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打工十年我第一次回村，一群不认识的年轻人叫我打牌，第一个

外出打工十年我第一次回村，一群不认识的年轻人叫我打牌，第一个晚上我赢了2万，感觉他们故意放水，想钓鱼，然后我第二天就回城里上班了

大巴车在村口那条土路上颠了一下，我的脑袋撞在车窗玻璃上，咚的一声，疼得我龇牙。

我揉着额头坐直了，往窗外看。十年没回来，这条土路还是老样子，坑坑洼洼的，下雨积的水坑干了，留下一圈一圈的泥印子。路两边的杨树倒是长高了，树杈子伸到路面上来，大巴车刮着树枝，哗啦啦地响。远处地里有人在烧秸秆，一缕青烟直直地升上去，在半空散开了。

我摸了摸兜里的车票，车票是早上在县城买的，三十五块，比十年前贵了二十。我又摸了摸胸口，衬衫里面的兜里揣着一个信封，信封里是一万块钱，厚厚的一沓，贴肉搁着，捂得热乎乎的。这钱是我攒了三年攒下的，本来想再多攒点，可村里来电话说我爸的坟要迁，政府修路占了地，得迁到公墓去，要交三千八。我一听就急了，赶紧请了假往回赶。

大巴车在村口停下，我拎着包下了车。包是十年前带出去的那个编织袋，换了根背带，补了两个补丁，可还能用。我站在村口，脚踩在土路上，脚底板硌得慌，跟踩在城里的水泥地上完全两码事。村口那棵老槐树还在，树底下搁着块青石头，石头被磨得光光的，以前夏天乘凉的人都坐这儿。可现在石头还在，没人。

我往村里走。路两边多了几栋新房子，贴白瓷砖的，安铝合金窗户的，院墙上嵌着琉璃瓦的，跟老房子混在一起，像一张脸上长了几颗新牙。我一边走一边认，这是谁家，那是谁家。老赵家的房子拆了，盖了个二层小楼；老刘家的院子扩了，把旁边的空地圈进去了；老孙家的院墙上刷着红漆的标语，字写得歪歪扭扭的。也有一些房子空着，院门锁着，锁上锈了一层，门板上贴着褪色的春联，字都看不清了。

走到家门口的时候，我站住了。

院门关着，门板是铁皮的，刷的蓝漆掉了大半，露着底下的铁锈。门环上挂着一把锁，铜的，锈得发绿。我伸手摸了摸那把锁，锁是凉的，凉得扎手。我从兜里掏出钥匙，钥匙是十年前带走的，一直挂在钥匙串上，磨得光光的。我捅进锁眼里，拧了一下，咔嗒一声，开了。

推开门，院子里的草长得齐腰深。狗尾巴草、灰灰菜、车前草、马齿苋，密密麻麻的，把地面盖得严严实实。墙角那棵枣树还在，枝丫乱糟糟的，没修剪，结了些枣，青的多红的少，落了一地，烂了的枣招了一群苍蝇，嗡嗡地飞。堂屋的门虚掩着，门框上的漆皮翘起来，一块一块地往下掉。我走过去推开门，一股霉味冲出来，呛得我咳了两声。

堂屋里暗得很，窗户上糊的报纸黄了，透进来的光都是黄的。我站在门口等眼睛适应了，才看清屋里的样子。家具还是那些家具，一张八仙桌，四条长凳，靠墙搁着条案，条案上搁着两只花瓶，花瓶里插着鸡毛掸子。桌上落了一层灰，灰上有老鼠爬过的印子，细细的，像画上去的线。墙角结着蛛网，从房梁上垂下来，挂着些干了的虫子壳。

我走到里屋，那是爸住的屋。炕上的被褥还叠着，叠得整整齐齐的，可潮了，摸上去发黏。枕头旁边搁着一只搪瓷缸子，缸子里插着一把牙刷，牙刷毛倒了，发黑。炕头的墙上贴着一张年画，画上是个抱着金鱼的胖娃娃，娃娃的笑脸被潮气洇得模糊了，像在哭。

