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小说中的传统与现代之问

崔 耕

从“尘世三部曲”《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长篇小说《谁在敲门》《红砖楼》到获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屋檐》，罗伟章的作品题材各异，情感基调也大不相同，但都包含了同一个主题——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保有人的温度？当传统的血缘、地缘网络在现代社会中转型，我们如何从中汲取力量，抵御由此带来的精神波动，并重建有温度的联结？

《声音史》的主角杨浪天生具有记忆并复现声音的“特异功能”，不仅能复现人的声音，还能复现植物、动物的声音，能复现整个村庄土地范围内的一切声响。随着千河口村的人为了更好的生活纷纷走出大山，整个村庄迁徙到只剩下杨浪与夏青。杨浪用声音储存着这个正在变迁的村庄的记忆，他能从收拾残瓦碰出的碎响识别它们各自的主人，因为“主人们生活过的气息，已浸入瓦们的骨骼”(评论家雷达语)。《声音史》以当代乡村发展与变迁为背景，用一场深沉的守望，为古老文明的远去留下一份温厚的记忆与敬意。

《谁在敲门》是个大部头长篇，以“父亲的病”这样一个微观事件为切口，铺陈了一个时代的变迁，写出了中国乡土社会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转型的过程。罗伟章说，“《饥饿百年》是山的文明，《谁在敲门》是河的文明，山河这个词，说的正是它们的骨肉联系——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骨肉联系。”山是稳固的，恒定的；河是流动的，易变的，正如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不同的两种形态。而这两种文明形态的并存，是中华文明延续至今依然生机勃发的关键。《谁在敲门》中的父亲像山，形态稳固，不想改变，连去镇上住都会因不适生出各种病症，这正是乡土文明面临调适和改变的隐喻。需要看到的是，哪怕我们已经身处“河的文明”，“山的文明”也依然深潜于我们的生命，不时显露出它坚硬和稳固的底色。

《红砖楼》则用带有深刻反思精神的书写，讲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到如今，东轩市的作家、艺术家聚集在一幢显眼的红砖楼中的故事。小说通过主线故事展现他们对创作初衷的追寻和意义感的重建。红砖楼是一个象征，它既是作家们聚集的地方，也是他们精神自省和自我重塑的场所。小说中的前辈作家冉强与年轻人盛华的相遇，揭示了个体如何寻找自我、坚守本心，以及他们如何面对内心的恐惧、惰性和利益考量。罗伟章在《红砖楼》中用现实主义手法，审视知识分子群体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处境与心理状态，并探寻精神突围的可能。

《屋檐》从居住这个朴素的日常主题入手，讲述两代青年人的居住困境。居住是人类在世最基础的生存需求之一，20世纪80到90年代，中国还未大规模出现商品房，住房几乎靠单位分配，很多年轻人正如《屋檐》里的那样合住在一起。无独有偶，当代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也有很多选择与陌生人合租。《屋檐》以温柔的笔触，写出了不同代际的年轻人在相似的生存境遇中面临的不同精神困惑。小说主人公孙进宇等人，面临的主要是逼仄的外部环境对个体生存的挤压。密不透风的住宿条件带来的是几乎丧失个人隐私的生活，但同时，这些困难也促成了人与人之间密切的精神连接，整个社会向上的精神风貌和昂扬的情感基调给青春的惆怅带来一丝“茂美和轻盈”。

而当代年轻人普遍承受着传统儒家“差序格局”在现代性语境下的转型。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这种“差序格局”有精妙的论述，它指的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由血缘、地缘、业缘层层推展的网络关系。在差序格局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而身处网络的中央，人会感到人际关系带来的稳定感和安全感。现代社会逐渐改变了这种关系网络，人们之间的连接从有温度的、近距离的变成隔着手机屏幕的、远距离的虚拟接触。罗伟章的《屋檐》借此唤起我们对重建真实连接的思考——这种困境本身也催生了新的互助形式与情感回归的可能。作家从日常生活中的居住问题，发现了两代人之间的联系和差异，并由此展开一场关于传统和现代的对话。

罗伟章用脑为小说谋篇布局，用心为小说铺陈因果，让小说具备了中国儒家传统中备受推崇的温柔敦厚，无论是孙进宇从前的经历，还是他对着房客们的讲述，都充满“温良恭俭让”的气质。《屋檐》不是苍凉的寓言，作者在这部小说中给我们无限希望，让我们相信“人是需要与人交往带来温度的，这种温度终究会成长为支撑人们的精神支柱”。

从《声音史》中杨浪用声音储存变迁的村庄，到《谁在敲门》中书写一个大家族在时代洪流中的沉浮变迁，以及《红砖楼》中知识分子的精神求索，罗伟章始终在做同一件事：用日复一日的写作，寻找对抗孤独的良药。这是在传统和现代文明更替之际，对两种文明做出深度思索之后，向传统文明的温情致敬和对现代文明的积极接纳。他的文字提醒我们，每一次变迁都孕育着新的生机，而人性的温度，终将在碰撞与融合中焕发出更坚韧的光亮。

(作者单位：四川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