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讲坛 ｜ 白银的中国发展史

影视剧中侠客从袖中掏出一锭银元宝，“啪”地拍在桌上，高喊“好酒好菜尽管上”——这一幕，几乎是大众对古代白银最熟悉的想象。然而，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上博东馆中国历代货币馆策展人吴旦敏指出，这种两端翘起、中间鼓起的元宝造型，并非中国古代白银的真实形态。在昨日由上海博物馆与新民晚报联合主办“上博讲坛”，她以“白银的历程——中国货币史中白银的发展和演变”为主题分享，带领听众穿越千年，揭开白银在中国的漫长演变。

白银并非一开始就是货币。吴旦敏介绍，白银具有上佳的光泽度、延展性和抗腐蚀性，早在商周时期，中国先民就已掌握金银冶炼技术，但白银更多被用作工艺装饰品。战国时期，中山国墓出土的银贝、河南扶沟出土的铲形银布，虽形似货币，却并不具备流通属性，更多是财富与身份的象征。唐代以前，中国本土几乎没有铸造流通银币，境内发现的波斯银币只是丝绸之路交流的见证。

清道光年铸足纹银饼

白银真正与国家财政产生密切关联，始于唐代。吴旦敏以何家村窖藏为例，这里出土了银饼、银板、银锭共90件，其中“庸调银饼”是目前最早明确反映赋税制度的白银实物。唐代租庸调制下，百姓以粮食、布帛和劳役纳税，但天宝年间租庸调制遭到破坏，统治者通过“变造”制度，将实物折变成白银运往京城国库。杨国忠进奉银锭便是这一制度的物证——目前存世仅五件，铭文清晰反映出他的职官变迁，从“铸钱使、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到“司空兼右相”，短短几年间逐年升迁，成为研究唐代财政与官制的珍贵一手资料。

咸丰六年郁森盛足纹银饼

到了宋代，银锭形制演变为平首束腰、弧首束腰，重量也趋于标准化。南宋临安御街出现了专门经营金银兑换的“金银盐钞交引铺”，铸造的“京销银”上必须打上铺位方位和工匠名，形成了追溯机制。“南海1号”沉船一次性出水290公斤银锭，均为统一形制的金销银，是南宋白银用于大宗跨区域贸易的直接证明。吴旦敏强调，尽管白银在唐宋时期日益重要，但它始终“主要服务于国家财政，并未完全进入民间流通领域”。

广东省造光绪元宝银币（反版）

明代是中国白银发展史上最关键的转折期。万历九年间 “一条鞭法”推广至全国，纳税均要求以白银缴纳。学界普遍认为，晚明实现了“白银货币化”，但吴旦敏提出了更审慎的表述：“更确切的应该说，是到晚明时期是实现了财政的白银化。”

南宋霸东街南二十五两银锭

这一判断源于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明代小说《金瓶梅》里频繁出现“碎银子”“拿天平兑起来”的场景，似乎民间用银已很普遍。然而考古发现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明代平民墓葬中几乎不见白银出土，即便是贵族墓葬，也只有等级较高者才有银锭随葬。

宣统三年大清银币

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为明代白银的繁荣提供了震撼注脚。张献忠沉船遗址历经六次发掘，出水文物六万六千余件，其中五十两的大银锭就超过一千枚。这批银锭的税种名目繁多，从“辽饷银”“饷银”到“盐课折银”“茶税”，几乎每一锭都对应着具体的税项。吴旦敏指出，明代银锭的铭文格式趋于统一，通常包含地区、年份、性质用途、重量、官职、工匠名——它们都与政府赋役和财政收支有关，是典型的“官方银锭”，而非流通于民间。

清代银两制的混乱，为外国银元的渗入提供了契机。吴旦敏介绍，传统银两自由铸造，各地宝银名称超过一百种，成色、重量标准不一，交易需经公估局校准、计算贴水，效率极低。而新航路开辟后，西班牙本洋、墨西哥鹰洋等外国银元因重量成色稳定、计算简便，迅速获得商人认可。“外国银元进入中国之后非常丝滑。因为它实在太好用了。”

石门县辽饷银五十两银锭

外来银元的冲击，催生了中国自铸银元的尝试。道光年间福建铸造“寿星银饼” ，咸丰年间上海沙船商号集资铸造一两银饼，但铸造成本过高，很快退出流通。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期间，从英国伯明翰喜敦造币厂订购机器，聘请外籍技师，于1890年正式铸造“广东省造光绪元宝”，这是中国首次官方自铸机制流通银币。此后各省纷纷效仿，但货币单位究竟用“两”还是用“元”，引发了长达数十年的“两元之争”。直到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颁布《币制则例》，才最终以法令形式规定国币单位为“元”，重库平七钱二分；1911年，统一的大清银币正式铸造，中国终于赶上了银元制度的“末班车”。

吴旦敏在总结时感慨：“一个货币的命运，其实往往能够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开放程度和治理智慧。”从唐代的庸调银饼到清末的机制银元，白银的形态之变、角色之变，不仅是中国古代财政制度变迁的缩影，更是中国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与世界连接的历史见证。白银连结着过去和现在，启发未来。

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吴旦敏

原标题：《上博讲坛 ｜ 白银的中国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