我站在里屋门口，站了很久。空气里有一股味，不是霉味，是别的什么，说不上来，可闻着鼻子酸。我拿袖子擦了擦眼睛，转身出去了。

院子里那口井还在。井沿上长满了青苔，井绳挂在辘轳上，风化了，一碰就断。我趴在井沿上往下看，井底有水，黑幽幽的，映着我的脸，模模糊糊的。我想起小时候夏天，爸从井里打水上来，把西瓜搁在桶里镇着，晚上捞出来切开，红瓤黑籽，咬一口凉到心里。那时候爸还在，妈也在，一家人坐在院子里吃西瓜，月亮照在井台上，白花花的。

我直起腰来，听见院门口有人说话。我回过头，看见三四个年轻人站在门口，往里张望。他们二十来岁的样子，穿着城里的衣裳，牛仔裤，运动鞋，T恤衫上印着字，有的染了头发，黄的红的。他们看见我，其中一个喊了声：“哎，你是这家的？”

我说：“是，我回来看看。”

他们互相看了一眼，那个染黄毛的又说：“你是老周家的？周大伟？”

我说：“是我。”

黄毛笑了，露出两颗金牙，在太阳底下亮闪闪的。“哥，你不认得我们了？我是王老六家的，王强。小时候你带我掏过鸟窝。”

我仔细看了看他，眉眼是有点眼熟，可实在想不起来。十年了，我走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现在长成大小伙子了，模样变了，气质也变了。我说：“王强啊，长这么大了。”

王强走进院子，在草里趟着走，趟到我跟前，伸手跟我握了握。他的手热乎乎的，攥得挺紧。他说：“哥，你啥时候回来的？咋不提前说一声，我们去接你。”

我说：“刚到，回来办点事。”

他说：“啥事？”

我说：“我爸的坟要迁。”

王强的脸沉了一下，说：“哦，听说了。修路占了那片地，都得迁。我家祖坟也得迁。”

他顿了顿，回头朝门口那几个年轻人招了招手。他们走进来，王强挨个介绍，这个是李二狗家的李辉，那个是赵大柱家的赵小刚，还有一个是村东头刘寡妇家的刘军。我一个都不认得，可名字都耳熟，小时候光屁股一块儿玩的那些孩子的弟弟或者侄子。他们管我叫哥，叫得挺亲热，递烟，点火，问我在外面干啥。

我说在工地上干，瓦工，干了十年了。他们说哥你真不容易，在外面吃苦了。我说还行，能挣着钱就行。他们又问挣了多少钱，我说没多少，够花。他们就不问了，互相看了一眼，笑了一下。

王强说：“哥，你刚回来，晚上没地方吃饭吧？去我家吃，我妈炖了鸡。”

我说：“不去了，我自己做点。”

他说：“做啥呀，锅灶都凉了十年了。走，去我家。”

我推不过，就跟着去了。王强家在村东头，新盖的砖房，院墙贴着白瓷砖，院里停着一辆面包车，车身上刷着“XX快递”的字，褪了色。王强他妈在灶上忙活，看见我进来，擦了擦手，说：“大伟回来了？快坐快坐，好多年没见你了。”她胖了，头发白了，脸上的褶子一道一道的，可笑起来还是那个样子，跟小时候我去她家找王强玩的时候一个样。

晚饭挺丰盛，炖鸡、炒鸡蛋、拌黄瓜、炸花生米，还开了一瓶白酒。王强和那几个年轻人陪我喝，一杯一杯地敬。我酒量一般，喝了三杯就上脸了，脑袋晕乎乎的。王强说：“哥，你在外面这么多年，没回来看看？”

我说：“忙，走不开。”

他说：“也是，在外面挣钱不容易。哥，你这次回来多住几天吧。”

我说：“不了，办完事就走，工地上还等着呢。”

