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2月,中南海怀仁堂,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参加中央碰头会。原本要谈生产,气氛却很快转向政治问题。陈毅没有绕弯子,直截了当地谈到一些做法已经影响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
这位老帅一向如此。打仗时敢担责任,做外交工作时敢讲原则,面对批评也不习惯把话咽回去。会后,他又在中南海西楼向归国留学生代表讲话,情绪激烈,却并非信口开河。
“我不是乱放炮,是认真想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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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后来被整理进那篇著名讲话。陈毅所表达的核心,并不是为个人地位辩护,而是认为不能把大批有长期革命经历的干部一概否定,更不能让正常的组织秩序被冲垮。
当时,周恩来对局势十分忧虑。按照有关回忆,陈毅等人的发言很快被整理成材料,送到毛泽东处汇报。2月下旬,几位老帅和老同志受到批评,“二月逆流”由此成为当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
这场风波带来的压力,很快落到陈毅身上。短短一段时间里,他在不同会议上屡被点名。对于一个长期担任军政要职、习惯承担实际工作的老干部来说,挨批本身并不可怕,真正难受的是失去正常工作的机会。
上海的反应尤其敏感。
陈毅与上海有着特殊关系。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攻占上海,陈毅担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他面对的是一座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而又秩序复杂的大城市,接管、恢复生产、稳定社会,都不是轻松的差事。
许多上海干部来自新四军和第三野战军,对陈毅既熟悉又敬重。陈毅说话直,办事爽快,平日里不摆架子。这样的性格,使他在干部中形成了很强的个人威信。
有意思的是,一份来自上海康平路的情况材料,提到部分干部在私下议论陈毅受批评一事。有人说,陈毅毕竟指挥过战争;还有一名静安区干部听闻消息后,难过得流下眼泪。
这滴眼泪刺痛了张春桥。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干部私下流露的态度,往往会被视作立场问题。张春桥希望重新建立上海的权力秩序,而陈毅在上海的历史影响,无疑是一个绕不开的存在。材料送到他手中后,据有关回忆,他非常恼火,随即连夜组织会议,要求把相关精神传达下去。
会上,他公开贬低陈毅的军事经历,说陈毅“不会打仗,只会下棋”。这类说法,并不能改变陈毅曾任新四军军长、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的事实,却反映出当时政治斗争中对个人历史功绩的刻意贬抑。
压力一层层加重,陈毅却没有借机攻击别人。聂荣臻后来谈到这段经历时,曾称赞陈毅在重压之下没有落井下石。这一点很重要:他可以反驳,可以申辩,却没有把矛头转向那些处境更困难的老同志。
张茜最清楚丈夫的变化。陈毅过去并不怕开会,也不怕讲话,哪怕只有一个发言机会,也会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她曾劝他少说几句,陈毅却回答:“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要懦弱?我剩下一个嘴巴,就应该讲。”
话说得硬,身体却承受不住。后来,连开会通知送到家里,陈毅也会露出罕见的迟疑。张茜看在眼里,心里十分难过。
转机来自周恩来。1968年以后,周恩来考虑到几位老帅长期无所事事,建议让他们到工厂蹲点,接触生产实际,开展调查研究。毛泽东接受了这一建议。1969年初,陈毅前往南口机车车辆修配厂,参加劳动和班组会,并定期写调查报告。
同年3月,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又奉安排讨论国际形势。陈毅重新有了可以承担的工作,精神状态明显好转。对他而言,这不只是任务,更意味着组织仍然需要他的经验和判断。
此后,陈毅的身体每况愈下。1971年病重时,他仍惦记毛泽东的生日。1972年1月,毛泽东通过叶剑英、周恩来向他转达对当年怀仁堂会议的看法。1月6日,陈毅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 unerquickl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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