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悠悠：六十年前的那场红卫兵大串联，我是冒名曲线混进北京的

往事悠悠：我的大串联——非红卫兵也要“经风雨见世面”

往事悠悠：六十年前的那场红卫兵大串联，至今我记忆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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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一甲子。

1966年夏秋之交，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岁月。

当时在政治上的热度需要煽风点火。最初是北京与外地学生之间小规模交流、取经、破四旧。此风很快传到了我所在的学校：既然北京学生可以来上海传经送宝，我们上海学生也不能落伍，也应该上北京取经交流。

于是，学校革委会让各个班级选派代表准备进京，需要各班进行民主选举。当时，我们班级有三个名额，首要条件就是根正苗红。相比此条件，班级里有七八位同学家庭在运动初期就受到冲击，自惭形秽，自觉当不上候选代表，没有被选举权甚至剥夺了选举资格。

自惭形秽的我们，只能忍气吞声。

真是天遂人愿。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通知，号召红卫兵大串联，由国家提供交通费生活补助费。一石激起千层浪，大串联如野火春风迅速扩展至大江南北，伟人开始接见红卫兵，更让青年学生激情澎湃。

几天没去学校，情况起了变化：班级里已经走掉了十来人，甚至“成分不硬”的同学也冒充“红卫兵”外出串联了！

同样是“成分不硬”的我有点坐不住了，当即与自强、世俊、来光等几位同学商量，立马行动：外出串联！

恰巧夏生同学在学校革委会办公室值班，就央他偷偷写个证明。他问：你们要到哪里串联？

自强显然保守：去杭州。

我马上纠正：去远一点的地方，就写重庆吧！

几位女同学见我们要走，十分羡慕，我就说：想去，就跟我们一齐走！

男女9位同学无一人是红卫兵。照样轻装上阵，每人只背着书包出发了。

我们的第一站是杭州。为了顺利进入火车站台，我们每个人花了九毛钱，买了一张上海到嘉善的站票。

我们忐忐忑忑地上了火车，挤在车厢连接处。火车很快就到了嘉善，我们自然不会下车。为了不使列车员疑心，我们便分头去了几节车厢。

到了杭州车站，已是傍晚。我们分散着挤在人堆里混出了剪票口。我们兴奋地在剪票口外击掌欢庆，却不料自强被拦在了剪票口内。

待剪票口乘客走完了，我们上前央求剪票员放行。

剪票员斩钉截铁道：补票！

我拿出车票给她看，剪票员瞄了一眼：九毛钱就想来杭州啦？这就属于逃票！

其他同学七嘴八舌：我们是听从党中央号令，经风雨见世面、出来进行革命大串联的！

剪票员：别费话了，你们这些上海伢儿拐头拐脑见得多了，都是一个路子。可惜你们还是不精明啊，怎么不买张莘庄的车票，只要三毛钱？

正在这时，又有一拨旅客出站。机灵的自强顺着人流在另一个剪票口混出来了。

终于全部脱离险境。我们还没忘记揶揄一下身后的剪票员：拦不住革命的大串联吧？我们下回要更精明、要更拐头拐脑啦，干脆不买票！哈哈哈—

车站广场就有红卫兵接待站。在拥挤中，有一位小女孩戴着红卫兵袖标，笑盈盈地走过来，领着我们乘公交车，到了一条小巷子里的一所小学，安排好了我们的住宿，就睡在空教室的地板上。他们问我：你们都是红卫兵吧？

我脱口而出：那当然。

他们纷纷上前和我们握手：欢迎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已经出现在美丽的西湖边。从断桥到平湖秋月，从苏堤到花港观鱼，一路游人如织，西湖风景基本上都被游客遮蔽。西湖的景点虽然多，走马观花都没法做到，眼面前除了人还是人。比如岳庙，已经被红卫兵损坏，但外面却是里三层外三层，很多学生憎恨下跪的秦桧夫妇石像，口水不断往砸倒了的石头上吐，更有甚者，后面的人一把鼻涕没摔到破损的石像，竟然摔进了前排人的脖颈里，于是，又平添出一场打斗！

中午时分，肚子饿得心谎。于是走进一家湖边的餐馆，熙熙攘攘全是串联的学生。我注意到一张靠窗角落里的一桌子人，点了冷盘热炒的，个个吃得红光满面。正寻思这些人何以有本钱如此挥霍，只见靠窗有人将两、三只盘子从窗口往湖里扔。我吃不准这是什么来头？

