队既要完成作战任务，也要处理缴械、接管和维持秩序等事务。周纯麟由此积累了较为全面的带兵经验。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获得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调到上海前，他长期负责炮兵工作，先后担任华东军区炮兵、南京军区炮兵等方面的领导职务。炮兵讲究协同、准确和快速反应，这些要求同样适用于警备工作。只是上海的任务更复杂，许多问题不能单靠军事手段解决，必须依靠严密组织和周全判断。
到任后，周纯麟没有急于坐在机关里听汇报，而是深入部队和训练场，了解驻地、装备、执勤以及官兵状态。他把思想政治工作、作风纪律和战备训练放在一起抓，强调党委领导，要求部队在关键时刻行动统一、令行禁止。
结合上海城市特点，他推动部队加强城市条件下的应急训练，熟悉重点区域、交通要道和重要设施的防护要求。这样的安排，不是追求表面声势，而是让官兵知道遇到突发情况该做什么、由谁指挥、怎样协同。
有意思的是，周纯麟在上海任职期间，身体已经出现问题。肾脏发现异常后，他仍然奔波于部队和机关之间，没有及时住院检查。周恩来陪同外宾到上海期间得知此事，专门提醒他：“工作重要，身体也不能耽误。”周纯麟原本还想解释，周恩来又劝道：“先把病查清楚，再安排工作。”
1971年10月，周纯麟住进上海医院。检查确认肾脏上的肿块为囊肿，并非癌症，但术后出现伤口渗血、排尿困难等情况。北京得知消息后，周恩来十分重视，指示中央保健组的吴阶平教授赴上海会诊。经过治疗和护理，周纯麟的病情逐步缓解。
那三个条件，既是赴任前的表态，也是他一生军旅作风的缩影。对职务，他看重的是责任；对荣誉，他并不急于伸手；对错误和牺牲，也早已作好了正面承担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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