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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辈子没干过什么大事,四十六年,最大的本事就是忍。
机床厂下岗,我忍了;经济适用房被人顶了名额,我忍了;亲戚占便宜,我也忍了。
我老婆刘桂香总说我窝囊,说我这辈子就吃亏在“不好意思”四个字上。
可2009年那个秋天,我在派出所拿到新户口本的那一刻,忽然不想忍了。
人这一辈子,总有一件事,忍到最后会变成别的什么东西。
后来我花了七天时间,下了一盘我自己都没想到的棋。
今天把这事儿写下来,不为别的,就为告诉那些跟我一样“不好意思”的人一句话:老实人不发火,不代表他心里没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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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2009年9月,我女儿周婷大四,要考研。
报名要户籍证明,她学校那边催得紧,我就拿着旧户口本去了派出所。
那天是个阴天,风从街上刮过去,卷着杨树叶,刮得人脸生疼。
我们那儿的派出所还是老楼,墙皮发黄,窗口里头坐着个年轻民警,一边敲键盘一边打哈欠。
我把旧户口本递进去,说换发新的,顺便开户籍证明。
他接过本子,翻了翻,噼里啪啦敲了一阵键盘,忽然抬头问我:“你儿子不是明年高考吗?要不要把他的户籍证明一起开了?省得你再跑一趟。”
我当时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说:“什么儿子?”
他有点不耐烦,指着屏幕说:“周子豪啊,1993年的,明年高考,系统里登记在你名下。要不要开?”
我愣在那儿,半天没说出话。
我只有一个女儿。
我活了四十六年,就一个老婆一个闺女,哪来的儿子?
我说:“同志,你把新本子给我看看。”
新户口本打印出来,塑料皮还带着机器的余温。
我翻开。
第一页是我,户主,周正海。
第二页是刘桂香,妻。
第三页是周婷,女。
第四页,端端正正印着一行字:周子豪,男,1993年4月生,与户主关系:子,1995年7月落户。
那页纸很新,比前面的都新,可上面的字迹、那个红章,都是规规矩矩的。
我捏着那个本子,手指头是凉的。
年轻民警还在等,催我:“开不开?后面还排着队呢。”
我抬起头,对他笑了笑。
我说:“开吧,麻烦你了。”
他把两张户籍证明拍在窗口台面上,我接过来,连声道谢,转身出了门。
走出派出所大门,走到马路牙子上,我才发现自己的手在抖。
抖得连那两张纸都拿不稳。
那天我没有回家,在街边公园的长椅上坐了一下午。
我看着手里那本户口本,一遍一遍地翻那页纸。
周子豪。
与户主关系:子。
我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个问题:这孩子,是什么时候、怎么、凭什么,成了我儿子的?
02
晚上回到家,刘桂香在厨房做饭,周婷在屋里背单词。
我说厂里有点事,把自己关进了小屋。
我们家那套顶楼的老破小,六十多平,小屋堆着这些年攒下的杂物。
我从床底下拖出一个铁皮箱子,里头装着家里所有的证件、老照片、还有十年前那个旧户口本。
旧户口本皮都磨白了。
我一页一页地翻,翻到周婷那一页,再往后——多出来一页。
那页纸的纸质和前面不一样,颜色也新,四个角明显是后来裁的。
更重要的是,上面“周子豪”那三个字,是钢笔手写的,而前面我们一家三口的登记栏都是打印的。
不是后来补插进去的是什么?