我们显然十分寒酸，每人只花6分钱吃了碗阳春面。

这时，跑堂的与靠窗那一桌子人起了争执。我立马想起往湖里扔盘子的事。原来，餐馆结账是依据不同颜色的盘子作为顾客支付餐费的依据。跑堂清楚上过几盘菜、几盘什么菜，于是要求他们将盘子交出来。谁知这帮人还理直气壮：你这是污蔑革命小将！和革命小将为敌，八成是暗藏的阶级敌人，查一查他是什么阶级出身！

跑堂一人难敌众犯，结结巴巴说不出个所以然，俨然成了理亏者。无奈，将餐馆主任叫来。我们也等不及结局，先行撤离。

路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扔盘子”事件。有人说，革命本来就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文尔雅，肚子饿了，见到大鱼大肉不退缩，勇往直前，这才是革命小将的气质！有人说，增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革命小将铁的纪律，混淆不得。

由于一碗阳春面压不住年轻躯体里的饥饿，于是，话题自然而然引入到餐馆里面喷喷香又吃不起的那一盘盘西湖醋鱼、东坡肉上来，说得个个垂涎三尺。

在杭州游山玩水了数日，接待站的人主动询问：什么时候离开杭州？我们说有去重庆方向的车票就走。谁知当天就弄到了第二天的火车票（由鹰潭转车南昌）。后来才知道：杭州各处接待站人满为患，每天进来的多出去的少，得赶快把停留在杭州的串联者最大程度的弄走，否则杭州城要瘫痪了。这下我们才恍然大悟：这是把我们作为瘟神送啊！

我们在鹰潭车站度过了大半夜，为了防止困盹，围着车站不知道走了多少圈？致使上了火车，站立着瞌睡，数次让自己的脑袋碰撞到座位上的人。

作者小时候的照片

南昌对我们还挺友善。由于寒流袭来，领我们到南昌百货大楼一人借了一件黑色棉大衣；并安排住在南昌旅社。在前台登记时，发现一位中年人盯着我看，问我上海住哪儿？一来一去，他认识我，我却印象浅，原来这位叔叔是上海同幢楼里的邻居，他作为单位采购员长年住在旅馆里。

客地遇同乡甚是亲热。晚上，他邀我到一家小饭店吃饭。离家也就几天，肚子却饿得足足装下了三碗米饭，尤其是那晚江西名菜瓦罐汤里肉饼的鲜嫩、汤汁的香浓，让我经久难忘！

南昌总体印象不大，主要是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玩耍。到了名声响亮的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原是一座旅馆，此刻，里里外外全是人。令人难受的是那间厕所，天南地北的小将们随心所欲，弄得一地污秽，臭气熏天，保洁员们也不知去向，抑或全去“造反”了？

我们商量了一下，准备去湖南韶山瞻仰伟人故居。第二天一早就直奔南昌火车站。车站无人管控车票，都说去找站长。我们敲打站长办公室木门，无人回应。小吴脾气火爆，猛踹了两脚，我谎忙上前制止，这弄不好是要被铁路公安拘留的！

移时，木门打开，一位剪短发的中年妇女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异口同声地说：给我们签票，我们要去重庆！

站长查看我们的证明：哦，我全明白。红卫兵小将们，情况是这样的，目前全国交通秩序不堪重负，尤其运输系统严重超载，上级要求我们做好小将们的工作，尽量回到原单位就地闹革命—

没等站长把话说完，我们就一起抗争起来，引来许多各地的串联者共同要求站长履行中央关于革命大串联的决定。

站长苦笑着问道：你们谁是领头的？出个代表跟我谈。

我自告奋勇跟着站长进入办公室。

站长诉苦道：我儿子也是16岁，但我没让他出去串联，给社会减轻点压力吧。

我不解：铁路部门不也有人外出串联吗？

站长摇摇头：我干铁路的，知道铁路负担有多重。我自己一个多月都轮不到休息，天天搞得神魂颠倒——不说这些了，重庆我批不了，给你们批到长沙吧。

此刻，我特别同情这位妈妈似的站长：谢谢站长，我们真想去韶山。

有一首歌曲叫做《汽车向着韶山跑》，一路歌声一路笑。我们是坐着大卡车进的韶山。去时一路畅通，很快就从湘潭到了韶山。韶山可是伟人的故居，故居里的那张床可是诞生过伟人的场所。我们乘解说员不注意，从拦绳下面钻了进去，挨个坐了坐那张大床；有人更嚣张，干脆躺在大床上。这下惹怒了管理员，举起棍棒驱赶，大家落荒而逃。

