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4年冬，北京，溥杰夫妇得知女儿在日本成家的消息后，心里一直惦念着能否亲自前去。此时的中国与日本已经建立外交关系，但两国民间往来仍需经过严格安排。消息传到周恩来那里，他作出批示：允许你们去日本探亲。
这句话看似平常，放在溥杰夫妇身上，却有着特殊分量。夫妻二人分别多年，团聚本就来之不易；嵯峨浩的父母和女儿又都在日本，几十年间，她始终夹在两个家庭、两段人生之间。
事情要从一场特殊的婚姻说起。
溥杰是溥仪的弟弟，生于1907年。清朝覆亡以后，他仍被家族视作皇室成员，婚姻自然很难完全由自己作主。1937年，日本方面安排他与嵯峨浩相识，并很快推动两人订婚。
嵯峨浩出身日本贵族家庭，与日本皇室存在亲属关系。日本人把这桩婚姻包装成所谓“中日亲善”，实际上却有着鲜明的政治目的。他们希望借助婚姻，把溥杰牢牢纳入伪满洲国的统治安排之中。
溥仪对此十分警惕。溥杰当时已有婚姻关系，溥仪也曾以此为由表示反对，可日本方面并不真正关心兄弟二人的意见。婚姻最终还是被强行推进，夫妻二人却在共同生活中逐渐建立了感情。
有意思的是，政治安排没有完全按照设计者的意图发展。溥杰与嵯峨浩婚后生下两个女儿，并没有留下日本方面所期待的男性继承人。1945年日本战败后，溥仪、溥杰等人被苏军俘获，嵯峨浩则带着小女儿回到日本，夫妻就此分隔。
真正改变这家人命运的，是一封来自日本的信。
1955年，17岁的慧生写信给周恩来，希望能够同父亲通信。周恩来没有把她看作敌对势力的家属，而是把她当成一个思念父亲的孩子。他不仅批准通信，还亲自回信，称赞她勇敢。
这件小事产生的影响远比一封信更大。嵯峨浩由此看到了新中国处理历史问题的另一面，也开始产生回国与丈夫团聚的念头。1959年，友人吴学文受托赴日探望她，并询问是否愿意回到中国。嵯峨浩回答：“行李早就准备好了。”
当时，溥杰仍在改造之中，家族内部对嵯峨浩回国也有不同意见。有人担心她与日本皇室的关系，有人认为中日尚未建交，贸然接纳可能带来复杂影响。溥仪尤其不赞成，既有政治顾虑，也有兄弟之间多年积累的矛盾。
周恩来没有简单依据身份作判断，而是看重夫妻之间真实存在的感情。1960年11月，溥杰获得特赦。第二年，嵯峨浩终于来到中国，在广州与丈夫团聚。她后来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开始在中国生活。
遗憾的是，大女儿慧生已经去世，母女再也无法相见。周恩来对此十分惋惜。面对嵯峨浩和小女儿嫮生，他曾明确表示，子女将来选择何种生活道路，应当由本人决定，婚姻也不能被强行安排。
这番话，对经历过包办婚姻和政治联姻的爱新觉罗一家而言，分量很重。嫮生后来回到日本，并在日本成家，嵯峨浩虽有不舍，却没有再以自己的意愿替女儿作决定。
1961年，周恩来还为溥杰夫妇安排了北京护国寺附近的住所。院落经过修整，生活起居也有人照料。嵯峨浩初到住处时颇感意外，问丈夫：“是谁替我们安排的？”溥杰回答：“一定是周总理。”
多年后，嵯峨浩的父亲去世，夫妇二人没能赶往日本；女儿成家，他们同样只能隔海牵挂。直到1974年，周恩来了解到他们的愿望，才批准夫妇赴日探亲。此时中日两国已于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出行具备了现实条件。
1975年初，溥杰夫妇乘飞机抵达日本，见到了年事已高的亲人，也探望了女儿一家。他们在日本期间参加友好活动，介绍中国社会的变化，希望为两国人民增进了解尽一份力。
临行前，嵯峨浩想给周恩来带些礼物，溥杰知道周恩来一向不肯收贵重物品，便没有准备奢华之物。夫妇二人后来送去玉兰花和一件绘有富士山的屏风。病中的周恩来留下了鲜花，屏风则退还给他们，并说：“你们在日本做得很好。”
这次探亲，表面上是一次家庭团聚，背后却牵连着战争遗留、身份转变、夫妻离散和两国关系等多重问题。周恩来处理这件事，并没有停留在家族身份和历史旧账上，而是把个人感情、现实条件与国家交往放在一起衡量。对于溥杰夫妇来说，那张前往日本的机票，迟到了许多年，却终究没有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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