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凯恩斯”：高桥是清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金融的运行规则是遵循凯凯恩斯的理论，这个英国的经济学家创立了宏观经济学，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称20世纪人类认知的三大革命。

过去一直认为，凯恩斯那样的伟人只有西方能有，古老东方的精英充其量是其优秀的学生，想要赶上，几乎不可能。但近来的研究表明，东方人的头脑并不次于西方，比凯恩斯早29年出生的日本人高桥是清，在经济、金融方面的造诣一点儿不比凯恩斯差。

凯恩斯

高桥是清1854年生于江户（今日本东京），出身低微，是日本幕府御用画师的私生子。13岁为生计所迫赴美国留学，接受了西方文明，人生观彻底改变，成为日本或者说东方最先开化的知识分子之一。

5年后高桥是清回国，在同学帮助下，先在东京日本的大藏省和文部省等政府机构任下级官吏，后又去大阪任英语学校校长。其间还经营牛奶，在商标注册所工作，甚至去南美经营过矿山。与出身名门，年纪轻轻便进入社会高层的凯恩斯比，高桥的青壮年多在基层打拚，坎坷艰辛。但也正因如此，高桥对社会的认识更加深刻，熟悉民生，遇事通融，有人情味。在西方的留学经历使高桥是清拥有了世界眼光，这在传统的日本知识阶层是不具备的。高桥学会了西方式的理性思维，不像武士阶层那样急功近利，易走极端，这正是日本明治政府推行西化所急需的人才，所以渐渐引起日本高层注意。

1892年，39岁的高桥被日本银行总裁看中，任命为新设立的日银本店建筑项目主任。1893年，高桥任日银西部（马关）支店店长；1895年又任日银横滨本店经理，其间建议日本政府以清朝赔付的甲午款项为准备金，在日本实行金本位制，被采纳。高桥因功于1899年升任日本银行副总裁。

高桥最大的功绩是在日俄战争中的表现。现在的日本人普遍认为高桥是清是日俄战争日本取胜的第一功臣，其功绩甚至比大特务明石元二郎、青木宣纯，战神儿玉源太郎、东乡平八郎、乃木希典5个人加起来还要大。

如此高的评价源于日本发动战争的盲目性。日本事先预计对俄作战耗资只有1.5亿日元，但实际达17亿，超计划10倍以上。如此疯狂的烧钱速度让开战之初的日本措手不及，当时日本国库只有5000万日元，根本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庞大的战争需求。于是急派高桥去欧洲金融市场筹借1亿资金，“十万火急”！

之所以派高桥去，就是因为当时的日本没人比高桥更熟悉海外“风情”，用传统的武士道精神去跟西方大佬打交道，只能搞砸。时至今日，日本还在庆幸有高桥是清这样的人关键时刻能顶上去，他执掌日本财政12年，又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对日本的家底还有现代战争的认识比政界和军方清醒得多。日本的国力绝对承受不起跟沙俄那样的大块头硬耗，不尽快寻求外部金融支持，10个日本也得完蛋！

身为日本人的高桥不能坐视国家民族灭亡，马不停蹄地奔到伦敦四处借钱。当时英美政府全力支持日本，但背后的金融大鳄不吃这套，他们根本不信日本能打败沙俄的“鬼话”。借钱可以，可日本打输让钱全打水漂不行！英美政府也没能耐让这些大佬乖乖掏钱，所以高桥初到伦敦受到冷遇，筹资非常困难。

20世纪初的伦敦金融城

但高桥绝非一般人物，身上有股神秘的东方力量，伦敦金融城首次成为一个非白人表演的场所。在高桥的努力下，日本1亿日元的借款最终提前完成，速度之快至今是个迷。

一般认为，高桥打通了跟罗斯柴尔德家族之间的关系，亦说高桥与罗斯柴尔德之间有秘密交易，后者因此借钱给日本。其中内情，至今也没详细定论。还有称高桥借助了马卡洛夫之死，一番游说让白人大佬认可了日本的潜力，慷慨解囊。到底哪个是真？无人知晓。但一个东方人能让一群傲慢的西方顶级富豪为俯首称臣，实在是个奇迹！

1904年5月，高桥筹集的1亿日元资金到账，这对濒临绝境的日本来说真是根救命稻草。日本因此有了资金腾挪的时间和空间，开始以此款项为本金在国内发行公债，得到民间资本的积极响应。同时，日本政府亦有了增加税收的底气，开始加税，加上截留南洋姐的汇款，这样到战争结束，日本在国内陆续筹集到近9亿资金，保证了战争能持续下去。

更重要的是，这笔资金撬动了日本战争机器的开动：国内工厂加班加点，为日本军队生产海量的后勤物资和武器装备，日本因此有能力从5月开始将数十万大军派到朝鲜和中国东北作战，明石元二郎、青木宣纯等杰出的情报人员也有了在敌后开展工作的资本，两相叠加，日本从根本上扭转了战局，这又进一步刺激了欧美金融大佬愿意继续借钱给日本。