因韶山无法安排住宿，深更半夜让我们乘坐大卡车返回湘潭。不料湘潭对这十几辆卡车上的串联者一样无法安排，直接将我们送到火车站，塞进了一列闷罐车里去长沙。

原以为行程不长，熬熬就到了。又谁知火车行至半道，停了下来，什么原因，无人告诉，一停就是两、三个小时，加之车门紧锁，空气混浊，让人心里烦燥，七嘴八舌地发泄着不满。最要命的是内急，无人帮助，只有靠自己解决：闷罐车每节车厢两扇车门，车门四周缝隙很大，足以让尿液排流出去。

于是，男女同学达成了默契，男生女生各占一扇车门。需要方便者便置于车门前，或立或蹲解决内急。其余同学则在其身后围成一圈宛若一堵墙，阻隔着视野。男生这边没什么动静，一个接一个解决内急，秩序井然；女生这边却是大呼小叫，煞是热闹：有要求“墙体”严丝合缝怕走了光的，有要求众人别出声影响排便专注度的；也有蹲下半天没动静的，也有同伴催促抓紧时间的，笑声一浪高过一浪！

突然，闷罐车门外有人“叮叮当当”来解锁开门。吓得蹲在地上的女生赶忙提起裤子躲避，躲避不及的则发出一连串的尖叫，备不住那一泡尿有一半都尿在裤裆里了！

车门打开后，我们男生忙不迭地下车伸腰展臂呼吸新鲜空气，耳边还不断传来闷罐车里女生断断续续的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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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四下打听停车的原由，机务段的师傅说，是为了让阻断了几天的运货车先行通过，否则城市里要闹粮荒、厂矿缺乏材料将全面停工停产！我们十分㤞异：串联还串出这么严重的后果？

至天亮，闷罐车才开到长沙。

于是，我们不想在长沙停留。一行人快马加鞭经桂林，赏九马画山、游漓江山水后，又风尘仆仆来到了重庆：脚踩洪崖洞、渣滓洞，巡游磁器口、解放碑。那张怀揣着的重庆串联“证明”也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接下来我们的串联何去何从？因为在此期间，伟人已经多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小将，我们可不能漏掉这千载难缝的大好时机啊！大家一商量：上北京！

当时进京串联已经控制。重庆这边的接待站拒绝发放进京的车票。怎么办？曲线救国，先上离北京近一些的西安再说。

在开往西安火车上的一个夜晚。 整列火车严重超载，车厢里人满为患，过道间、行李架、座位下都挤满了人。我好容易挤进厕所方便后出来，不知怎么搞的，一阵晕眩，一屁股坐在过道上。

周围的人忙着喊列车员。列车员挤进车厢，见我脸色青白，忙将我扶进列车员工作间，让我倦缩在椅子上，给我递来一杯热水，才让我稍稍恢复了点体力。

我想站起来走出去，我知道这是列车员工作休息的地方，不便占用。谁知列车员大姐按住了我：你就在这里躺一会。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睁开两眼天已大亮。我赶忙起身挤进车厢寻找同伴，同事们们依然坐在车厢连接处。他们以为我找到了座位。我将列车员大姐的关怀告诉了大家。临下车时，我想返身去跟列车员大姐道个别，已经很难再挤进车厢里去了。

西安，是我经常想念的地方，因为八年前我在这里读过一、二年级总共两年的书。我的家就在小雁塔附近，我就读的学校叫黄边张小学，我非常希望故地重游。可惜事与愿违，我们刚被接待站安排到莲湖住宅楼里，那是一个毛坯房的建筑，地上铺上草席就能睡人。刚到西安的我便生起病来。

记得那天晚上在伙房空地上看新疆人跳舞：“亚克西亚克西，什么亚克西呀，文化大革命亚克西！”舞跳得欢快，歌唱得热烈，看得我喜笑颜开。不曾想一瞬间，我的全身仿佛被一盆冷水从头浇到后脚跟。

我打着冷颤，马上爬到四楼，朝草席上倒了下去。这一倒，发了两天的高烧。在唇焦口燥、头晕目眩之际，肚子依然觉得非常饿。同伴们都四下出动，不是到大雁塔就是攀钟楼，全走了。到了饭点，我硬撑着起来下楼排队领饭，那脸盘大的粗磁碗，装了满满登登的米饭，上面盖勺红烧罗卜，三下五除二，一会儿就灌下了肚子。吃完饭，上楼躺下继续发烧出汗——

