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下令处决张任后，严颜幡然醒悟，果断隐退二线

建安十九年夏，江州城外的喊杀声渐渐平息下来。

张飞的军队攻破了城门，巴郡太守严颜被五花大绑，推到帐前。

江水从城下流过，浑浊而湍急。

被俘的老将站在帐中，绳索勒进手臂，他的脊背没有弯。

帐中的审问开始得很快。

“大军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战？”

张飞呵斥道。

严颜的回答被陈寿记录在《三国志·张飞传》中，原文极简：“卿等无状，侵夺我州，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

张飞大怒，命左右将严颜牵去砍头。

严颜面色不变，说了一句让张飞改变主意的话——“斫头便斫头，何为怒邪！”

《三国志·张飞传》记载，张飞“壮而释之，引为宾客”。

一个宁死不降的敌将，被释放了，还被待为上宾。

然而，此后严颜的事迹，在正史中几乎全部消失。

他去了哪里？

做了什么？

为什么一个被张飞以礼相待的益州老将，从此在蜀汉的政治舞台上不见踪影？

诸葛亮下令斩张任这件事，究竟和严颜的隐退有没有关联？

蜀汉内部到底存在不存在派系？

这些派系，又是如何影响了益州本土人物的命运？

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从蜀汉政权内部的权力格局说起。

刘备入蜀之前，益州的统治结构已经十分复杂。

刘焉、刘璋父子统治益州二十余年，依靠的主要力量是所谓“东州士”——那些在汉末战乱中从南阳、三辅一带流入益州的流民集团。

这批人以法正、李严、孟达为代表，构成了益州原有的外来统治阶层。

而益州本土的世家大族，如谯周所在的谯氏、黄权所在的黄氏，虽然根基深厚，却在刘璋时代就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

刘备入蜀后，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他带来了自己的元老班底——关羽、张飞、赵云等；也带来了在荆州时期搜罗的人才——诸葛亮、蒋琬、费祎、马良马谡兄弟等。

再加上原有的东州士和益州本土士族，蜀汉政权内部实际上形成了多个不同的利益群体。

这些群体在蜀汉政权中占据的位置并不均衡。

诸葛亮执政时期，荆州籍人士在高层占据了绝对优势。

蒋琬是荆州零陵郡湘乡县人，费祎是荆州江夏鄳县人。

诸葛亮临终前向后主刘禅推荐接班人，先推荐蒋琬，再推荐费祎——两人都是荆州人。

据《三国志·蒋琬传》记载，诸葛亮曾密表后主：“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

这个安排意味着蜀汉最高权力在诸葛亮之后，仍然掌握在荆州派手中。

东州士的情况稍好一些，但也并非完全平等。

费祎严格来说兼具荆州和东州双重背景，他的族父费伯仁与刘璋是姻亲关系，这使得他在两个群体中都能被接受。

但纯粹的东州士，如李严，最终的结局就不那么好了。

益州本土士族的处境最为尴尬。

《三国志·蜀书》中有传记的蜀汉大臣，按比率计算，非益州人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

这个数字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益州人进入蜀汉权力核心的通道，是非常狭窄的。

王平是巴西宕渠人，张翼是犍为武阳人，马忠是巴西阆中人。

这些人在蜀汉后期的军事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王平镇守汉中，马忠镇抚南中，张翼官至左将军，但他们都停留在武将层面。

诸葛亮虽然会用益州人，但这些人只能被使用，却不可能进入核心权力层。

至于有一定政治诉求的益州文臣，比如谯周，则基本不会得到重用。

谯周在蜀汉担任的官职是劝学从事、典学从事、太子家令、光禄大夫——全部是文化教育类的职务，没有一个是掌握实际权力的位置。

派系的存在并不必然意味着你死我活的斗争，但它确实会影响用人的取舍。

街亭之战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建兴六年，诸葛亮出兵祁山，北伐曹魏。

当时需要选一名先锋去守街亭这个战略要地。

据《三国志·马良传》附《马谡传》记载：“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

魏延是义阳人，属于荆州集团；吴壹是陈留人，属于东州集团。

这两个人都是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宿将，朝中舆论普遍认为应该由他们中的一人来担任先锋。