王强夹了一筷子鸡肉搁我碗里，说：“哥，你吃。我跟你说，村里这几年变化可大了。你看我家那面包车，送快递的，我包了三个村的快递，一个月能挣好几千。李辉在镇上开了个网吧，赵小刚倒腾二手车，刘军弄了个养鸡场。都比种地强。”

我说：“那挺好，你们有出息。”

王强说：“啥出息啊，混口饭吃。哥，你在外面十年，肯定攒了不少钱吧？”

我嚼着鸡肉，没接话。他又说：“哥，你这次回来，带了多少钱？”

我放下筷子，看着他。他的眼睛亮亮的，脸上的笑还在，可那笑里头有点别的什么东西，我说不上来。我说：“没多少，就带了个路费。”

他嘿嘿笑了两声，说：“哥，你别多心，我就随便问问。来来来，喝酒喝酒。”

又喝了两杯。我头重脚轻了，说不行了，得回去睡了。王强说：“哥，你那个老房子没法住人，潮得很。要不你搁我家住，有空屋。”我说不用，我去镇上找个旅馆。他说：“那多花钱啊，你就在我家住。”我说不用不用，我走了。

我出了王强家的门，夜风一吹，酒醒了一半。村里没有路灯，黑黢黢的，我拿手机照着路，深一脚浅一脚地往镇上走。走了没多远，听见后面有人喊，是王强他们追上来了。王强说：“哥，你一个人走夜路不安全，我们送你。”

我说不用。他们说没事，反正闲着。四个人把我围在中间，一块儿往镇上走。路上他们又说又笑，说村里的事，说谁谁谁结婚了，谁谁谁生孩子了，谁谁谁在城里买了房。我听着，嗯嗯啊啊地应着。

到了镇上，我在一家小旅馆开了间房，六十块钱一晚。王强他们站在旅馆门口，说：“哥，明天没事吧？明天来找你玩。”

我说：“明天我得去村里办迁坟的事。”

王强说：“那办完了呢？”

我说：“办完了再说。”

他笑了笑，说：“行，哥你早点睡。”

他们走了。我进了房间，把门反锁了，坐在床上。房间不大，一张床，一个电视，一个卫生间。电视开着，放着不知道什么节目，声音刺刺拉拉的。我把兜里的信封掏出来，数了数，一万块，一张不少。我把钱搁在枕头底下，躺下去，瞪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黄黄的，一圈一圈的，像树的年轮。我看着那块水渍，想起王强看我的眼神，想起他问我带了多少钱，想起那几个年轻人围着我走夜路的样子。我想多了？也许人家就是热心。可十年没回来，村里没人认得我，他们咋知道我是老周家的？王强说他小时候我掏过鸟窝，可我实在想不起来有这回事。

我翻了个身，把灯关了。黑暗中，天花板上那块水渍像是还在，一圈一圈地转。我闭上眼，对自己说，别多想，明天办完事就走。

第二天早上我去了村委会。村支书姓孙，五十来岁，胖胖的，坐在办公桌后面喝茶。我递了根烟，说了迁坟的事。他说：“哦，老周家的，那片地要修路，坟都得迁。你家那座坟，你爸的，是吧？”

我说是。

他说：“迁到公墓去，三千八，交到会计那儿就行。你啥时候迁？”

我说：“越快越好，我请了三天假。”

他说：“行，明天就能迁。你找个帮忙的，挖坟、起棺、运到公墓，一条龙，我帮你联系。”

我说好。交了钱，拿了收据，出了村委会。站在门口，太阳照得晃眼，我眯着眼，看着村里的路。路还是那条路，可走着的人我一个不认得。有几个小孩在路上跑，追着一只狗，狗跑得快，小孩追不上，急得直跺脚。我看了他们一会儿，他们也不认得我。

我回到镇上，在旅馆待了一下午。傍晚的时候，王强来了，带着李辉和赵小刚。他们提着一兜子啤酒和花生米，往桌上一搁，说：“哥，晚上没事，喝点。”

我说：“不了，明天还要早起迁坟。”

王强说：“迁坟急啥，挖个坑的事。哥，你难得回来一趟，咱兄弟聚聚。”

