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唯二的碑刻，司马光、苏东坡等309人被列为奸党遗臭万年！

我有一次去桂林，主要是为了看一块碑刻。桂林有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叫做“桂林石刻”，这是一个内容相当丰富的国保，包括分布在桂林市区龙隐岩、象鼻山、伏波山等35处风景名山洞府中的2060余处石刻，从唐代开始，宋代最多，涵盖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人文等方方面面。我很多次去桂林，都陆陆续续地看了一些石刻，但其中堪称最珍贵的一方却一直没能到访，于是要找时间专程去一次。

桂林的各大景区，都会有一些唐宋以来的摩崖石刻，但石刻最集中的还是在桂海碑林，这地方紧邻小东江，和七星公园相连，很多人会去七星公园的骆驼山前拍照，或者是去看猴子，但专程去隔壁桂海碑林看石刻的人真的很少。

桂海碑林有个“桂林石刻文化展”，建议先参观了解一下桂林石刻的历史，但参观的重点还是要放在龙隐洞和龙隐岩这两处天然的博物馆内。

我是先去了龙隐洞，因为刚开始没找到龙隐岩的入口，龙隐洞离景区正门不远，途经“五瘴说”亭，这里主要是一块宋《龙图梅公瘴说》的石碑，古人认为岭南是瘴疠之乡，不愿来岭南任职，宋龙图阁学士梅挚任昭州知州，他认为官场上的腐败比瘴气更可怕，以租赋、刑狱、饮食、货财、帷薄为五瘴来警示后人。

“五瘴说”亭对面有一处宋代的曲水流觞，古人娱乐方式比较少，曲水流觞是文人墨客们爱玩的方式，就是大家坐在曲水旁，置酒杯于水上，酒杯停在谁面前，谁就要赋诗或者喝酒，其实也就是找个借口喝酒。不过历史上也有在曲水流觞喝酒搞成大事的，王羲之就是在曲水流觞上喝多了写下《兰亭集序》。眼前的这个曲水流觞石刻看起来很新，因为它在土里埋了几百年，1996年在桂林出土，据考证是宋代遗物。

走几步就到了龙隐洞，龙隐洞崖壁上刻着“龙隐岩”三字，这是因为在宋代以前，“龙隐岩”与相邻的“龙隐洞”名称常混用，宋淳熙二年（1175年），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始明确区分，称临水穿洞为“洞”，半壁岩厦为“岩”。所以其实你看到写着龙隐岩的地方，地图上标记的是龙隐洞。龙隐洞地处漓江支流小东江畔，是一处两端开放，中间有河水穿过的洞穴。

龙隐洞最著名的石刻就在洞口，《狄青撰平蛮三将题名》记录的是宋代名将狄青平定壮族首领侬智高起兵反宋的重大历史事件，北宋皇佑四年（1052年），侬智高起兵攻陷邕州（今南宁），建立“大南国”，自称“仁惠皇帝”，并顺流东下，攻克两广9城，围困广州城，宋仁宗派狄青平叛，这方石刻就是狄青班师至桂林时，将从行将官37人姓名刊刻于此，这方石刻已入选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可见历史地位极高。

龙隐洞内石刻也极多，有将近100方，很多题刻和“龙”有关，题刻年代也是上下跨越千年。

我在龙隐洞内找了很久，并没有找到我专程来看的石碑，这里游客也稀少，偶尔遇到几个也根本不知道，只能走到大门口问工作人员，才找到龙隐岩的入口，其实如果从桂林石刻文化展一路出来，就可以到达龙隐岩。

龙隐岩是一处半开放式洞穴，洞口西向，洞呈穹窿状，高约9.5米，宽约15米，深约10米，底面积约200平方米。如果说桂林石刻的核心是桂海碑林，那么桂海碑林的核心便是龙隐岩。

龙隐岩现存唐至民国时期摩崖石刻213件，其中宋代石刻多达111件，形成了“摩崖殆遍，壁无完石”的碑林奇观。

龙隐岩石刻内容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学、书法艺术等诸多领域，是桂林石刻最集中、最典型的地方。其中多件石刻入选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

不仅内容丰富，书法成就更是杠杆滴，龙隐岩石刻真、草、篆、隶、行诸体齐备，汇集黄庭坚、米芾、朱熹、范成大等名家手笔，被誉为“古代书法艺林”。除了文字，还有刻像，这幅清康熙四年(1665年)的阳刻线描观音像，观音像额上有慧眼，螺髻上有三个小化佛，唇上有胡须，是一副不多见的男相观音。

当然最著名的还得是《元祐党籍碑》，我也是专为它而来，这块碑源于北宋新旧党争，宋熙宁二年（1069 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推行变法，支持变法的新党与反对变法的旧党斗争激烈，新旧党轮番执政致使朝政动荡。宋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当权后，将元祐、元符年间政敌定为“元祐奸党”，分三次立碑，最终收录309人，颁行全国州县刻石 。4年之后的宋崇宁五年（1106年），因彗星出现被视为“天谴”，宋徽宗又下诏全国毁碑，元祐党籍原碑一块无存 。

目前全国尚存的两块《元祐党籍碑》，都是南宋初年复刻。宋靖康元年（1126年）解除党禁，元祐党人被平反昭雪，改称为“元佑忠贤”，本来准备遗臭万年的“黑名单”忽然变成了流芳百世的“光荣榜”，党人后裔为彰显先祖风骨，据家藏拓本重刻。‌‌一块在广西桂林龙隐岩，是南宋庆元四年（1198年）由元祐党人梁焘曾孙梁律重刻，高192厘米、宽143厘米，碑额隶书“元祐党籍”四字。另外一块原位于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真仙岩，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由元祐党人沈千曾孙沈暐重刻，高154厘米、宽82厘米，碑额楷书“元祐党籍碑”五字，现藏于融水民族博物馆。

元祐党籍碑上有309个名字，其中很多都是北宋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包括司马光、苏轼、秦观、黄庭坚等等，元祐党籍碑记录了北宋一场持续50多年的新旧党争，一派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一派是以司马光、苏轼为代表的旧党。有意思的是那个曾经和苏轼是好友，后来又因党争反目成仇，将苏轼一贬再贬的章惇，本是新党代表人物，但因为后来也成为了蔡京的政敌，他的名字也和苏轼一起被列入了元祐党籍碑。

900多年后，当年那场你死我活的党争以石刻的方式被留存于桂林龙隐岩中，其实党争之初本是一场关于救国路线的分歧，但最终却演变成了消耗国力的派系斗争，后来两党轮流上台，政策朝令夕改，为后来的“靖康之变”埋下伏笔。但也正是因为这场党争，苏轼多次被贬，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佳话和诗词，成就了一段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

碑刻是刻在石头上的典籍，是难以磨灭的历史，我站在元祐党籍碑前，看着那些在北宋历史上掀起风云的人物，跨越时空感受他们的悲喜。如今我们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王安石和司马光是政敌，也不知道苏东坡为何一路从黄州到惠州又到儋州，但我们却记得那个砸缸救人的司马光，也记得那个爱吃荔枝和生蚝，爱发“朋友圈”的苏东坡，庙堂之上的争斗，终不敌那些温情的生活瞬间，血雨腥风的党争，最终化作了一句“也无风雨也无晴”。被刻入石碑遗臭万年的不一定是坏人，二贬苏东坡的章惇最终自己也被贬，对错有时难以界定，起伏也是人生的常态，无论顺境逆境，还是“诗酒趁年华”的苏东坡最潇洒，看淡成败，活出真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