等我身体稍稍恢复，大家商量着再如何“曲线”去北京？据接待站说：他们从没有直接签过进京的火车票。加上现在交通秩序混乱，昨天宝鸡段就发生暴力伤人事件，造成列车临时变更改道甚至绕行，进京查得就更严了，并劝说道：你们还是直接回上海吧。

没有见到伟人，就打道回府，这可不是我们“红卫兵”的性格，那怕是假红卫兵也是不愿回头的。

后来得到消息：很多人都去争取签保定，然后死不下车硬撑到北京，如同我们买了张嘉善火车票混到了杭州一样。我们就去磨接待站领导，后来松口说：签不了保定，最多只能签石家庄。

石家庄就石家庄，反正终点站是北京，我们死活也要赖到终点！

那天夜里，在西安车站上了车，因为没有座位，只能在各节车厢游走。乘列车员不注意，一个激灵混入了卧铺车厢。尽管也有许多人站立在走道上，但比之硬座车厢密封罐头般的氛围，简单是天上地下。

列车摇摇晃晃，很快就让我抬不起眼皮。于是得寸进尺，估摸着上铺出差的叔叔辈不太会对我们拒之门外，就偷偷地一步一跨地爬上了三层铺位。先是弯腰屁股靠在出差叔叔的脚后跟；立足之后，再进一步蚕食，将屁股往里挪了挪。发现行李架上一根扁担，于是将它架在上铺与行李架中间，我的上身紧靠叔叔的腿脚，半只屁股和两条重叠一起的腿轻轻放在扁担上，犹如杂技表演，需要随时随地掌握好平衡；比杂技更胜一筹的是：我竟然可以在扁担上纹丝不动地睡着觉。

火车进入河北地界，一直是开开停停。待到了列车员催促大家没有去北京车票的旅客准备下车了，这才知道到了石家庄站。我心里忐忑，怕列车员查票，赖在扁担上不下来。

石家庄到北京大约要开四个来小时，可在我心里比四天四夜还长，因为那时的列车随时都有可能停下来，停下来就有可能赶人下车。只见来来去去的列车员一会儿打扫过道，一会儿抹桌子清杂物；一会儿逐个收卧铺号牌更换车票，一会儿又来叫唤旅客下床收拾被褥。我不得不从扁担上下来，偶尔眼睛与列车员碰上，我偷闯北京的“劣迹”仿佛已被洞穿，吓得我不敢抬头。

好在卧铺车厢列车员忙完以后出现的概率很低，卧铺车厢成了我的避风港湾。（一个多月没洗的衣裤，脏得已经辨不出本来的颜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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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容易到了北京，天色已晚，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车站下的车，朦胧中好像是城乡结合部。我马上去接待站，那里已经聚拢了大批的串联学生。接着挨个登记。看到表格上有家庭出身、政治面貌等，我便于同伴商量，咱们都要往“红”字上靠。我在家庭出身一栏里，填上“革命军人（新疆军区）”，山高路远到哪儿调查去？政治面貌不能填写“共青团员”，那是修正主义小绵羊，一律填上“红卫兵”。

填完表格，每人发了一张戏票，大家纳闷：深更半夜还要请我们看“样板戏”不成？接待站的同志大声告诉我们：不是看戏，是住宿用的，大家按座位号坐！

也不知道排队走了多少路，才到达戏院。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都已经昏昏然，很快就入睡。

第二天下午，才陆陆续续得到安排，我们被安排在回民中学，睡觉也是水泥地上铺的草。在北京，有了自己的一个铺位，就心满意足了。接着，商量去哪儿？北京是燕、辽、金、元、明、清六朝古都，名胜古迹不胜枚举，好不容易来到北京，尽量多走几个地方啊！

也有人提出要去北大，那可是运动的发祥地；还有清华，也是当当响的地方，不能错过了看大字报的机会。两方意见争执不下，我说咱们就各自为战，分头行动。

我连着登长城、观白塔，数颐和园十七孔桥上的石头狮子、叹圆明园遗迹那横卧竖直的“巨石阵”。美中不足的是：碧波荡漾的昆明湖四周、郁郁葱葱的万寿山上下，呕吐物到处都有。这大抵是很多农村孩子不常乘坐公交，加上路远、拥挤、闷热，许多人一下车就将早餐吐个干净。

