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汴京殿试放榜，吕蒙正名列第一。这个出身并不显赫的读书人，后来三度入相，成为宋初政坛的重要人物。状元二字，因这一张榜单而更显分量：它不只是文章夺魁，也意味着一个普通士子获得进入国家权力体系的机会。
不过，所谓“古代第一位状元”，不能简单追溯到隋朝。隋文帝开皇年间已出现分科取士，隋炀帝大业年间又设置进士科，但当时考试名次和称谓尚未完全定型。唐代以后，殿试第一名才逐渐稳定使用“状元”这一称呼。
科举真正成熟，经历了很长过程。唐代的进士科重视诗赋与文章，录取人数不多，及第者却容易受到社会关注。孙伏伽通常被视为唐代最早有明确记载的状元之一。至于武举，唐代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设立武举，武状元的说法也由此逐步形成，但早期名次记载并不如文科完整。
五代十国政权更替频繁，科举制度时断时续。那个时期的状元，往往承担文书、典章和政务工作，能够真正走到宰辅位置的人并不算多。乱世重兵，文章的价值有时要让位于军政经验，这也是五代状元群体与北宋士大夫颇为不同的地方。
北宋建立后，科举成为稳定选拔官员的重要渠道。宋太祖、宋太宗时期不断调整考试办法，增加殿试权重，减少地方和考官对名次的操控。吕蒙正正是在这一制度逐步定型时脱颖而出。他并非只凭一篇文章成名，入仕后长期处理政务，最终在宋真宗时期继续担任宰相。
宋代还有一位很值得注意的状元，就是宋庠。天圣二年（1024年），宋庠在殿试中名列第一，其弟宋祁原本成绩也很突出，因避讳及排名问题，最终列为第二。兄弟同榜，已经罕见；一人状元、一人传胪，更成为科举史上的佳话。宋庠后来任参知政事，宋祁则以文章和史学闻名，兄弟二人的道路各有成就。
辽、西夏、金也都曾设立类似科举的取士制度，但考试范围、录取对象和政治作用并不完全相同。金代重视汉制，进士科影响较大；元代恢复科举较晚，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才正式恢复，且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分列考试，名次和待遇带有明显的等级差别。
明代以后，殿试成为皇帝亲自主持的最高一级考试。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殿试第一名才称状元。三者若能连续取得，便是所谓“连中三元”，这种情形极其罕见。明代状元中，文天祥、商辂、杨慎、申时行等人较为知名，但状元并不等于一生仕途顺遂。杨慎因“大礼议”长期被贬，文天祥更以抗元和殉国名垂史册。
清代沿用殿试制度，考试格式则以八股文为核心。它确实使阅卷标准更加统一，也让寒门士子拥有相对明确的上升通道；但文章格式越来越固定，士子才学受到束缚，科举与实际政务之间的距离也逐渐扩大。傅以渐、蔡升元、王杰、翁同龢等人，都是清代状元中的代表人物。
关于古代究竟有多少位状元，史料统计并不完全一致。若把隋唐至清末、辽金西夏以及南方割据政权分别计算，通常可见六百余人、接近七百人的说法。差异主要来自几个方面：有些政权的考试是否算入，有些年份的名次是否可靠，以及同一人物在不同史籍中的记载并不一致。因此，“六百四十九位”可以作为一种统计口径，却不能当作毫无争议的定论。
太平天国也曾仿照传统制度举行考试。咸丰三年（1853年）定都天京后，傅善祥参加女科考试并被称为女状元。她后来进入东王府办事，参与文书政务。这个称号具有特殊时代背景，不能与历代中央王朝的殿试状元完全等量齐观，但它确实反映出太平天国在用人制度上的一次特殊尝试。
状元名单里，既有孙伏伽、王维、白敏中这样的唐人，也有吕蒙正、王曾、李迪、宋庠、王尧臣等宋代名臣；明代有黄观、胡广、商辂、谢迁、毛澄，清代则有于敏中、王杰、毕沅、戴衢亨、潘世恩、翁同龢。有人文章传世，有人执掌朝政，也有人在国难中作出选择。
状元的价值，不能只看金榜上的“第一名”。一张榜单记录的是考试结果，真正决定人物分量的，仍是入仕后的作为。吕蒙正能被后世反复提起，宋庠能与弟弟并列科名，正因为他们没有停留在那一次殿试之上。科举给出的只是门槛，人生声名还要靠此后的政绩、文章与抉择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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