李辉说：“是啊哥，你在外面这么多年，咱也没机会见。你明天就走了，今晚咋也得喝点。”

赵小刚已经把啤酒起开了，递了一瓶给我。我接过来，搁在桌上，没喝。王强说：“哥，你是不是不放心我们？”

我说：“没有。”

他说：“那你咋不喝？”

我说：“明天真有事。”

他笑了笑，说：“行，那咱不喝酒，打牌行不行？斗地主，两块钱底的，玩一会儿。”

我说：“我不会。”

他说：“简单，一学就会。来来来，我教你。”

他拿出一副扑克牌，拆开，搁在桌上。李辉和赵小刚一人坐一边，三个人围着我。王强说：“哥，你就当陪我们玩，输赢无所谓。”

我看了他一眼，又看了李辉和赵小刚一眼。他们仨的眼神都落在我脸上，等着我点头。我忽然想起十年前，我刚到城里那会儿，火车站旁边有人拉我打牌，我差点上当，幸亏一个老乡拉住了我。后来我听说那是“钓鱼”，先让你赢，赢多了你就不想走，等你押大的，他们就开始赢，把你赢光。我后来在工地上也见过，工友被拉去打牌，一晚上输了一个月的工钱，哭都哭不出来。

我看着王强那张笑脸，跟他小时候的样子重叠在一起。可我想不起来他小时候的样子。我说：“行，玩几把。”

王强的眼睛亮了一下。他洗牌，发牌，教我怎么出。第一把我输了，第二把我输了，第三把我赢了。赢了五块钱。王强说：“哥，你看，简单吧。”我说：“再来。”第四把我赢了，第五把我赢了，第六把又赢了。我赢了一百多。王强说：“哥你手气好，来来来，押大点。”

我把牌搁下，说：“不玩了。”

王强愣了一下，说：“咋不玩了？你正赢着呢。”

我说：“累了，明天早起。”

他说：“哥，再玩一会儿嘛，你手气这么好。”

我说：“真不玩了。”

我把桌上赢的钱推回去，说：“这些还你们，我就图个乐。”

王强的脸色变了变，可很快又笑了：“哥，你这是干啥，赢了就是你的。”

我站起来，走到床边，把枕头底下的信封摸了摸，还在。我说：“你们回去吧，我睡了。”

王强他们互相看了一眼。李辉把牌收了，赵小刚把啤酒提起来。王强站在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说：“哥，那你明天办完事，咱再聚。”

我说：“行。”

他们走了。我把门反锁了，把椅子顶在门后，又把窗户关了，拉上窗帘。我坐在床上，把信封掏出来，又数了一遍，一万块，一张不少。我把钱塞回信封里，搁在枕头底下，躺下去，瞪着天花板。

这回我没关灯。灯亮着，天花板上那块水渍看得清清楚楚，黄黄的，一圈一圈的。我看着那块水渍，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王强为啥要跟我打牌？他咋知道我兜里有钱？是，我昨晚在酒桌上说了，我回来办迁坟的事，迁坟得交钱，他肯定猜到我带了钱。可他为啥要放水让我赢？赢了不该高兴吗？可他想让我赢更多，然后呢？

我翻了个身，面朝墙。墙是白灰刷的，不太白，发灰，上面有几个手指印，黑黑的，不知道是谁按的。我盯着那几个手指印，想起小时候，我爸带我去镇上赶集，集上有摆摊打牌的，我爸站旁边看，看了一会儿跟我说，大伟，记住，天下没有白赢的牌。你赢的是别人的饵，等你咬了钩，就晚了。

我爸说这话的时候，我才八九岁，听不懂。后来我长大了，懂了。再后来我出去打工，在火车站差点被拉去打牌，我撒腿跑了，跑进候车室，心还怦怦跳。从那以后，不管谁叫我打牌，我都不玩。今天要不是王强那张脸跟他小时候的笑混在一起，我也不会坐下来。