我坐在床沿上,就着台灯,把那页纸看了足足十分钟。
然后,一段记忆自己浮了上来。
1995年,我远房表弟马国栋,拎着两瓶酒上门。
那时候他在镇里经管站上班,是个小科员,人精瘦,眼睛活,说话一套一套的。
他坐下就给我倒酒,说我跟他哥俩好,有事求我。
他说:“哥,借你户口本用三天,给孩子办个粮食关系,三天,保证还你,完完整整。”
那时候粮食关系这玩意还没彻底作废,孩子落户、上学、分粮,都得看户口。
我跟他从小一块儿在村里长大,他叫我一声哥叫了三十多年。
我没多想,把户口本给了他。
三天后他还回来了,本子好好的,我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
十四年,我一次都没翻开过那个本子。
谁能想到,他从我户口本上借走的不是一张纸,是给我添了个“儿子”。
第二天,我跟刘桂香说去进货,骑上三轮车,去了市二中附近。
我打听到高三有个叫周子豪的学生,就在校门口等着。
放学的时候,人流涌出来,我一眼就看见了他。
一米七五的个子,瘦,校服拉链敞着,耳朵里塞着耳机,走路一颠一颠的。
那张脸,太熟悉了。
眉毛、鼻梁、下巴,跟他爸马国栋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错不了,这是马国栋家的老二,马骁。
马家两个儿子,大儿子马勇我见过,这个小的,听说从小就被送到外地上学,亲戚聚会很少露面。
我站在马路对面,看着那个男孩走远,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晚上,刘桂香看出我脸色不对。
她问我:“你这几天怎么了?丢魂似的。”
我把新户口本锁进抽屉,钥匙揣进兜里。
我说:“没事,店里进账少,愁的。”
她白了我一眼:“就你那仨瓜俩枣,愁也是白愁。”
我没接话。
有些事先不能说。
说出口就收不回来了。
03
锁上抽屉的第二天,我请孙建军吃了顿饭。
孙建军是派出所的老户籍警,干了三十多年,眼看要退休,档案室里那点事,没有他不知道的。
我没敢直说,绕着弯子问,说给孩子办事,想查查自家户口这些年的变动记录。
他喝得脸红,摆摆手:“查呗,老档案都在,你自己单位的房改记录,去房管所也能查。”
他眯着眼看我:“正海,你脸色不对啊。”
我说:“没事,就是最近才知道,有些账,欠了十四年,该算算了。”
他愣了一下,没再问。
老警察,点到即止,这是他的分寸。
第二天我骑车去了房管所,托熟人调出了2006年的档案。
那年我们市第一批经济适用房,我报了名。
厂里宿舍四十平,一家三口住了十几年,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周婷写作业只能趴在缝纫机上。
经济适用房六十多平,价格不到市价一半,那是我们家翻身的指望。
结果公示名单上没有我。
我去问,办事的说:你家庭情况不符合优先条件。
我一直以为是运气差,是自己条件不够硬,回头咬咬牙,找战友借了八万,买了现在这套顶楼老破小,产权是有了,债背了八年。
房管所的档案摊在我面前,申请审核那一栏,理由写得清清楚楚:
“该户家庭登记子女二人,子女数量较多家庭众多,不符合优先配售条件。”
子女二人。
我闺女一个,哪来的二人?
我坐在档案室里,从头到尾是凉的。
我明白了。
2006年,审核的时候,系统里、档案里,我周正海名下,有一个儿子。
一个家庭两个孩子,在排队的人堆里,自然排不到前头。
名额给了谁?给了那些独生子女家庭,给了那些“条件更好”的人。
或者,给了另外一些做了手脚的人。
我后来又查了查,2007年厂里集资建房排序,2008年独生子女家庭慰问金,条条线线,全对上了。
我全“不符合”,全“没有”,全“排不上”。
十四年。
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替马国栋养着一个“儿子”的名分。
用他的孩子,占我的名额;用他的隐瞒,卡我的房。
人家过得红红火火,孩子户口挂在我名下,两口子躲了超生罚款,保住了工作,供着大儿子,小儿子藏着掖着养大。
我呢?我在这四十平的破屋子里又熬了三年,多背了八年债。
那天从房管所出来,我复印了那张回执单,折好,揣进内兜。
回到家,刘桂香正在阳台收衣服。
我叫她进屋,把门关上,把新旧两个户口本、那张复印的回执单,一样一样摆在桌上。
她翻着户口本,手开始哆嗦:“这……这是哪来的?咱哪来的儿子?”
我说:“马国栋的二胎。”
她一下就坐椅子上了:“他敢?!他什么时候干的?”
我说:“1995年,借户口本那三天。”
刘桂香嘴唇发白,半天憋出一句:“报警!这得报警!这是犯法!”
我摇头。
我说:“桂香,你先坐下,听我说。”
“报警,派出所查下来,他受处分,孩子户口迁走,然后呢?我们得到什么?一句对不起?”
“我2006年那套房呢?我那八年债呢?谁补给我?”
刘桂香看着我,像不认识我一样。
她小声说:“那你想咋办?”