圆满完成任务的高桥准备回国，但被庞大的战争消耗吓破了胆的日本大藏省（财政部）要求高桥再借2亿，并在原有关税担保的基础上又拿烟草专卖和国营铁路收入作抵押，可见日本政府为维持战争急眼了。然而高桥没乱，仍坚持用关税作抵押借钱。1904年11月，第二笔2亿日元又到账，日本政府大喜过望。

两次成功后，高桥在1905年又主持了3次借款，范围更大，不仅在伦敦，在美国纽约、法国巴黎、德国法兰克福也同期发行日本国债。由于日本在对马海峡及辽东半岛获胜，欧美证券市场对日本国债认购旺盛：纽约申请认购者是计划的4倍，德国法兰克福是10倍，法国巴黎20倍以上，伦敦更是高达27倍！高桥是清在海外前后为日本筹到14亿日元， 远超预期，其中8亿被直接用于战争，6亿被日本用来维持战后金融秩序和国内生产。

可以说没有高桥是清日本根本不可能维持对俄战争，也无法面对战后随之而来的财政破产。高桥在金融战场的胜利甚至比军事战场还重要，他与神秘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联手，不仅为日本筹到大笔资金，也有效阻止了沙俄在金融市场的借款。

相反，沙俄在金融战场却遭遇惨败，尤其是在法国发行国债失败，其背后明显有高桥和罗斯柴尔德家族插手的身影。资金链的断绝让沙俄无法继续作战，财政破产，国内陷入动乱，最终只能认输。所以，高桥是清被称为日俄战争日本第一功臣，实至名归。

高桥是清

战后高桥是清升任日银总裁，后步入政坛，先后任日本首相1届、大藏相（财政部长）8届，日本的钱袋子在1936年以前一直为高桥掌握，或者说日本整个国家的命运，一直在高桥手里。身为金融家的他深知日本在日俄战争中伤筋动骨，需长期休养。高桥因此放弃了日本之前的战略，转而执行“小日本主义”，即日本只满足于在台湾、朝鲜和中国旅顺大连的既得利益，不再对外扩张，省下钱用于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上同意与英美战舰的比例控制在5：5：3，并承诺尊重中国领土主权，放弃“21条”。

高桥任首相期间，日本将霸占的山东归还给中国，并从西伯利亚撤军，从而缓和了跟中、俄、英、美之间的关系，省下大笔军费用于国内建设。1929年大萧条后，高桥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位一体”的应对策略，即脱离金本位、低利率、财政扩张，主要是通过货币贬值和发行债券来刺激出口和生产，这是凯恩斯理论出现前世界上首次国家干预经济的成功案例，日本因此较快走出了经济危机。欧美用同样的理论战胜金融危机，则要等到罗斯福“新政”甚至二战以后。日本人因此至今怀念高桥掌权的那段时光，市场物资充裕，敞开供应，高桥也被后世尊为“日本的凯恩斯”。

当然，高桥的举动跟日本军方的愿望背道而驰，但由于高桥德高望重且掌握着日本财权，日本军方起初不敢造次。但“九•一八事变”后高桥的行为为日本军方不能容忍，因为日军在东北的侵略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遭受了“墙缝战役”那样的沉重打击，再执行高桥那样的军费紧缩政策日本将失去东北。然而高桥深知日本还没恢复到能在亚洲大陆展开军事行动的地步，过早侵华已让日本声名狼藉，不可能再像日俄战争那样到国外筹到钱，因而坚决反对军方的政策。双方在各种场合激烈争吵，高桥坚持己见，毫不让步。军方因此骂高桥为“国贼”，必欲除之而后快。

1936年2月26日，日本少壮派军人兵变，闯入高桥家高喊“诛灭国贼”。当时82岁高龄的高桥面对枪口和刺刀冷冷回敬：“一群白痴！”随即被枪杀。日本的凯恩斯，日本未来的希望，也可能是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人，就这么没了。

高桥是清的悲剧跟沙俄的马卡洛夫类似，两个人的死从侧面也折射出日本和沙俄命运悲惨的原因。西方学者为此坚称：非西方文化不适合天才生存。话虽糙，但不易反驳。高桥虽与马卡洛夫落了个同样下场，但马卡洛夫好歹是死于敌手，而高桥是清却是被自己人杀的，更让人叹息。

高桥死后日本财政支出疯狂扩张，推动了日本军方扩军备战。在此背景下，日本第二年便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但恰如高桥所见，日本孱弱的国力无法承受跟中国的大规模战争，几十年攒下的积蓄到1938年便基本打没了，中国没投降，日本却再不能像1904年那样从国际市场筹到钱。

被逼无奈的日本政府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太平洋战争以求解脱，但陷入更大的深渊中。幸亏高桥时期为日本还留了些家底，不然，日本撑不到1945年。尽管如此，日本到战争后期还是陷入了全民饥荒，国内一片废墟，平民大量非正常死亡，国外战场上饿死的日军比打死的还多，最后挨了两颗原子弹，无奈宣布投降，这离高桥之死只有9年。

战后的日本老老实实回到了高桥原先的轨道上，又重新崛起。劫后余生的日本人逐渐认识到高桥是清的价值，将其头像印在50日元的纸币上以示纪念，但日本已完全丧失国家独立，再也不能回到高桥时代，只能在世界大国的博弈中担当棋子。

50日元纸币上的高桥是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