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一位具有国际视野的忠厚长者——我记忆中的董建华先生

学人简介：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1992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就职于哈佛本科生院（Harvard College）、澳洲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RSPAS，ANU）、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等。作者授权发布。

已经进入晚秋，中国文化传统里有“悲秋”主题的无数作品。看到枯黄色的落叶飘零，听到萧索秋风夹带着细细秋雨滴滴答答，但凡有一把年纪的人，每逢到这样的情形，就禁不住回想起前不久离别世间的人。他们或是与自己有过交往，或是对自己具有某种意义。年初至今逝去的几位知名人士里，我欲对四位作点评说。

第一位是董建华先生。我与董先生面对面交谈只有两次。记得是在2006年初夏，我被约陪同从华盛顿专程来访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中层成员，去董先生寓所作拜见。卡内基基金会时任总裁马修斯（Jessica T.Mathews）博士，向董介绍了一个新方案，请他指点。该基金会总部位于华盛顿，但希望能够在最短时间里，开设几个在美国之外的小型研究分部，或曰中心，或曰联络办公室。大背景是全球化势头与日俱增，把愈来愈多的国家和地区席卷进来。由此带来的发展机会多多，而可能引发的矛盾和冲突也难以避免。为了对这个复杂的大趋势有前瞻性研究，快速提供政策建议，就需要站在全球立场上作接地气的合作调研，而不是仅仅立足于美国看全球化。

1997年7月1日，董建华先生在香港会展中心宣誓就职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

首批选中的研究分部所在地第一个是贝鲁特市。那里是近代史上中东与西方交往的一个汇集点。优势是黎巴嫩国家比较宽容开放，对东西南北四方来的商人和宗教信徒都能接纳。所以在那里开始卡内基研究分部有助于向美国各界传递来自中东各派势力交手的动向。第二个是莫斯科。苏联解体时，卡内基基金会参与了一项国际合作项目，努力说服莫斯科和其他几个拥有核武器的前共和国，放弃核武和相关的原料，相关经费由国际机构资助（至少乌克兰和塔吉克斯坦是这么做了CEIP Newsletter,15/09/2026），确保欧亚交界地区不再生活在核子威胁的阴影之下。进入二十一世纪，俄罗斯的政界、军界和社会精英层面，又浮现出令人不安的一些迹象。激进的民族主义乃至大国沙文主义在某些政客手里，似乎又变成富有召唤力的动员工具。成立莫斯科研究分部，就是要努力帮助俄罗斯沿着和平发展的路子向前走。

第三个是北京。中国正在全方位地参与全球化，各行各业从上到下都在认真参照和学习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沿着这个开放的大方向朝前走，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国有希望成为全世界前三名最大的经济体。同时，中国的军队现代化也在稳步迈进。周边国家的政界军界有不少要员对此颇为担心，因为1949年以后，中国在朝鲜半岛、北越和中越边境、中印边界、中苏边界、南海水域，都介入过规模不等的武装冲突。邻近国家的担心经常联系到历史背景，等到经济实力大增以后，中国会不会更倾向于以武力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领土领海纠纷？不过在美国，有愈来愈多的声音鼓吹，只要美国与中国培植更多层面的相互理解和信任，美中之间就不至于发生严重误判，合作的基础就会变得更厚实。如果美中携手出马，国际事务中的许多麻烦也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就是不久后被称为G2 的倡议。开设北京研究分部，正是出于这个长期的国际战略考量。第四个研究分部考虑设立在印度，但是很难在亚洲开设两个分部。如果在北京的分部运作顺利，就不会近期内在印度设立分部。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比印度更重要。恳请董先生对卡内基基金会筹划在中国开展的研究项目提供高见。

董先生耐心地听完了马修斯博士的介绍，平缓地说到（大意）：你们在北京开办研究分部，一定要时时把中国方面考虑的大事放在议事日程上。对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美国有美国的展望，中国有中国的展望，不可能完全重合，但要找到最接近的合作部位，帮助中国化解高层最关切的国际问题。只有这样，中国方面才会觉得，你们花钱开办北京的研究分部，不只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也是为了帮助中国的和平发展。你们的分部一定要尽量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思考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如何去应对。