但诸葛亮偏偏选择了马谡。

马谡是襄阳宜城人，与诸葛亮同为荆州派，两人关系亲密到“情同父子”的程度。

陈寿在《三国志》中用了“违众”二字来形容诸葛亮的这个决定。

他不说“不纳众意”，而说“违众”——一个“违”字，暗含了对这个决定的批评。

马谡最终在街亭被张郃击败，蜀军遭受重创，诸葛亮不得不挥泪斩马谡。

用人上的派系倾向，在蜀汉政权中是一个持续存在的现象，从诸葛亮时代一直延续到蒋琬、费祎时代。

建兴九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期间，发生了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

负责后勤的李严因粮草运输不力，假传圣旨让诸葛亮退兵，事后又试图推卸责任。

事情败露后，诸葛亮上奏弹劾李严。

这份弹劾奏章上的联名签署名单，几乎就是蜀汉朝堂的一次集体表态。

奏章上的签名按顺序排列。

排在首位的是行中军师、车骑将军、都乡侯刘琰——刘备起家时的老臣，属于元老派。

第二位是使持节前军师、征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南郑侯魏延。

接下来是前将军都亭侯袁綝、左将军领荆州刺史高阳乡侯吴壹、督前部右将军玄乡侯高翔、督后部后将军安乐亭侯吴班、领长史绥军将军杨仪、督左部行中监军扬武将军邓芝、行前监军征南将军刘巴、行中护军偏将军费祎、行前护军偏将军汉成亭侯许允、行左护军笃信中郎将丁咸、行右护军偏将军刘敏、行护军征南将军当阳亭侯姜维等。

这份名单上有二十多人。

它展示了蜀汉高层的某种一致性——至少在表面上，朝中重臣对李严的行为是共同反对的。

但仔细分析这份名单的构成，也能看到一些值得玩味的地方。

签名者中，魏延是荆州义阳人，杨仪是荆州襄阳人，邓芝是荆州新野人，费祎是荆州江夏人——荆州籍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吴壹、吴班兄弟是陈留人，属于东州集团；姜维是天水冀县人，属于后来的降将集团。

但益州本土人士在这份名单上的存在感非常低。

而在那些没有签名的人中，有一些名字值得注意。

黄权，巴西阆中人，益州本土士族的代表，时任镇北将军。

他没有出现在弹劾名单上。

马忠，巴西阆中人，也没有签名。

张翼，犍为武阳人，同样没有出现在这份名单中。

这些益州籍将领没有参与弹劾李严，未必意味着他们支持李严。

更合理的解释或许是，他们在蜀汉权力结构中的位置，使他们没有被纳入需要表态的核心圈子。

李严被废为庶民，流放到梓潼郡。

诸葛亮在给李严儿子李丰的信中写道：“若都护思负一意，君与公琰推心从事者，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

意思是李严如果表现好，可以让他复职回来。

但诸葛亮在建兴十二年病逝于五丈原，李严得知这个消息后，“发病死”——他明白，没有人会再启用他了。

李严的遭遇在东州士群体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个曾被刘备指定为托孤大臣的人，因为一次后勤失误和欺上瞒下的行为，就被彻底逐出了权力中心。

尽管诸葛亮处理这件事的方式相对克制，没有杀李严，也没有株连其家族，但政治生命的终结比肉体消灭更让人感到寒意。

这种寒意，严颜可能比任何人都更早地感受到了。

严颜在正史中的记载极其有限。

《三国志》没有给他立传，只是在《张飞传》中附带提及。

他的出身，《华阳国志》提到巴郡有严姓大族，一个是阆中县严姓，另一个是临江县的严氏，后者以盐井致富，是当地豪门。

如果严颜出自临江严氏，那么他属于巴郡本土的地方势力，在益州本土士族中也有一定根基。

《华阳国志·公孙述刘二牧志》记载，当刘璋决定迎接刘备入蜀时，严颜“拊心叹曰：‘此所谓独坐穷山，放虎自卫者也！’