我坐起来，把灯关了，又开开。我拿起手机，看了看时间，晚上十点。我翻到村支书的电话，想打过去，问问他王强这个人咋样。可想了想，又把手机放下了。问啥呢？问人家是不是想骗我？我没证据，就凭人家让我赢了钱？

我躺回去，闭上眼。可睡不着。脑子里一会儿是王强递烟的样子，一会儿是李辉起啤酒的样子，一会儿是赵小刚把牌推到我面前的样子。他们仨围着我，笑着，说着，挺亲热的。可那亲热里头有东西，凉飕飕的，黏糊糊的，像井底的水，看着清亮，伸手一摸，冰骨头。

我翻来覆去地折腾到后半夜，终于睡着了。梦里我爸坐在院子里，从井里打水上来，把西瓜搁在桶里镇着。他回过头来看着我，说，大伟，你回来啦。我说，回来了。他说，回来了就好，别走了。我说，爸，我得走，工地上还等着呢。他说，那你走吧，走了就别回来了。我急了，说爸，我咋能不回来。他不理我了，低着头，拿刀切西瓜，一刀下去，西瓜裂成两半，红瓤黑籽，跟真的一样。

我醒了。天刚蒙蒙亮，窗帘缝里透进来一条白光，细细的，照在地上。我坐起来，把椅子从门后搬开，开了门。走廊里安安静静的，没人。我洗了把脸，穿好衣裳，把枕头底下的信封掏出来，揣进贴身的口袋里，出了旅馆。

我走到街上，找了家早点摊，吃了两根油条一碗豆浆。吃完抹抹嘴，往村里走。走到村口，看见王强站在老槐树底下，跟李辉和赵小刚说话。他看见我，招了招手：“哥，这么早？”

我说：“去村里办迁坟的事。”

他说：“我帮你找人了，挖坟的老赵，一会儿就到。”

我说：“谢谢。”

他说：“哥，你昨晚咋样？睡得好不？”

我说：“还行。”

他说：“那今晚还打牌不？”

我看着他。他的脸在晨光里看着年轻，圆圆的，跟昨天晚上在酒桌上笑着的脸一模一样。可我忽然觉得，那张脸跟我记忆里那个掏鸟窝的小孩没有一丁点关系。我记忆里的小孩，我根本就想不起来长啥样了。也许我从来就没掏过鸟窝。也许王强根本没跟我玩过。也许他只是在酒桌上现编的。

我说：“不打了。我今天办完事就走。”

王强的笑僵了一下，可很快又回来了。他说：“走啥呀，多住几天嘛。”

我说：“工地上催得紧，我得回去了。”

他说：“那你下次啥时候回来？”

我说：“再说吧。”

我往村里走，他跟在后面。走到我家老屋门口，挖坟的老赵已经等在门口了，骑着辆三轮车，车斗里搁着铁锹和镐头。老赵六十来岁，黑瘦黑瘦的，看见我就说：“老周家的？走吧，趁天凉快。”

我跟着老赵去了村后的山坡。山坡上长满了荒草，坟头一个一个地鼓着，有的立了碑，有的光秃秃的，长满了草。我爸的坟在坡中间，坟头不大，长了棵小榆树，榆树胳膊粗，歪歪扭扭的。坟前的碑上刻着字，风吹日晒的，字迹模糊了，可还能认出“周德厚”三个字。

老赵抡起镐头开始刨。我站在旁边看着，土一锹一锹地挖出来，堆在一边。挖到一半的时候，王强来了，站在坡底下，仰着头看。我没理他，接着看老赵挖。挖了半个多钟头，露出了棺木，黑漆剥落了，木头朽了，可还没散。老赵拿撬棍撬开棺盖，里头是一堆白骨，骨头白森森的，搁在朽了的绸布里。我把带来的红布铺开，老赵把骨头一块一块地捡起来，搁在红布里，包好了，搁进骨灰盒里。骨灰盒是我昨天在镇上买的，黑檀的，四百八，老赵说贵了，可我没还价。