我把回执单和户口本收好,锁进抽屉。
我说:“这事,谁也别告诉,包括婷婷。我有数。”
她还想说什么,看着我那张脸,把话咽回去了。
后来她跟我说,那一刻她忽然觉得,跟我过了二十年,头一回看清我。
04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把五金店交给伙计,自己天天往外跑。
我打听清楚了。
1995年,马国栋媳妇王秀兰怀了二胎。
那时候计生抓得严,机关单位超生,罚款是小,丢工作是实打实的。
马国栋在经管站熬了几年,眼看要提拔,哪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出这种事?
两口子一合计,想了个“绝户”主意——把孩子的户口落到亲戚头上。
落谁头上?得找个老实人,找个不会翻本子的,找个出了事也不敢闹的。
全亲戚里挑来挑去,挑中了我。
周正海,国营厂工人,老实,好说话,户口本三天就还,神不知鬼不觉。
孩子出生,落了户,起名“周子豪”,送回老家让老人带了几年,后来又送到外地借读。
一家子演得滴水不漏。
十六年,马骁在自己亲爹妈名下“不存在”,在我周正海的户口本上“活着”。
我把这些捋清楚之后,去了市二中。
这回不是蹲,是直接等。
放学点,马骁又是最后一个晃出校门的,耳机挂在脖子上,书包单肩挎着。
我走上前,喊他:“马骁。”
他回头,警惕地看我:“你谁啊?”
我说:“我是你周正海大伯,你爸的表哥。小时候抱过你,你不记得了。”
他打量我几眼,没什么兴趣:“哦。有事?”
我说:“没事,请你吃个饭。”
他本来想拒绝,我补了一句:“我想跟你聊聊出国的事。”
他眼睛动了一下。
学校对面的小饭馆,我点了四个菜,他要了一瓶可乐。
这孩子心事重重地扒拉米饭。
三杯酒下肚,我慢慢把话往他心窝子里引。
“听说你想出国?”
他筷子停了:“你听谁说的?”
“你爸妈不让,嫌贵,让你考省内师范,对不对?”
他不吭声,等于默认。
过了半天,他忽然开口,声音哑的:“他们根本没问过我想要什么。”
“从小到大,我哥上什么学,他们托人找关系;我,一句'为你好',就把我发配出去。”
“我在这家就是个多余的,户口都他妈不在家里,我算他们家什么人?”
我心里咯噔一下。
原来这孩子什么都知道。
他知道自己的户口不在爹妈名下。
他只是不知道,挂在了谁家。
我从包里拿出一样东西,推到他面前。
户口本复印件,翻到“周子豪”那一页。
他拿起来看,越看眉毛皱得越紧。
“周子豪……与户主关系:子……”他抬起头,“这是谁的户口本?”
我说:“我的。”
“你的?”
“我的。法律上,从1995年起,你是我儿子,我叫周正海,我是你的监护人。”
饭馆里吵吵嚷嚷,我们这桌静得可怕。
他捏着那张纸,手指发白,半天说出一句:“所以……这些年,我在你名下?”
“对。”
“我爸妈,为了躲罚款,把我……挂在你家?”
“对。”
他低下头去,肩膀绷得紧紧的。
我看见他眼圈红了,可他硬是没让眼泪掉下来,抬起头的时候,脸上是那种十六岁孩子不该有的冷笑。
“哈。”他说,“我就说,我哥怎么不姓周。”
我没笑。
我把复印件收回来,又从包里拿出一份留学中介的宣传单,还有几张预科项目的资料。
我说:“马骁,我现在告诉你这些,不是找你爸妈算账,是给你指条路。”
“你想出国,卡在两个地方,一是钱,二是监护人签字。”
“你爸妈不同意,这个字签不了。但是——”我拍了拍户口本复印件,“法律上,我才是你爸,这个字,我来签。”
他愣住了。
愣了很久。
那双眼睛里的东西,一点一点地变,从警惕,到怀疑,到不敢置信,最后亮起来。
他声音发颤:“你图什么?”
我想了想,跟他说了实话。
“我就图一件事。”
“我这辈子吃亏吃太多了,临到半百,想扳回一局。”
“你就当——我在尽一个户口上的义务。”
他盯着我看了足足一分钟,忽然问:“费用呢?出国第一年的钱,不是小数目。”
我说:“我来垫。但是白纸黑字,算借,监护人借给被监护人的,等你将来出息了再还我。”
“还不上呢?”
