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叶剑英找宋时轮办事遭拒，叶大怒道：我看你是嫌麻烦！

1984年，西山住所，叶剑英把一份文稿放到宋时轮面前，提出请他为《叶剑英传略》作序。宋时轮听完没有立即答应，反而连连摆手，说自己资历不够，不适合写这篇序言。叶剑英的脸色当场沉了下来，语气也重了几分：“宋时轮，我看你是嫌麻烦，不愿意写啊！”

这场看似突然的争执，背后并不是两位老将之间的不快，而是叶剑英对宋时轮的了解。宋时轮拒绝，并非推脱，而是他一贯的谨慎。他认为，传记序言事关历史评价，不能因为彼此熟悉，就轻易落笔。

叶剑英却不这样看。他很清楚，真正了解一个人的，未必是偶尔相识的同事，而是长期在同一条战线上共事、在复杂局面中彼此配合过的人。宋时轮恰恰符合这个条件。

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在美国方面参与调处的背景下，于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叶剑英担任中共方面代表，宋时轮则在执行处承担具体工作。谈判桌上有原则问题，工作中有大量细节，宋时轮既要执行决定，也要随时应对复杂局面。

那段经历，使叶剑英看到了宋时轮的办事风格：话说得实，情况摸得准，遇到问题不绕弯子。多年以后，两人又在军事科学院并肩工作，这种信任自然越积越深。

1957年11月，军事科学院筹建工作展开，叶剑英担任院长兼政治委员，宋时轮任第一副院长。此后多年，宋时轮参与机构建设、军事研究和人才培养，和叶剑英形成了密切的工作关系。到1972年底，叶剑英离开院长岗位，宋时轮接任院长，双方仍保持着长期联系。

接到编写叶剑英传记的任务后，宋时轮没有把它当成一般文稿处理。1980年，相关工作启动，军事科学院负责承担编写任务。宋时轮要求编写人员广泛查阅档案，核对不同来源的材料，还要到有关部队和地区访问知情者。

他反复强调，传记必须写真史，不能只写成绩，不写曲折；不能把复杂经历简单化，更不能用后来形成的结论，替代当时的真实处境。这个要求看似平常，做起来却很难。许多历史细节，往往需要从几份材料中相互印证。

宋时轮还多次召开会议，介绍自己与叶剑英共事时掌握的情况。有些内容，他并不急于下判断，而是要求编写组继续查证。对他来说，熟悉叶剑英不是随意评价的理由，反而意味着必须更加克制。

因此，1984年叶剑英请他作序时，宋时轮才会本能地推辞。他对叶剑英说：“叶帅，我不够资格，还是请别人写吧。”叶剑英听后很不满意：“老同志中，真正了解我的人不多，你最合适。”

叶剑英坚持的，不只是私人情谊。他看重宋时轮的军事实践，也看重他的原则性。宋时轮曾在朝鲜战场工作，1952年回国后，先后担任中高级步兵学校校长等职，后来又参与军事科学院的创建和领导工作。他既懂部队，也重视军事理论研究。

宋时轮答应下来后，仍然没有把文章写成颂扬性的文字。他对编写组说，自己不写空泛的序言，只写长期共事后的认识和体会。落笔时，他以亲历者身份说明叶剑英的工作特点与历史作用，尽量少用夸张辞藻，多写事实和判断。

有意思的是，宋时轮在军事科学院工作时，对自己和别人都要求很严。一次，他让秘书整理一份材料，交代写好后立即送来。秘书忙到深夜才完成，担心打扰休息，迟迟不敢敲门。宋时轮却一直等着，见到秘书后打趣说：“你不把稿子送来，我怎么睡得着？”

这样的细节，说明他并不是只在重大问题上认真。研究材料、审阅文字、核对数据，他都亲自过问。对历史人物作出评价，更不肯凭印象下结论。

他的严谨也体现在日常管理中。担任学校领导期间，他曾询问校园植树情况，管理员回答含糊，他当即指出，说话办事不能弄虚作假。对方认识到错误后，他又提醒，知错能改就是好同志，但以后必须把实情讲清楚。

宋时轮的生活同样简朴。工作用车不准家属随意使用，住房多年没有更换，相关部门提出维修或改善，他往往先想到其他同志的实际困难。这些做法并非刻意表现，而是他对公私界限的长期坚持。

遗憾的是，叶剑英传记出版时，叶剑英已经于1986年10月22日逝世。那篇序言因此多了一层分量：写它的人，是长期并肩工作的老部下；被写的人，则把一份涉及个人历史评价的任务，交给了最不愿夸大其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