我们几个人认真地听取董先生的谆谆建议，他如此的诚恳和耐心，令我们感怀不已。那年头他已经辞去香港特首的行政官位，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位置，然而一点官话套话都没有。在我们向他请教一个多小时以后，他说还有其他的约会，提前告辞。但他马上让服务人员为我们端上来白葡萄酒和凉菜甜品，表示对我们登门拜访的礼遇。

有必要解释，时任卡内基基金会总裁的马修斯博士，她的母亲是美国第一位两次获得普利策奖的女记者巴巴拉. 塔奇曼（BarbaraW. Tuchman）。她费力撰写的名著《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 至1945》（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年11 月版），影响了美国几代人对美中关系的理解。在我们请教的过程中，董先生也提到了这部名著。

我们拜望请教了董先生以后一个多月，我很开心地被香港科技大学第二任校长朱经武特批，离开香港教职到北京全职工作，成为卡内基基金会北京联络办公室的代表，兼作资深研究员。这个项目正式挂牌叫“美中应对全球化挑战合作研究”。那几年里，我作为在地工作人员，时时回味董先生对我们的告诫，要把中国高层最重视的事务，纳入我们的合作研究规划之中。所以我们花费资源最多的两个研究课题，第一个是朝鲜半岛的核武器导弹发展对东北亚的威胁乃至对美国本土安全的冲击。第二个是协助中国主办2008年奥运会顺利进行，这是全球绝大多数华人期待的盛事。我们在北京的政策研究和密切来访的研究团队，帮助了这两个主题上的工作。我本人同时参与了中国与全球化的另外两个项目。一是中国与东南亚的交往，特别是湄公河流域6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和可持续发展的合作。二是中国与欧盟之间在法律领域（劳工法、环境保护法、合同法、国际商业纠纷调解等）的合作。前者属于当时中国最高层高度重视的“周边外交”，后者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乐意推展的。我如此主动积极地参与，也是合乎董先生当初的指点：卡内基基金会在北京的项目，始终要站在中国的角度观察和分享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提供参考方案。

我们第二次听取董先生的诚恳言词，是在2008 年春夏之交。我们在华盛顿召开卡内基基金会年度总结会议后，几位资深研究员应邀与从香港过来的智库筹备小组见面聊聊。我们在市内靠近使馆区街道的一家餐厅里，找到对外敞开的走廊。董先生面带微笑地告诉我们（大意），他现在最主要的工作目标是推进中美双方的多层面交流。参与交流的既包括两边的政府机构，也包括智库、学界、工商界、传媒界和青年团体。他说为此长远目标，决定成立一个基金会。他简要说明后，说还要面晤美国几位朝野要人，匆匆告别。他率领的香港来访小组继续与我们座谈。他们正在筹办的交流基金会，主要有两大背景。首先是国际社会愈来愈瞩目“中国崛起”的势头，这将会刺激美国各界决策层作出何种反应？会不会导致一部分势力把中国作为美国的未来主要威胁？其次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枢纽城市的香港，如何能够在美中关系之间，起到沟通和缓冲的作用？董先生带来的这个小组，是为着成立“中美交流基金会”（China United States Exchange foundation，CUSEF），拓展双方交往的渠道。在董先生的视野里，中美之间的关系牵涉面那么广，香港作为桥梁理应是互相对话、互相了解、寻找合作空间、化解可能危机的适当地点。

近些天来本港和内地的议论，都提到董先生是一位忠厚长者，《信报》的许多短文称呼他为“董伯伯”，反映的正是他的这一特征。我还要特别强调，他是一位具有国际视野的长者。他在担任特首期间，虽然遇到来自境外的几次冲击，却强调香港的未来必须是保持和拓展与外部世界的各类联系畅通。他同时坚信，香港理应继续是中国内地与发达世界交往的桥梁。只有这样，香港与内地才能同时繁荣。董先生有此明智观念，既是与他成长和学习的个人背景息息相关，也是与他家族基于香港的海运事业相关。这些经历使他视野开阔看得清楚，华人社会必须保持与外部世界的自由流通，个人的成才和家族的旺盛才有活水富源。这篇短文，权当是我献给董先生的一枚纪念邮票。