“还不上,就当我给儿子花的。”
他又不说话了。
这孩子聪明,我看得出来,他脑子转得飞快,把我这话里的每一层都拆开看了。
最后他站起来,冲我深深鞠了一躬。
“周叔。”他说,“我听你的。”
我纠正他:“叫爸也行,法律上,没毛病。”
他脸红了,半天,低低地喊了一声:“……周爸。”
05
那一个星期,我过得像个特种兵。
2009年的秋天,留学中介还不大规范,什么事都要跑断腿,但好处是——不联网。
户口不联网,学籍不联网,连监护关系公证,看的也就是户口本和身份证。
没人会多问一句:咦,你这儿子怎么跟你俩一个姓?
9月15号,我请了当年战友赵国平吃饭,借了他十万,自己取了九万八的定期,凑了将近二十万。
9月16号,中介定了方案:先去读一年语言预科,在墨尔本,学校、住宿、保险全包,费用十九万六。
9月17号,我拿着户口本、身份证、马骁的身份证,去公证处办监护人声明公证。
公证员是个大姐,翻着户口本随口问了句:“孩子妈妈呢?怎么监护人只有你一个签字?”
我说:“孩子妈走得早,我一个人带大的。”
她“哦”了一声,盖了章。
9月18号,资金证明、体检、签证材料全部递上去。
9月20号,签证下来了。
与此同时,马骁那边跟家里撒了谎,说学校组织高三封闭集训,一个月不许回家,手机统一保管。
马国栋那时候正忙着提拔考察,镇里组织部天天谈话,他顾不上儿子。
王秀兰倒是念叨了两句,被马国栋一句“男孩子关一关好,别耽误我前途”给堵回去了。
两口子,一个在官场套话里转圈,一个在麻将桌上鏖战,谁都没多看儿子一眼。
9月23号,送机。
早上五点的机场,人不多,灯白得晃眼。
马骁换登机牌的时候手一直在抖,办完托运,他站在安检口,回头看我。
这孩子平时吊儿郎当的,那天站得笔直。
他说:“周爸,钱,我一定还。”
我说:“还不上就回来给我看店。”
他又说:“我爸妈那边……我以后自己跟他们算。”
我说:“那是你的事,你自己掂量。”
他点点头,忽然跑回来,抱了我一下,就一下,松开,转身进了安检。
隔着玻璃,我看见他在人群里冲我挥手。
飞机起飞的时候,天刚蒙蒙亮。
我一个人坐在候机楼的椅子上,手里捏着一沓票据:中介合同、公证书、汇款单,还有一张借款协议,借款人签名那一栏,我犹豫了一下,写的是——周子豪。
十点半,手机响了。
马骁的短信:“落地了,一切顺利。周爸,我到南边了。”
我看着那条短信,把手机揣回兜里,走出机场,阳光刺得眼睛疼。
七天。
从我决定出手,到孩子落地澳洲,七天。
我坐在回家的公交车上,靠着窗户,忽然想起1995年马国栋拎着两瓶酒上门的那个晚上。
他管我叫哥,说三天就还。
我等了十四年,才知道他“借”走的到底是什么。
现在,我用七天,把这场账,先记上了第一笔。
06
孩子落地第六天,出事了。
那天夜里十一点多,我和刘桂香刚睡下,防盗门被人擂得山响。
不是敲,是擂,拳头砸在铁皮门上,砰砰砰,整面墙都在震。
刘桂香一把抓住我的胳膊:“谁啊这是?”
猫眼里的声控灯亮了。
我看见马国栋和王秀兰站在楼道里,声控灯惨白的光打在他们脸上——两张脸,煞白煞白的。
王秀兰的妆全花了,头发乱着;马国栋那件体面的夹克皱成一团,一只手还保持着擂门的姿势。
刘桂香也凑过来看了一眼,倒吸一口凉气。
我打开门。
门刚开一条缝,王秀兰的膝盖一弯,整个人就跪了下去,扑通一声,结结实实砸在我家门槛上。
她一把抱住我的腿,嚎啕大哭,哭声大得整栋楼的灯一层一层全亮了。
“哥——正海哥——你把孩子还给我们——求你把孩子还给我们——”
马国栋这个在镇里人五人六、平时最爱面子的人,双手死死扒着我家门框,指节发白,身子一点一点往下出溜,喉咙里发出一种像是从井底捞出来的声音:“哥,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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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我把王秀兰从门槛上拽起来,拽不动,她整个人像滩泥。
最后是刘桂香搭了把手,两个人才把她架进屋,按在沙发上。
马国栋跟进来,反手带上门,站在那儿,腿还在抖。
我给他倒了杯水,他手一抖,水洒了一裤子。
“说吧。”我坐下来,“大半夜的,怎么了?”
