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毛主席对李政道说：我的翻译唐闻生，我劝她改名叫唐闻死！

1978年3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布少年班首批名单，远在美国的李政道得知后，专门发来贺电。21名学生中，平均年龄14岁，最小的只有11岁。这个后来影响深远的教育探索，源头却要追溯到4年前一次并不轻松的谈话。

1974年5月，李政道和妻子秦惠䇹回到中国。上海是他们回国后的第一站，复旦大学的所见，让这位理论物理学家心情沉重。校园里的工农兵学员政治热情很高，但不少人长期离校参加劳动，留在学校的学生中，有些连基本科学常识都掌握得不够。

李政道没有把这次参观停留在感慨上。经过思考，他写下《参观复旦大学后的感想》，直指基础科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在他看来，一个国家不能只重视眼前能够见效的应用，也必须保留一支规模不大却训练严格的基础科学队伍。

他的设想颇为具体。基础科学人才不必数量庞大，但选拔和培养应当尽早开始，可以参考芭蕾舞演员的训练方式，从十三四岁的孩子中发现苗子，集中进行系统教育。若等到成年以后才开始补基础，往往已经错过了思维能力成长的关键阶段。

这份建议很快送到周恩来那里。5月2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李政道夫妇，邓小平、郭沫若等人也参加了会见。周恩来没有让会议停留在礼节性寒暄上，而是请李政道直接谈谈对科学人才培养的看法。

会场上的分歧，很快集中到“少年起步”这个问题。有人提出疑问：“五十岁就不行了吗？”李政道回答：“基础科学也有持续性，研究效率最高往往在年轻时期。”这几句对话不长，却触及了当时教育观念中的一个矛盾：培养人才，究竟应当等待成熟，还是主动发现早期能力？

周恩来听完后，问李政道：“从少年中选拔培养，有没有阻力？”李政道没有回避，答道：“我想阻力是会有的。”这不是客套话。科学教育需要长期投入，成果又很难立刻显现，在当时的环境下，能否为少数学生提供连续、稳定的专业训练，本身就是一道难题。

几天后，毛泽东在书房会见李政道。那是5月30日，毛泽东身体状况已经较差，但谈话仍保留着一贯的机锋。得知李政道在上海长大，他先从地名说起，谈到“上海”和“下海”，用一个轻松的玩笑缓和了会见气氛。

随后，话题转到基础理论。毛泽东认为，理论不能脱离实际，理论来自应用，又反过来指导应用。他还借形式逻辑举例，把“大前提”和“小前提”讲得十分形象。说到身边的翻译唐闻生时，他打趣道：“凡是人都要死，唐闻生是人，所以她要死。”接着又笑说，曾劝她改名叫“唐闻死”，只是这个名字不好听。

这段玩笑并非谈话的重点，却让原本严肃的气氛松弛下来。毛泽东随后同李政道讨论“宇称不守恒”等物理问题，并表示赞成加强科学教育。对于李政道提出的培养方案，他没有拘泥于具体形式，但认可了尽早发现和训练科学人才的方向。

真正的落实，还需要教育制度作出回应。197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办少年班，面向全国选拔具有特殊才能的少年学生。首批21人入学，年龄结构极为特殊，最小者11岁，平均年龄14岁。它并不是简单地把课程提前，而是试图在基础知识、思维训练和科研兴趣之间建立新的培养方式。

李政道获悉消息后发来贺电：“人才代出，创新当少年；桃李天下，教育数科大。”从一封参观后的建议书，到一次关于逻辑和科学的谈话，再到少年班的落地，这条路径并不平直，却清楚呈现出一个事实：基础科学的根基，往往要从不显眼的早期培养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