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19年，上海，张大千迎娶曾正蓉。那时的他还没有成为名满天下的画家，人生也远未走到后来聚散无常的地步。谁能想到，几十年后，这段婚姻会被一群孩子、一场离别和半生漂泊反复牵扯。
张大千1899年出生于四川内江。张家重视文化，母亲擅长剪纸，兄长张善孖精于绘画。年幼的张大千从花卉、草虫学起，后来又随兄长赴日本，接触了更广阔的艺术天地。回国后，他拜曾熙、李瑞清为师，临摹古画，钻研书法篆刻，逐渐形成了扎实的传统功底。
他的成名，并不是偶然。张大千既能临摹石涛、八大山人等古代名家，也敢于吸收新的绘画观念。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在上海、北平等地举办画展，声誉日隆。许多人看重的，不只是他的笔墨，还有那种善于交游、谈吐风趣的个人气质。
不过，艺术上的洒脱，并没有自动带来家庭生活的稳妥。曾正蓉性情沉静，是典型的传统女性。婚后多年，她没有生育。按照当时的家族观念，张家延续香火的压力不断增加，黄凝素由此进入张家，成为张大千的妾室。
黄凝素后来生下多个子女，张家逐渐热闹起来。资料中常提到，她为张大千生育了八个孩子。孩子年幼时，家中照料、教育、生活开支都不是小事，而张大千却长期奔走于画坛，家庭内部的矛盾也随之积累。
有意思的是，张大千并非没有看见这些问题，只是他往往把个人选择放在前面。曾正蓉与黄凝素之间关系紧张，张大千又与徐雯波产生感情。黄凝素难以接受，最终离开家庭。面对留下的孩子，张大千找到曾正蓉，希望她承担抚养责任。
“孩子不能没人管。”
“他们也是你的孩子。”
这几句朴素的话，正是这场家庭变故最沉重的地方。曾正蓉心中当然有怨，却没有把孩子推开。她替别人承担了母亲的责任，也把一个破碎家庭勉强维系下来。至于张大千，则带着徐雯波离开，继续自己的漂泊生活。
1941年，抗日战争仍在持续，张大千远赴海外。香港、新加坡、印度，后来又到阿根廷、巴西等地，他以举办画展、出售作品和结交艺术界人士维持事业。海外经历扩大了他的视野，也让他的山水画发生变化，泼墨、泼彩逐渐成为重要探索。
但事业越是向外拓展，家庭距离就越遥远。张大千与大陆亲属长期分隔，子女的成长没有持续参与，曾正蓉承担的辛劳也很难用几幅画、几笔钱来抵消。艺术史可以记录他的成就，家庭关系留下的亏欠，却不会因为名气而自动消失。
张大千的感情生活同样复杂。李秋君是他十分看重的知己，两人长期往来，却始终没有正式结为夫妻。抗战时期，他又与京剧演员杨婉君相识相恋。身边来来去去的人很多，真正能够陪他走过晚年的人，却只有少数。
徐雯波后来一直陪伴着张大千。两人共同生活在海外，经历迁徙、疾病和事业变化。徐雯波不仅是伴侣，也承担了照料生活、协助处理事务的责任。若没有她，张大千晚年的日常恐怕更加艰难。
七十岁以后，张大千的视力明显衰退，创作受到限制。对一位以观察和用笔为根本的画家来说，这种打击十分沉重。他仍然没有完全停笔，只是作画不再像年轻时那样从容。晚年的他住在台北，身体每况愈下，子女也没有形成环绕膝下的家庭景象。
1983年，张大千在台北去世，享年84岁。关于他的评价，不能只用“天才”两个字，也不能简单归结为“风流”。他的山水画、人物画和泼彩探索，在中国画发展史上确有重要位置；而他对婚姻和子女所作出的选择，也给身边人留下了真实而长期的影响。
一边是画坛声望，一边是家庭责任；一边是远方的名利，一边是留在故土的妻儿。张大千把一生交给了艺术，却没有妥善安放好亲情。画可以反复修改，人生中的亏欠却很难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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