王秀兰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翻来覆去就那一句:“把孩子还给我们……把骁骁还给我们……”
我不急,就坐着等。
等她哭够了,换气的时候,我慢悠悠问了一句:“哪个骁骁?”
王秀兰的哭声卡住了。
马国栋的脸“唰”一下又白了一层。
我看着他:“马站长,你上门哭我儿子,我得问问清楚——我儿子不是在墨尔本读预科吗,走之前监护人声明、借款协议,白纸黑字,哪个环节不对?”
马国栋的嘴唇动了半天,没出声。
还是王秀兰先绷不住的,她哭着喊:“那是我们儿子!马骁是我们儿子!你凭什么把他弄出国!”
我等的就是这句。
“你们儿子?”我从抽屉里拿出那本新户口本,翻开,拍在茶几上,“来,指给我看看,哪页写着你们是他爹妈?”
“法律上,他叫周子豪,是我的儿子,监护人签字送他出国,天经地义。”
“倒是你们——”我往前凑了凑,“1995年,超生,伪造材料,把孩子户口骗落到我名下,躲罚款,保工作。这每一条,单拎出来,够你喝一壶的吧,马站长?”
马国栋的眼角抽搐了一下。
他忽然把腰直起来了。
人这种时候,软的使完就该来硬的了。
“周正海。”他声音沉下来,“你别给脸不要脸。我告诉你,你这是拐骗未成年人!我可以报警!我还可以找媒体!让你这五金店开不下去!”
我笑了。
“报警?好啊。”
我把户口本往他面前又推了推:“你去报。警察来了第一件事,查这户口怎么来的。查1995年你们两口子办的这些材料。”
“再说,拐骗?马骁十六岁,自愿出国,监护人签字,有公证书。你告我什么?告我把'我自己的儿子'送出国念书?”
“至于媒体——”我往后一靠,“你今年不是在提拔考察吗?组织部正看着你呢吧?你想让全镇知道,你马国栋有个藏了十六年的私生子户口?”
他脸上的横肉跳了几下,那点气焰,像被针扎了的气球,“噗”地瘪了。
屋里一下静下来。
王秀兰瘫在沙发上,一边抽噎一边看我,那眼神里是哀求,是绝望,还有一点别的东西——恐惧。
真正的、深入骨髓的恐惧。
我打量着他们,慢慢开口:“我就奇怪了。孩子出国,手续齐全,他一个大活人,落地就给我报了平安。你们俩这是哭什么?怕什么?”
“怎么就……吓成这样?”