”这句话表明，严颜从一开始就反对刘备入蜀，他对刘备集团的真实意图有着清醒的判断。

他和张任一样，是益州武将中坚决抵抗刘备的那一派。

张任的结局比严颜惨烈得多。

据《益部耆旧杂记》记载，张任是蜀郡人，“家世寒门，少有胆勇，有志节，仕州为从事”。

他出身寒门，不是益州世家大族的子弟，凭借个人的勇武和才干在刘璋手下做到了从事的位置。

在刘备进攻益州的过程中，张任率军在涪城、绵竹、雒城等地节节抵抗。

最终在雁桥战败被擒。

《益部耆旧杂记》原文这样记载：“先主闻任之忠勇，令军降之，任厉声曰：‘老臣终不复事二主矣。’

乃杀之。

先主叹惜焉。”

刘备想劝降张任，但张任坚决不肯，最终被杀。

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历史事实需要澄清。

《三国演义》第六十四回写的是“孔明定计捉张任”，诸葛亮用计在金雁桥擒获张任，然后“命斩之”。

但在正史中，擒获和处斩张任的是刘备，不是诸葛亮。

建安十八年张任被杀时，诸葛亮还在荆州，直到建安十九年夏才与刘备会师于成都。

《三国演义》将这件事归到诸葛亮头上，是为了塑造诸葛亮“智谋无双”的形象。

但这一移花接木，恰恰模糊了历史中一个更值得追问的问题：刘备为什么要杀张任？

张任是益州武将中的旗帜性人物。

《益部耆旧杂记》说他“少有胆勇，有志节”，在益州军中威望很高。

刘备“闻任之忠勇”想要劝降，说明他清楚张任的价值。

但张任拒绝了。

刘备杀了他，然后“叹惜焉”。

叹惜归叹惜，刀还是落下了。

张任被杀这件事在益州武将群体中产生了什么影响，史书没有直接记载。

但可以推测，一个以忠勇著称的益州本土将领被处斩，对于那些同样出身益州、同样在犹豫是否归顺的武将来说，无疑是一个强烈的信号。

就在张任被杀的第二年，严颜在江州被张飞擒获。

和对待张任不同，张飞没有杀严颜，反而“壮而释之，引为宾客”。

这个处理方式在蜀汉对待益州降将的历史中，是比较罕见的。

然而严颜此后的行踪，正史几乎没有记载。

他是否真正归顺了蜀汉？

他有没有为蜀汉效力？

他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这些问题的答案，散落在一些地方文献和后世传说中。

清代光绪年间的《蒲江县志》收录了乾隆四十四年丹棱人彭端淑的一首诗，诗前有一段题记：“汉将军严颜从武侯南征，归隐蒲之南隅。

访莫将军胜迹，慕山水奇珍，挂弓汗马泉边，结庐紫燕岩后。”

蒲江县石象寺内清咸丰九年《重修石象寺碑记》也有类似记载：“有后汉将军严公讳颜，南征凯还，弃官归隐于此，访西汉将军河南莫公之胜迹，慕山水之奇珍，遂结庐于紫燕岩后，挂弓于汗马泉边。”

这些地方文献的记载需要谨慎对待。

它们成文时间较晚，带有传说色彩，不能等同于正史。

但它们指向了一个共同的事实：严颜在某个时间点离开了蜀汉的权力中心，选择了归隐。

如果这些记载有一定的历史依据，那么严颜跟随诸葛亮南征之后，便主动选择了退隐。

一个曾经在阵前宁可断头也不投降的硬汉，归顺之后却选择了离开。

这个选择背后的原因，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

严颜的降将身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因素。

他是在被俘后被迫归顺的，而且明确表示过“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也”。

这种背景使他在蜀汉政权中天然地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

刘备、诸葛亮可以接纳他，但不可能真正信任他。

刘备在安排益州防务时，不会把重要城池交给一个曾经的死硬抵抗者。

年龄也是一个现实因素。

严颜被俘时的确切年龄史无记载，但从“老将”的称呼来看，他当时应该已经不年轻了。

在一个以征战为主的政权中，年龄偏大的降将能够发挥的作用本身就有限。

但更深层的原因，可能在于严颜对自己在蜀汉政权中的定位有着清醒的认识。

他是益州本土人，是巴郡的地方实力派。

在蜀汉的权力格局中，益州本土人士处于最边缘的位置。

核心权力由荆州派掌握，东州派占据中间层，益州本土派只能在外围活动。

对于一个曾经是巴郡太守或将军级别的人物来说，进入这个权力结构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要从原来的地方领袖，变成一个被边缘化的降将。

