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批评要拆解“人心之变”

许永宁

徐兆寿兼备作家与批评家双重身份，他一手写长篇小说、诗歌、散文，一手写文学评论，这使他的批评文字时常带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徐兆寿的新著《精神的维度》(人民文学出版社)某种程度上昭示了文学批评的另一种可能，即文学批评亦可成为兼具思想性与审美性的精神创作。

在《精神的维度》中，作者以文学研究中的问题为出发点，着力探寻文学批评的思想深度与精神广度。徐兆寿把自身经历带到文学批评现场，从自我经验的总结到学生写作的训练，再到对经典文本的重新解读，他反思学术训练的局限，讨论写作规范对于才华的抑制，进而将文学批评提高到思想的维度。作者一方面追求艺术的审美与“思想的自由”，另一方面则兼及“时代的气场”与当下的现实。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批评路径，打破了固有的学院派范式，转而强调从生活现场中提炼真问题并赋予其理论回应，使批评更具现实针对性与思想穿透力。在《精神的维度》中，随处可见的是对学生的指导、和学生的交流，但更多的是自问与反思。作者思考文学，既深入到中国文化的传统，将问题的源头追溯到《诗经》时代，又回归到身体诞生的那一刻，叩问具身性的情感、心灵问题。诸如“文学何为”“伟大文学的标准”以及“人是什么”的终极追问等，都是作者关心的问题。这一切的讨论与思考让文学批评有了切身的现实感受力和具身的现场参与感，促使读者在思考中将问题引入对文学本质与社会功能的深层探究，也推动文学批评在更深的层次上实现精神维度的拓展与价值重构。

在《精神的维度》中，作者追求一种美文批评文体。文学批评作为文学的一种，其独立性往往备受质疑，这既缘于批评与创作两者表达思想的方式不同，批评偏重于理性的张扬，创作侧重于感性的抒发，更重要的是文学批评常常被视为文学鉴赏，缺乏其自身的文体意识与审美价值，很难在大众读者中产生类似于文学作品的共鸣与传播效应。但是徐兆寿在《精神的维度》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学批评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成为文学的一部分”，并且他还强调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共同性，诸如“真诚”“优美”“深刻”“气广”等特质，都是二者不可或缺的内在要求，所以他更愿意以“理性的激情”来概括文学批评的美文品性，即在严谨论证中保持诗意的表达与情感的投入。在对学生论文写作的指导中，他明确地感受到“学术八股文”对于文学批评的伤害，他珍视学生在写作中那“真切的感受”，借助文学批评的经典范例来引导学生获得“美文”应具有的“对时代的把握、深入的阅读、真诚的批评、深刻的人生体验、广泛的艺术修养”能力。作者呼唤文学批评“首先应该恢复其鲜活的与时代贴近的形式，要解放其僵死的形式，然后要与时代接轨，最后要养气、提气，使文学评论拥有鲜活、独立、自由的品性。”这既可以视作徐兆寿对文学批评审美特质的理解与文体自觉，也是其对文学批评美文理念的生动诠释与实践宣言。

究其根本，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始终坚持以人心为核心的批评理念。“文学是人学”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但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人学”是什么往往莫衷一是，一些批评文字或流于概念的空洞阐释，或偏于技术化的文本拆解，鲜有直抵人心的精神叩问与现实关怀。徐兆寿在《精神的维度》中将文学的“人学”归位于“人心之学”，他认为“文学即人心之学。文学来自人心，归于人心”。这一论断不仅还原了文学批评的情感本源，也重塑了批评活动的人文坐标。他在人类的知识体系中追问“人在哪里”，在历史的书写中追溯“人的历史”，在艺术的正声中探讨“音乐对人心灵的影响”。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指向徐兆寿对人的主体性的关切与思考。缘何如此？在他看来，“文学的自由即人的自由”，人的自由即人心的自由。所以，他对“人心”的理解不是如众人对“人性”的理解那般空疏，而是建立在一个具体可感的生命本体之上，以“自由意志”作为其内核。比如，在贾樟柯的《山河故人》中，他感受到人物的“身体隐喻”，从而理解“个体的孤独”与时代之变中的群体共鸣。他认为“真正的人之为人的精神之变，是礼仪道德的生、旺、衰、死和再生之变，是人心之变”，“人心”之变构成了古往今来文学演变的内在动力，也是批评真正介入生命与时代的通道。基于当下的文学批评现状，他认为“文学重新与社会、与人生建立更为亲近的关系”至关重要，回到马克思所言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基点，文学批评才能真正触及人心深处，实现其应有的精神价值与社会意义。

徐兆寿在《精神的维度》中给我们展现出不同于学院派文学研究的批评景观与精神气象，将文学批评的方法、文体与理念有机融合，既是当下文学批评新路径的一次尝试，也为批评写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