接着，就是等待伟人11月3日的接见。

前一晚每人就发了一根香肠一只面包两只鸡蛋，因第二天凌晨就得集合上天安门广场，当作早餐用。可我们肚子太饿，晚上就将美食消灭了。所以第二天参加接见，肚子整日地唱“空城计”。

一直等到下午3点左右，才轮到我们经过天安门。因为距离太远了，根本无法看清楚；唯一有印象的是副统帅发言时将“巴勒斯坦”念成了“巴基斯坦”。

接见前已经安排好我们离京的车票，所以，第二天，大家基本都各奔东西。我也就乖乖地回到了上海。

那天到家已经晚上九点。母亲见我蓬头垢面衣衫脏乱的模样，立马阻止我进屋，让我在走廊里将衣服脱掉，母亲到厨房烧了两大壶开水，让我洗澡。后来母亲告诉我：身上已经生出不少虱子了！

本来不想再出门了。恰巧福州小学同学自荣串联来上海，给了我一张一周后去福州的火车票。

我与母亲商量，母亲说：要不替你父亲带点吃的东西去，也不要浪费了这张车票。

于是，我登上了南下的火车。下了福州火车站，便直奔父亲下放劳动的工厂。还没到厂门，接连几辆大卡车駞出，烟尘滚滚。待烟尘散开，只见顶着一头散乱花白头发的人在吃力地拉着铁皮大门。

定睛细瞧：这不就是自己的老父亲？堂堂总工、校长、厂长竟然在拉大铁门！

我心里一酸，不忍心这时候叫他。等父亲慢慢关闭了大铁门，我才从边门走进去。父亲回首见是我，有点吃惊：你怎么来的？事先也不告诉。

我不敢正视憔悴的父亲：大串联。

这时收发室出来一位容貌粗鄙的男人拦住我，问父亲：找你的？

父亲怯怯地回答：是我儿子。

男人一本正经说：收发室是重点部门，生人不能随便进。你儿子来找你，这事得跟赵司令汇报。你们先在外面等一会儿。

我已经明白了父亲目前地位的卑微。

我俩谁也没有说话。

移时，男人回来了：赵司令让你们上他办公室去一趟。

在赵司令办公室里，他侧着身子问父亲：是你让儿子来的？

我抢着回答：是我自己出来大串联的！

赵司令对着我：书包里装的什么东西啊？

我将一件母亲新织的毛背心和大头菜、酱瓜、罗卜干还有一瓶辣酱统统放在办公桌上。

赵司令：嚯，对生活还挺讲究啊！

继而又对着我说：你来得很不是时候啊！知道明天好几家工厂要联合召开批斗大会吗？这时候过来干什么？

他见我们都不说话：这样吧，现在天色也晚了，可以在厂里住一宿，明天一早就得走！

我和父亲准备离开，赵司令一扬下巴：桌上东西带走吧！

当晚，我与父亲挤在一张3尺宽的小床上。父亲问家里情况，我就回答两个字：蛮好！

我问父亲境遇，他也只有两个字：蛮好！

第二天，天还没亮，父亲就叫我起来，说是到火车站的头班公交是5点50分。父亲昨天买的三只大饼两瓶汽水装在我的书包里，另外将四张壹元的钞票塞给我。我知道父亲的生活费也没几个钱，临走，趁父亲不注意，我把钱放回床上了。

当天我拿到一张去南平的慢车票。下午在南平车站转车时，我坐在石阶上摸出父亲给我的大饼，但一口也没咽下去。我知道，此时此刻，厂里正在召开批斗会，父亲有没有遭遇喷气式体罚、有没有遭遇拳打脚踢？无法知道；但我知道父亲有高血压心脏病，经不得这种残暴的批斗。

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滴落下来。

直到60年后的今天，回想当年依然会情不自禁。

我没预料，自己的大串联竟然以这种方式结束。

当年我们这些青少年在集体狂热中既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又是身心创伤的承受者。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在全国快速扩散，进一步加剧了全社会的动荡；就我们学生来讲，大中小学全面停课，整整一代青年的学业被荒废，造成了严重的知识断层，至今都没有消散。

60年后再扪心自问：是否当初太年轻？

作者当年在天安门前留影

时隔六十年，我们也已从翩翩少年成了白发老人，可当年那场大串联的经历至今我还记忆深，就像发生在昨天事情一样。那次大串联，我们是冒名曲线混进北京的。

作者：范文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