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张治中逝世后，后事安排成难题，周总理亲自拍板作出两项决定

1969年4月6日，北京，张治中在病痛中走完了79年人生。消息传到中南海时，周恩来正在处理繁重事务。这个曾与他相识于黄埔军校的老朋友，最终还是没有等到病情好转。

真正让人感到棘手的，不只是葬礼如何安排，更在于张治中的身份特殊。他既是国民党方面的重要将领，又是新中国成立后受到尊重的党外人士；既经历过国共分歧，也在许多关键时刻坚持主张合作。

两人的交往，得从黄埔军校说起。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张治中则在军校任职。一个负责政治工作，一个熟悉军事教育，日常接触很快让他们发现，彼此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怎样结束积贫积弱的局面，使中国真正强大起来。

当时校内并不平静。两党人员之间有分歧，学生中的竞争也很明显。张治中虽属国民党，却不赞成把党派冲突扩大到军校工作中。他认为革命尚未完成，若过早走向分裂，只会让外部势力得利。

有一次，蒋介石曾询问旁人，张治中究竟属于哪一方面。得到的回答是，张治中对国民党的忠诚并无问题，只是性格公正，不愿随意排斥共产党人。这种评价，恰好说明了他的处境。

张治中曾向周恩来了解共产党的主张，甚至认真问过入党的可能。周恩来理解他的想法，却没有贸然答应。国共合作初期，双方有明确约定，不能随意吸收国民党高级人员。此事若处理不慎，很可能成为破坏合作的口实。

张治中对此虽然遗憾，却没有因此疏远周恩来。1925年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时，张治中也在受邀之列。席间气氛热烈，陈赓等人还让新郎多喝了几杯。这类私人交往，看似琐碎，却让两人的关系越过了党派界线。

大革命失败后，国共关系破裂，张治中也没有把个人立场变成对共产党人的仇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曾参与中原大战和淞沪抗战等军事行动，但并未把主要精力用于围剿红军。1932年淞沪抗战中，日军的进攻使他更加确信，民族危机面前，内耗只能削弱中国。

抗日战争期间，他多次主张团结抗日。蒋介石有时听得不耐烦，甚至反问：“你到底是哪一边的人？”张治中并不退让，只是继续陈述自己的判断。值得一提的是，他带兵取得一定地位后，很少经营私人势力，往往把部队和权力交回上级，这也是蒋介石愿意继续使用他的原因。

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重新摆上桌面。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张治中奉命前往延安迎接，并把重庆桂园让给毛泽东居住。警卫安排上，他也尽力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对此十分清楚。

毛泽东准备返回延安时，周恩来曾担心途中出现意外，张治中便表示：“人是我接来的，也由我负责送回去。”这句话不长，却体现了他愿意承担责任的态度。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张治中仍在努力维持谈判渠道，只是局势最终没有朝和平方向发展。

1949年北平和谈时，张治中作为南京方面代表来到北平。谈判因双方条件差距过大而破裂，他原本准备返回南京复命。周恩来判断，南京方面一旦知道谈判失败，张治中很可能遭到责难。于是，周恩来设法把张治中的家属接到北平，客观上也为他留下了退路。

新中国成立后，张治中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职务，继续参与国家事务。周恩来对他的生活也很关照。张家经济上遇到困难时，政府曾给予帮助，使这个经历过长期动荡的家庭能够安定下来。

1966年以后，张治中病情加重，日常多靠看报纸消磨时间。他看到周恩来工作繁忙，常托人捎去短笺，内容并不复杂，往往只是叮嘱几句：“请总理多保重。”周恩来收到后，也会设法了解他的病情。

张治中去世后，如何安排后事一度成为难题。周恩来很快作出两项决定：一是亲自参加遗体告别仪式，二是通知张治中在党内外的老朋友前来送别。这样的安排，既符合张治中的身份，也表达了对这位老人的尊重。

多年以后，周恩来病重，仍没有忘记张治中的妻儿。1975年，他还曾让身边工作人员从个人积蓄中拿出一部分，接济张家。两人相识近半个世纪，期间有政见差异，有时代风云，也有始终未断的信任。即便道路不同，张治中与周恩来之间那份私人情谊，仍保留在许多具体而克制的细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