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阳谷县，武大郎死后的那几日，潘金莲没有守在灵前哭泣，反而重新梳妆，频频登上楼去见西门庆。楼下停着亡夫灵位，楼上却传出男女调笑声。这个反常细节，正是《水浒传》里最值得琢磨的一笔。
按常理说，武大郎刚死，潘金莲和西门庆都该收敛。武松是景阳冈打虎的好汉，又在阳谷县任都头，绝不是普通街坊可以糊弄的人。可两人偏偏没有这样做，原因并不只是“色令智昏”，更和他们对局势的判断有关。
潘金莲并非不知道武松厉害。武大郎被西门庆踢伤之后，曾把武松即将回来的消息告诉她。潘金莲转述给西门庆时，西门庆立刻变了脸色。原著写他“似提在冰窨子里”，这不是夸张，而是一个心里有数的人突然意识到，事情已经碰上了硬茬。
若武大郎只是一个没有靠山的穷苦小民，西门庆未必需要置他于死地。偏偏武大郎有个弟弟武松。这个弟弟不仅身手强悍，还有公职身份，办案、抓人都在职责之内。西门庆清楚，武松一旦怀疑哥哥死得不明白，事情就不会轻易过去。
所以，毒死武大郎并非临时起意，而是王婆、西门庆和潘金莲共同采取的灭口办法。只要尸体下葬，药铺伙计不作声，何九叔不敢出面，再花钱打通县衙，案子便可能变成一桩无头命案。
关键就在这里：他们不是不怕武松，而是自以为已经把能想到的路都堵住了。
西门庆仗着钱财和县里的人脉，误以为公门中的规矩可以压住武松。武松若击鼓申冤，需要尸体、伤痕、证人和物证相互印证。武大郎已经被匆忙收殓，真正的证据被毁掉，剩下的何九叔和郓哥又都是惧怕强权的小人物。
王婆甚至对潘金莲说过类似的话：“只要做得干净，武二回来也查不出什么。”潘金莲听进去了。她本来就处在一种急于摆脱旧生活的状态里，西门庆的甜言蜜语又不断给她制造错觉，让她相信武大郎一死，自己便能过上新的日子。
有意思的是，潘金莲守丧期间仍与西门庆厮混，也包含着一种近乎自欺的炫耀。她想证明自己终于摆脱了那个矮小、贫寒、不能带给她体面的丈夫。越是担心武松回来，越需要借西门庆的亲近来稳住自己的胆气。
西门庆则更加自负。他在阳谷县有钱有势，身边又有家奴，平日里很少有人敢当面违逆。这样的人最容易把钱财当成护身符，把官府的偏袒误认为绝对安全。他以为，即便武松查到蛛丝马迹，也只能按规矩告状，不会直接动手。
可武松偏偏没有按照西门庆设想的路走。
武松回到家中，听见哥哥突然死于“心口疼”，马上起了疑心。他没有急着发怒，而是连续追问潘金莲：“哥哥几时死的？吃谁的药？”潘金莲回答得越含糊，武松越觉得不对。作为都头，他熟悉查案的门道，也知道一个正常死亡的人，不会留下那么多前后矛盾。
他随后找到何九叔。何九叔早已藏下武大郎骨殖，正是怕将来有人追查。面对武松，他不敢继续替西门庆遮掩，只能说出药物和尸体的异常。郓哥那里，则因为痛恨王婆，又得到武松许诺的银钱，终于把捉奸、打伤和买药的经过说了出来。
证据虽然残缺，线索却连成了一条绳。
县令收受西门庆银钱，不肯为武大郎伸冤，武松的正常诉讼确实受到了阻拦。可西门庆漏算了一件事：武松不是只会写状纸的普通百姓。他的身份让他熟悉衙门，也让他明白，某些时候，公堂上的判词未必能替死者讨回公道。
潘金莲和西门庆的放纵，正建立在三个误判上：以为武大郎死后没有证据，以为县令可以压住案子，以为武松会顾及前程而忍耐。遗憾的是，他们把武松的克制当成了软弱，把官府的庇护当成了免死凭证。
武松提刀走进狮子楼时，西门庆才真正明白，自己苦心经营的安全感并不牢靠。财富能买通一时的文书，却买不来一个被彻底激怒的武都头的退让。等到潘金莲和西门庆分别死在武松刀下，这场由贪欲、侥幸和误判共同造成的惨剧，也就再没有回头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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