我抱着骨灰盒往山下走。王强还在坡底下站着，看见我下来，说：“哥，我帮你拿。”

我说：“不用。”

他说：“那你去公墓？我开车送你。”

我说：“不用，老赵有三轮。”

他说：“三轮多慢啊，我面包车快。”

我说：“不用了。”

他站在那儿，脸上的笑终于没了。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他张了张嘴，说：“哥，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我说：“没有。”

他说：“那你咋这样？”

我说：“我咋样了？”

他说：“你昨晚上赢了两万，我都没说啥，你今天就走，连顿饭都不吃。”

我愣了一下。我说：“两万？”

他说：“你昨晚上赢了两万，你不知道？”

我说：“我赢了两万？我咋不知道？”

他从兜里掏出手机，翻了一下，递给我看。屏幕上是一张照片，牌桌上搁着一沓钱，红票子，厚厚的一摞。他说：“你看，这是你赢的。”

我看着那张照片，心里翻了个个。我昨晚数过，赢了大概一百多，最多两百。啥时候赢了两万？我根本没赢两万。我说：“王强，你搞错了，我没赢两万。”

他说：“咋没赢？我记账了，李辉和赵小刚也记了，你赢了二万零三百。”

我说：“我兜里就一万，还是我自己带的。”

他笑了，笑得很怪：“哥，你这就没意思了。赢了就是赢了，我又不是来跟你要钱的。我就是说说，你赢了钱就走，也不请兄弟们吃顿饭？”

我看着他。他的眼睛没笑，嘴角笑着，可眼睛没笑。我说：“王强，我没赢你的钱。我赢了多少我知道。你要是缺钱，我兜里还有几百，给你，算我请你们吃饭。可两万，我没有。”

他的脸沉下来：“哥，你这话就没意思了。那两万是你赢的，又不是我讹你。你要是不认，那咱就找村里评评理。”

我说：“找谁评理都行。我没赢两万，就是没赢两万。”

他盯着我看了半天。然后他笑了，这回笑得跟以前不一样，嘴角咧着，眼睛弯着，露出一排白牙。“哥，我跟你闹着玩呢。看你紧张的。走走走，我送你去公墓。”

我说：“不用，我自己去。”

我抱着骨灰盒，上了老赵的三轮车。三轮车突突突地响，往镇上开。我坐在车斗里，抱着骨灰盒，回头看了一眼。王强站在路中间，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成了一个点。我转过头来，看着前面的路，路两边的杨树往后退，退得飞快。

到了公墓，办了手续，把骨灰盒搁进壁葬墙里，交了五百块钱的维护费。办完了，我站在壁葬墙前面，看着我爸的名字刻在石板上，黑底金字，亮堂堂的。我站了一会儿，说了句：“爸，我走了。”然后转身走了。

我回了趟老屋，把院门锁上，钥匙搁在门框上面的砖缝里。那是爸以前藏钥匙的地方，不知道还在不在，我搁进去摸了摸，摸到了，还在。我把门关上，站在门口，看了看院子。院子里的草还在长，枣树还在结枣，井还在，井水还在底下黑幽幽地等着。我看了最后一眼，转身走了。

走到村口，老槐树底下没人。我站在树底下等车，等了半个钟头，大巴车来了。我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车开了，村子往后退，越来越小，最后成了一片灰蒙蒙的屋顶，隐在杨树后面。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

我兜里揣着八千多块钱，是交完迁坟的钱和买骨灰盒、交维护费剩下的。我没赢两万，也没输什么。我回了一趟村，办了一件事，然后走了。就这么简单。

可车开出村口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一件事。王强手机上那张照片，牌桌上那沓钱，红票子，厚厚的一摞。那沓钱搁在桌上的位置，正好是我坐的位置。可我从来不把钱搁在桌上。我赢了钱就揣兜里，揣得紧紧的，谁也看不见。那沓钱是谁搁上去的？啥时候搁上去的？我咋不知道？