他们还是不答。
马国栋坐在那儿,两只手绞在一起,指关节攥得咯咯响。
王秀兰的哭声低了下去,变成一种断断续续的呜咽,她盯着自己的鞋尖,像那儿写着答案。
我把茶缸子端起来,吹了吹热气。
“不说是吧?行。”
“门在那边,慢走不送。”
王秀兰猛地抬起头。
下一秒发生的事,连我都没料到——她整个人从沙发上滑下来,重新跪在地上,一边哭一边给我磕头,额头一下一下砸在地板上。
“正海哥,我说,我全说……你别赶我们走……”
马国栋想去拉她,拉不动,自己先蹲下去,捂住了脸。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蹲在别人的客厅里,像个犯了错的小孩。
08
王秀兰那天后半夜说出来的话,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她说她有三本账,压在他们两口子身上,压得他们连报警的念头都不敢有。
第一本账,是马国栋的乌纱。
2009年,马国栋四十四岁,镇经管站副站长,提了八年没动,今年好不容易等到正职空缺,提拔考察已经进了公示程序。
公示期,最怕的就是“被人反映情况”。
“组织上找我谈了三次话。”马国栋蹲在墙角,声音哑得像砂纸,“三次。眼看着就要下文了。”
可就在这节骨眼上,儿子出国的事炸了。
更要命的是——马骁登机前,在枕头底下留了一封信。
信是写给他爸妈的,也是王秀兰前天收拾房间才发现的。
信里的话不多,但刀刀见骨。
“你们藏了我十六年。我的户口不在你们名下,在你们嘴里我从来就是'那个小的'。你们不是怕罚款,你们就是嫌我多余。现在我走了,去一个你们管不着的地方。别找我。”
“他说他知道自己的户口挂在别人家。”王秀兰说到这里,整个人都在抖,“他全知道……他一直都知道……我们以为他什么都不懂……”
“他要是去澳洲跟那边一说,人家一查,户口是假的,监护人全是套的……骁骁要是跟你们这边……跟正海哥你这边,把当年的事往出一捅……”
“考察组不用查我别的,就这一条,就够把我撸到底。”
“我不敢报警。”马国栋把脸埋在手掌里,“我连报警的念头都不敢有。报警,警察第一件事就是核户口,核下来,全完了。”
第二本账,是他们要失去这个儿子了。
马骁落地之后,一个电话没给他们打过,一条短信没有。
王秀兰打了四十多个越洋电话,全部拒接。
“我就这么一个……”她哭得快背过气去,“我十月怀胎生下来的……以前他在跟前,嫌他烦,嫌他犟,现在电话都打不通了……”
“正海哥,我儿子管你叫周爸……他管你叫爸啊……”
这话像根针,扎在我心口上,又疼又快意。
第三本账,是我摆在他们面前的那份借款协议。
十九万六,第一年全部费用,写的是“监护人周正海出借给被监护人周子豪(马骁),用于留学费用”。
“你们要接回孩子,要变更监护关系,行啊。”我把协议抽出来,放在桌上,“先还钱。你们不是要儿子吗?先把'儿子'欠的钱还了。”
“再说,变更监护,得去派出所,得走程序——一走程序,1995年的事就全翻出来了。”
“所以你们看,”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哭,没用。闹,没用。报警,更没用。”
“现在,该谈谈条件了。”
天蒙蒙亮的时候,谈判结束。
我开了三个条件。
第一,2006年经济适用房被刷掉的损失,按当年房价折算,补给我。
第二,白纸黑字写一份情况说明,把事情始末写清楚,双方签字,各执一份。
第三,马骁去留,由孩子自己决定,谁也不许替他做主,更不许用亲情绑架他。
马国栋还想讨价还价:“哥,房子那个数太大,能不能分期……”
王秀兰一把抢过笔,在协议上签了字,按了手印。
她签完,把笔一扔,看着我,眼睛肿得像桃:“正海哥,电话……让我跟骁骁说句话……”
我当着他们的面,拨了越洋电话。
通了,响了两声,接了。
我把手机递过去。
王秀兰捧着手机,就像捧着她儿子本人,哭着喊了一声:“骁骁……”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很久。
然后,一个声音,平静地传过来:“妈。”
就一个字。
王秀兰嚎啕大哭。
一个月后,补偿款到账了,一分不少。
情况说明锁进了抽屉,和2006年那张复印的回执单放在一起,一页压着一页。
马骁没有回来。
他在电话里说,预科读完再决定,他和爸妈恢复了通话,一周一次,但过年没回家。
除夕夜,我和刘桂香、周婷在屋里包饺子,电视里春晚吵吵嚷嚷。
手机响了。
越洋电话。
我擦擦手接起来,那头是那个熟悉的、已经带了一点异乡腔调的声音:
“周爸,新年好。”
我应了一声:“哎,新年好。”
“饺子什么馅的?”
“韭菜鸡蛋,你妈调的馅。”
那头笑了一下,又说了一句什么,信号不太好,断断续续的。
我说:“行了,好好念书,钱不够说话。”
挂了电话,我回到桌前,继续包饺子。
刘桂香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问。
桌上摊着新换的户口本,翻开,“周子豪”那一页还端端正正地夹在里头。
我没去派出所销那一页。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销。
窗外有人家放炮,噼里啪啦,烟花升起来,照亮了半个夜空。
我捏着手里的饺子皮,忽然想起马骁走之前在机场说的那句话。
他说,钱,他一定还。
我心想,还不还的吧。
这个“儿子”,是别人硬塞给我的。
可这口气,是我自己争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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