张任的死，或许给了严颜一个警示。

张任的忠勇得到了刘备的认可——刘备“闻任之忠勇”，“叹惜焉”——但认可归认可，该杀还是要杀。

在刘备看来，一个不肯归顺的益州武将，无论多么忠勇，都是必须清除的障碍。

张任的死说明，蜀汉政权对益州本土势力的态度，本质上是一种利用和防范并举的策略：可以利用你的才干和影响力，但绝不允许你成为不可控的力量。

严颜在张任被杀后的第二年投降。

张任的死对他意味着什么，史书没有记载。

但他选择在归顺之后逐渐退出政治舞台，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

益州本土士人在蜀汉政权中的整体处境，在蜀汉后期并没有好转。

谯周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谯周是巴西西充国人，学识渊博，被称为“蜀中孔子”，门生弟子众多，其中就包括后来写《三国志》的陈寿。

但他在蜀汉担任的官职始终是文化教育类的——劝学从事、典学从事、太子家令、光禄大夫。

蜀汉后期的政治决策，他基本上没有参与的机会。

谯周在蜀汉后期写下了著名的《仇国论》，反对姜维的连年北伐，主张休养生息。

这篇文章遭到了后世儒家学者的强烈批判，王夫之甚至说“读周《仇国论》而不恨焉者，非人臣也”。

但如果抛开道德评判，从益州本土士人的立场来看，谯周的立场是有其内在逻辑的：连年北伐消耗的是益州的民力和财力，承受代价的是益州本土的百姓和士族，而决策权却掌握在荆州派手中。

蜀汉的户籍数据也说明了问题。

根据《士民簿》的记载，蜀汉“领户二十八万，男女人数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

九十四万人口要供养十万军队和四万官吏，这个比例在古代社会是相当沉重的负担。

而这些负担的主要承受者，是益州本土的民众。

他们在这场以“兴复汉室”为名的战争中，付出的是实实在在的赋税和兵役，得到的却是边缘化的政治地位。

严颜或许看到了这一切。

作为一个益州本土的地方领袖，他对益州民力的消耗、对蜀汉政权内部权力分配的不均衡，应该有着比外来者更切身的感受。

他选择归隐，与其说是一种消极的退让，不如说是一种清醒的疏离。

建兴十二年秋，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

蒋琬接任尚书令，后来升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总统国事。

费祎继蒋琬之后执掌朝政。

蜀汉的最高权力继续在荆州派手中传递。

益州本土士族中，没有人进入过这个权力核心。

严颜隐居的蒲江，在成都西南方向，距离蜀汉的权力中心不过百余里。

但他选择了远离。

或许在那片青山绿水之间，他偶尔会想起江州城破的那一刻。

刀架在脖子上，他说“斫头便斫头，何为怒邪”。

那时候他是刘璋的巴郡太守，是益州的地方守将。

后来他成了张飞的宾客，成了蜀汉的降将。

再后来，他成了一个在紫燕岩后结庐而居的老人。

巴郡的江水还在流，只是他已经不再站在城头上了。

他挂起弓，把兵器收进了屋角的木箱里。

这个曾经说出“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也”的人，最终没有像张任那样死在刀下，也没有像黄权那样在蜀汉和曹魏之间辗转。

他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活着，但不再参与。

蒲江的山水间，一个益州老将的身影渐渐淡去。

而他身后的蜀汉政权，在荆州派的手中继续运转了将近三十年，直到邓艾的军队出现在成都平原上，直到谯周劝说刘禅投降。

那时候，严颜早已不在人世了。

但益州本土士族与蜀汉政权之间的那道裂痕，从张任被斩的那一刻起，从严颜选择归隐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