我睁开眼，看着车窗外的田野。田野里有人在烧秸秆，青烟一缕一缕地升上去，在半空散了。我看着那烟，想，也许王强就是想找个由头跟我借钱。也许那沓钱是他自己搁的，拍张照片，说我赢了两万，然后让我请客，让我掏钱。也许我没上当，他也没办法。

也许吧。

我把兜里的钱摸了摸，还在，热乎乎的。我把手搁在兜里，攥着那沓钱，攥得紧紧的。车往前开，路两边的杨树往后退，退得飞快。我把头靠在车窗上，看着外面，看着看着，眼皮沉了，睡着了。

到了城里，我下了车，直接去了工地。工头看见我，说：“大伟，你不是请了三天假吗？咋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说：“办完了，就回来了。”

他说：“那正好，三号楼缺人，你明天就上工。”

我说：“行。”

晚上我回到出租屋。屋子不大，一张床，一个桌子，一个煤气灶。我把门关上，把钱掏出来，搁在桌上，一张一张地数。八千三。我数了三遍，搁进抽屉里，锁上。然后我坐在床上，看着窗外。窗外是城里的夜景，霓虹灯一闪一闪的，车流哗哗地响，跟村里的安静完全是两个世界。

我坐了一会儿，躺下去，闭上眼。这回我没失眠，一觉睡到天亮。梦里我爸没来，西瓜也没切，井也没打水。我睡得很沉，什么梦也没做。

第二天我上了工，搬砖、和灰、砌墙，干得跟往常一样。太阳晒着，汗流着，手上的茧子又厚了一层。我干着干着，忽然想起那两万块钱。王强说的那两万，我没赢的那两万。也许那两万真的搁在桌上过，也许真的有人打算让我赢走。可我走了，没让他们钓着。

我砌完一堵墙，直起腰来，拿袖子擦了擦汗。天很蓝，云很高，风从工地上吹过来，带着水泥和钢筋的味儿。我想起村口那棵老槐树，树底下的青石头，石头被磨得光光的，以前夏天乘凉的人都坐那儿。现在没人坐了。

我低下头，继续砌墙。砖一块一块地码上去，灰浆抹得匀匀的，墙直直地往上长。我想，等这栋楼盖好了，我就换个工地，再盖一栋。盖着盖着，就把那两万块钱忘了。把王强忘了，把村口的老槐树忘了，把我爸的坟忘了。忘得干干净净的，就跟从来没回去过一样。

可我知道，忘不了。那两万块钱搁在那儿，是个念想，也是个警醒。它告诉我，有些地方回不去了，有些人不能信了。它告诉我，在外面十年，我学会了什么。学会了不贪，学会了不信，学会了揣着钱走夜路，学会了一个人扛着。

我砌完一堵墙，又砌一堵墙。太阳从东边升起来，从西边落下去。日子一天一天地过，跟流水一样。我在城里待着，干活、吃饭、睡觉，跟以前一样。只是偶尔夜里做梦，梦见村口的老槐树，树底下搁着块青石头，石头被磨得光光的。我走过去坐一坐，坐一会儿就醒了。

醒了以后，我翻个身，接着睡。明天还得上工，还得砌墙，还得过日子。那两万块钱搁在梦里，搁在村口的老槐树底下，搁在王强那张笑着的脸上。我不去想了。想也没用。想多了，反而中了别人的套。

日子得往前过。我往前过，一步一个脚印的，踏踏实实的。像我砌的墙一样，直直地往上长，不歪，不倒，稳稳当当地撑着。

后来我再没回过那个村。我爸的坟迁了，老屋的钥匙搁在门框上面，院子里的草还在长，枣树还在结枣，井水还在底下黑幽幽地等着。可我不回去了。那地方跟我没关系了。我的根扎在城里了，扎在工地上，扎在砖头和灰浆里头。扎着扎着，就忘了。

忘了也好。

本故事为虚构创作，涉及的地名、人名均为虚构，请勿将其与现实关联，所用素材来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并非真实图像，仅用于辅助叙事呈现，请知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