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毛主席得知王恩茂境况艰难，批示为他在南京军区安排岗位

1975年春，安徽芜湖，王恩茂在地委机关处理完一天的工作后，桌上只剩下一封准备寄往北京的信。那一年，他已经六十多岁，曾经长期主持新疆工作，却被安排到芜湖担任地委第一副书记。职位有变，待遇受限，但他没有向组织提出过分要求，只想把自己的实际情况作一次汇报。

这封信后来送到了中央办公厅，并转呈毛泽东阅看。毛泽东看到王恩茂的处境后，作出批示：“汪阅后，送剑英、小平同志阅处。他现在在芜湖，请考虑是否在南京军区给他安一个职位。”

批示中的分量，不只在于调动安排本身，也在于毛泽东对王恩茂过去革命经历的了解。这个从长征中走出来的老干部，曾在极其复杂的环境里经受考验，后来又在新疆工作多年。把这样一位干部长期放在地方基层，显然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

王恩茂早年在湘赣苏区工作时，因为有文化，曾被人怀疑是“动摇的知识分子”。红军主力转移期间，他和妻子一度与机关失去联系，有人据此断定他已经离队。任弼时没有听信片面说法，而是认真调查。事实证明，王恩茂并未逃跑，反而在途中尽力照顾和保护同志。

任弼时当面肯定他：“恩茂同志不是动摇的知识分子，是坚定的革命者。”这句话对王恩茂的政治生涯影响很大。此后，他逐步承担重要工作，参加长征，进入红军队伍的政治领导岗位。抗日战争时期，他在第三五九旅工作，长期在王震领导下任职。

新中国成立后，王恩茂把主要精力放在新疆。王震调往中央后，中央决定由他接任新疆的重要领导工作。新疆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工作千头万绪，他没有把自己关在机关里，而是经常深入农牧区，与基层干部和群众交谈。

有一件小事很能说明他的作风。1959年，王恩茂在哈密农村蹲点，吃了农民送来的桑葚，随后身体不适。负责警卫的人员担心有人故意加害，便把送桑葚的农民控制起来。王恩茂得知后立即要求放人，并说明身体不适属于偶然情况。病愈后，他还专门去看望那位农民。

对干部，他也尽量体谅实际困难。1958年，一名蒙古族干部即将去中央党校学习，因婚期与出发时间冲突而左右为难。王恩茂得知后，安排有关部门帮助筹办婚礼，使这名干部没有留下遗憾。这些事情并不轰轰烈烈，却让许多人愿意接近他、信任他。

然而，政治风暴开始后，王恩茂的家庭也受到牵连。1969年，他离开新疆回到北京，接受劳动锻炼，连续一段时间和工人一起上下班。1972年，中央安排他到安徽芜湖工作。女儿得知后曾劝父亲不要去，王恩茂只回答：“我是共产党员，党安排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到达安徽后，他并没有马上顺利开展工作，还经历了检查和说明情况等环节。秘书、警卫员也先后被调离。即便如此，王恩茂仍然深入工厂、公社和灾区。1974年芜湖发生洪灾，他冒雨赶赴现场，道路中断后徒步十多公里查看灾情。高血压和腰病发作，他仍坚持与基层干部研究救灾办法。

在芜湖期间，王恩茂负责联系的柴油机厂生产逐渐改善，农村工作也抓得很实。他常在农忙时下田，与社员一起劳动。群众对他的评价十分朴素，有人到他女儿所在的医院看病时，专门说：“你爸爸是个好人。”这句话，成了王家人在困难时期得到的安慰。

毛泽东批示后，王恩茂被调往南京军区，任副政治委员。此时军队整顿正在展开，邓小平于1975年在总参谋部干部会议上提出军队要整顿。王恩茂到任后，认真参与军区工作，深入基层部队，关注官兵思想和训练状况。

1976年夏天，南京军区组织演习，王恩茂到浙江沿海检查准备工作。海上天气闷热，登陆艇颠簸厉害，他身体不适，却仍坚持登岛看望守备部队。训练中，一些官兵对长时间海上航行感到吃力，他便结合红军长征和解放战争的经历，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完成训练任务。

同年秋天，王恩茂得知毛泽东逝世，悲痛不已。因承担战备值班任务，他无法参加南京市的悼念活动，便在指挥所组织工作人员举行悼念。此后，他又先后在吉林和新疆承担重要工作。1981年重返新疆时，他已经接近七十岁，仍表示：“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2001年4月，王恩茂在北京逝世，骨灰按其生前愿望安葬于新疆。2006年，妻子去世后也安葬在他的墓旁。那片天山脚下，留下了他长期工作和生活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